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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迪访谈录:六月的雪,飘落在它处

2019-03-20 09:1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雪迪

雪迪,出版诗集《梦呓》《颤栗》《徒步旅行者》《家信》,著有诗歌评论集《骰子滚动:中国大陆当代诗歌分析与批评》;出版英文和中英文双语诗集9本。作品被译成英、德、法、日本、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文等。

编按】雪迪,著有四卷文集和一本当代中国诗歌评论。他的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过Across Borders, An Ordinary Day,  Another Kind of Tenderness, Zone and Heart into Soil等书,以及袖珍本诗集Forgive, Cat’s Eye in a Splintered Mirror, Circumstances and Flames。雪迪目前供职于布朗大学。本文编译自2012年美国“中国年口述历史计划“的一次访谈。

Q:感谢你参与中国年口述历史计划……读过你的文字和各种访谈之后,我很想听听你自己的故事,听听在“文革”时期的中国长大是怎样的一种经历。我想问的是,在“文革”期间长大是什么样,在来美国之前你早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雪迪:感谢你安排这次采访。要回答你的问题,我必须从……从我出生讲起吧。我1957年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我六岁那年,父母离异。当时,中国的离婚率是非常低的,因为工作单位、领导干部、地区都想方设法控制这类事情。即使夫妻生活相处得不好,他们仍然不容易分开,因为凡事都得工作单位或政府批准、盖章才办得到。他们不会轻易批准离婚的。所以,当我六岁那年,在学校里,孩子们得知我父母离婚了的时候,他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他们就以为是我的原因,我父母离婚肯定是因为我不好,因为我是个坏孩子。

每天一放学我就快跑,因为我不想挨打,我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孩子要打我。我回家问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可爸爸也说不出什么。那时候,我是个孤单的孩子,因为母亲改嫁,父亲再婚,我的继母实际上不能接受我和他们一起住,所以我不得不一个人住在宿舍。每天夜里我都会做噩梦,怕静,怕走廊里的脚步声。我会用东西顶在门上,让自己感觉踏实些。晚上的生活就是这样。到了白天,我不得不去上学,忍受屈辱和恐惧。

然后就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了,持续了整整十年,一直到1976年。

在此期间,所有的学校,学院啊大学啊都被关闭了,我们都不上学了。这时到了我该去上大学的时候,却没有大学可上。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老师们都被赶到乡下,跟农民一起生活,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改造自己的思想。外国文学、当代艺术,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文革的批判对象。文革是中国大陆的一场灾难,我们称之为十年浩劫。我就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中长大的。从我个人经验上来说,那是一种非常迷惘和痛苦的经历;在社会层面,国家经历了动荡、打砸抢的暴力和教育上的缺失。那时我在理科方面表现比较出色。我的老师希望我能发展这一兴趣,而我的父母都是医生,希望我学医。可我的生活经历,加上当时的社会气氛,使我不想往这方面发展。于是有一天,我读到了一本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写的诗集。这本书是被人遗弃在走廊里的,因为那时候,拥有这样一本书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我读了这本诗集,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阳光,感受到自然,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都在那本书里面,存在于那些诗行之间,带我远离了我生活的那个世界。所以,文学成了我的兴趣所在,我开始成为一个诗人。

Q:是啊,我其实很感兴趣地发现,有一次在采访中,你提到普希金是启发你写诗,和打开你的眼睛看到诗歌之美的第一人,然后第二个是波德莱尔,第三个是叶芝。我感兴趣的是,你最初受到的主要文学影响都来自西方作家,而不是中国文学 ——像唐诗什么的,我以为那种影响应该是根深蒂固的,是所有中国孩子成长中都知道和背诵的东西,是文化中非常核心的部分。所以我的问题是:首先,你是怎么发现到这些外来的…… 比如,文革期间被禁止的作品。你是如何接触到的?你读到的都是翻译过来的吗?

雪迪:是的,我读到的是中译本。不要忘了,在文革期间,我们的传统是被割断了的,这也包括我们与古典诗词之间的联系。这是一方面原因——我的意思是,那时没有学校可上,没有老师来教,没有人引导我们如何遵循传统;文革时期没有这样的事情可言——所以我,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能够专注于自己的传统。同时,作为禁书,世界文学对我们充满了诱惑,一旦能辗转拿到自己手上,我们读起来就如饥似渴。毕竟,生活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社会,获取外部资讯都成了一种奢侈。我们的头脑和思想都是由社会控制着。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多么希望向世界敞开自己,去接纳更多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尽可能向外部探求,努力寻找知识宝藏,从文学中吸取养分。当然,我们能找到的是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所以,一方面是文革割断了我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是我们对西方文化如饥似渴。但现在,住在美国,生活在异乡,当我重新思考我的文化之根,我发觉自己醉心于唐宋诗词之美,对中国古典文学越来越重视。我新的写作仍充满我对当代情境的思考,从表达到经验,但在写作技巧上,我更多地吸收和借鉴古典文学和诗歌传统。

Q:你提到文革是从1966年到1976年,而你来到美国在1990年,当时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时期?

雪迪:对。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当时没有大学可上,所以我高中毕业后去上了两年的培训学校。别忘了,当时学生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有点像适龄的人必须服兵役一样。文革期间又没有别的选择,毕业了就得去到农村与村民同吃同住,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接受那种生活方式。由于我父母离异,我跟我父亲生活,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没有孩子,所以我算是家里的独子。按照当时的规定,有些特殊情况下是可以豁免上山下乡的。其中就包括如果父母年迈,家里又只有一个孩子,那么你可以留下照顾他们。我就是属于这类情况,所以我很幸运,没有离开北京到农村去。虽说高中时还是去军训了好几个月,但所幸没有被迫去乡下耗费三、五年的生命,而是去了一个特殊的培训学校,学习制造灯泡。那时候,教育和研究机构虽然都不存在了,但工作仍然需要有人来做。整个分配系统乱套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直接进入就业阶段,所以一种特殊的培训学校就应运而生,其目的是职业训练。我就是进了这样一所学校。在进行了两年的培训后,我就进了北京电光源研究所,制造胶片投影灯泡和从事质量鉴定方面的工作。电影院里面的投影是使用强光打上去,灯泡的寿命通常很短。因此,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就涉及如何延长灯泡的使用寿命。我在那里工作了8年。当然,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开始将大量精力投入写作。我就想办法托病,用休病假的方式呆在家里写啊写。我在中国的写作大部分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Q:布朗大学是怎样发现你的诗作的?

雪迪:我在1989年已经有作品在美国翻译出版,我的译者还将我的作品转给了美国笔会。1990年,我获得了一项重要的奖。由于PEN美国已经对我有所了解,所以他们联系了几所美国的的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顶尖的大学,布朗大学也在其中。小说家鲍勃·库弗与该校的校长Vartan Gregorian一起,促成了一个为中国作家提供支持的写作计划。两个诗人,一个小说家;小说家是从巴黎来的,另一位诗人已经在纽约生活。我呢还在中国,拿着赴美的邀请函。我为了取得赴美的签证费了不小的周折,因为我要先拿到一本护照。那时候在中国,一般人是没办过护照的,从小到大有的只是一个户口本,作为户籍证明。要想出国首先必须拿到护照,然后才能去办签证。我为了办护照等了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后,我拿到护照;两个星期后,我的签证就批下来了。这样,我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

Q:你提到过,当初你在中国写诗,多是传达一种向外的能量,与封闭对抗,与自己的童年对抗,与社会的结构对抗,在此过程中你有了自己的价值。那么,来到美国,那些要对抗的东西瞬间从你眼前消失,你感到失落,并开始向内审视。所以,你的诗歌创作是否也伴随了你的这一心路旅程?

雪迪:绝对如此。你知道,诗歌肯定反映着诗人自己的历史。诗歌是对你所理解的生活的一种表达,折射着你对事物的情感,以及你的外部与内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不同的阶段,你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诗歌,以及任何艺术作品,总是会反映出这一点。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正如我所说的,由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社会,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向外部伸展,想要看到外面的世界。这就像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门,没有窗,没有灯光的房子里,所有你想做的事,你所能做的,就是凿墙,凿啊凿,跟这堵墙较劲,努力地凿个洞出来,或者哪怕只是打开一个裂缝,为了得到一点阳光,听到鸟儿唱歌,看到外面的绿色。因此,所有的能量,行动,都形成一种对抗,针对那些压迫你的东西,那些包围着你的恐惧。所以我会说,我在中国时的写作风格是外向型的,带有很多情绪,很多呼喊和愤怒;一心想把它释放出来。当我来到这个国家,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当然你也可能在很多方面仍然并不自由,比如要面对家庭或其它各种负担,但在一般情况下,我是指思想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给你这么多自由,这么多选择,令我感到对抗的能量突然间消失了,因为没有了对象,在你面前没有了对手。你没必要跟这个社会较劲,因为这个社会已经为你提供了这么多的可能性。我开始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后来我明白,成长在一个关闭的社会,我们学到的所有东西就是对抗,艰难图存,一旦觉得不幸就会抱怨,往往无暇顾及内心世界和思考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经验。当我来到布朗大学,最初几年我得到很好的资助,这给了我时间去思考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文化。我逐渐转向内省,把我的能量、思想和情感导向内在,向内深入挖掘,去更多地思考作为人的命题…… 思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我能做什么。所以我的写作也自然地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在中国时,我在写作中注入的更多是情感,但自从我来到这个国家,我的写作变得更深沉,更安静,更多向内的能量。我觉得自己开始与更深层的存在相联系。这比我在中国时的写作要深刻得多。

Q:你还提到,诗人必须站在前卫的、甚至不从属于这个社会的立足点发声,诗人不能只是表达他们个体的心绪,而是要从某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集体意识出发。你是如何从自己的经验来透视这个世界的?

雪迪:写作风格往往是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对于我来说,由于我有一段苦涩的童年,曾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不公正甚至残酷的社会里,感受到人生所遭受的侵犯,所以我不只是想着自己和通过写诗来发泄我自己的悲苦,愤怒和恐惧。我想的更多的是通过自己这样一个具体的存在,去了解世界和人性。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写作方式。愈深入了解自己,也就愈深入地了解人性,也就愈能够通过写作将自己投身到人类和社会中去。这是我选择的生活的方式,不只是为自己呐喊,而且还针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上所有不公、贫困和暴力,以及各种各样带给人类危险和痛苦的东西。通过我的诗,我的写作,为所有受这些东西困扰的人们诉说。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一切都充满喜悦,那不只是我一个的喜悦,那将是所有人的喜悦。

Q: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全球意识下的沟通诉求和情感表达上,你是否认为有什么是诗歌能够达到而散文所达不到的?

雪迪:诗歌和散文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写作。诗歌更严谨,且有更多的想象空间,里面有很大的留白供人们去感觉。而在散文中,你可以言无不尽,你可以一五一十。诗歌不同,诗歌是要说出一半,留下一半的空白给你回味,给你代入自己的生命,来激发你自己的感悟与想象。这是诗歌与散文的区别。但是,对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对我来说,生活在异乡,不用为所思所想担惊受怕,不用因为诚实的写作而恐惧,我当然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要替那生活在另一种环境的人们诉说和写作。我相信,诗人以及所有优秀的艺术家都不应该只是把自己的活儿做得“漂亮”,虽然这也是需要做的;更主要的是要真正进入自己的世界,更好地了解身处的世界。我相信这才是该走的路。当一个人具备创作才华的时候,这就不仅是针对艺术家本人的日常生活而言。我相信艺术家的天份在于,当他们真正听从内心的时候,他们的心也应该感受到他人的心。艺术家的心里装的不应只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它会与人类的悲欢紧密相连。艺术家的天份使得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技巧和风格,去接纳、感受并呈现出他与人类相连的那部分。我相信,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很多人觉得艺术就是纯粹的艺术。如果你在更宽、更深的领域来讨论艺术,那就是一个人与自己的联系,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并通过内心去感受事情背后的,周围的,或超越的东西。

Q:你是用中文写诗的。上个月在约翰·尼古拉斯·布朗中心(John Nicholas Brown Center),你与阿米塔夫·戈什(Amitav Ghosh)、哈金、David McKirdy出席研讨会时,你提到现在,随着你的英语有了进步,你开始与译者为你诗作中一些特定字眼的翻译发生争执。在将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你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困难和挫折?在中文里,每个字都像多棱镜一样折射着很多不同的含义,其文化内涵往往超出一个字的字面意思本身。那么,在翻译过程中你是否觉得会丢失某种文化上的感觉?

雪迪:我认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化,其本身的含义,和自己的深度。有很多东西在语言方面是如此独特,只有这一种语言能够真正描述它发生了什么。不幸的是,诗歌不像绘画、雕塑或音乐那样,这些东西无需翻译,直接存在于你的眼睛和你的心灵之间,与你直接沟通。但对于写作来说,为了让人看懂,你必须先翻译,而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这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会有些语言的神韵流失掉。当你写出一个汉字,它是象形的,你首先看到的是图像。例如,我的名字叫雪迪。当写出第一个字“雪”的时候,几乎可以感觉像雪飘落在地面上一样。当你翻译的时候,当然,这种感觉将会丢失。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速度,节奏,尖锐性,这些在翻译中都将或多或少地失去。但从意思本身上来说,我倒是相信翻译的问题不大,因为思维、思考是可以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的。但语言的独特性将被丢失。然而,真正好的译者是可以在一个语言的历史基础上,将语言之美尽可能地转移到另一个语言中去。他们可以尽可能承载所有的语义,所有的思维,思想,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我相信,这部分是可以承转的。但无论如何,不幸的是,除了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有没有其它办法可以让写作实现跨文化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诗歌翻译一直存在着;译作将永远不会消失,就像我到处读到的普希金,或波德莱尔,或者威廉·巴特勒·叶芝。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些诗,尽管我是通过中文来阅读它们。当然,如果我用英语读这些诗,它们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美。但由于翻译得非常好,我完全沉浸在它们译成的文字中,它们打动了我,也在中国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Q:我才发现,原来“雪迪”其实是你的笔名。那你可否说说你为什么会用这个笔名写诗?

雪迪:我原名李冰。无论是我的名还是姓,在中国都是最流行和最有代表性的。李是中国百家姓中最大的家族姓氏之一。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皇帝姓李。还会赐姓给效忠者,然后代代相传。这就是为什么李姓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姓氏。 “李冰”放在一起更是中国最常见的名字之一,就像在美国起名叫“约翰·史密斯”,对于一个诗人,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名字本来就不是很好。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敲我的门(我们那时候电话还不普及),说:“嘿,刚刚看到你有一首诗发表了,写得非常糟糕,怎么竟然敢发表呢?”我问:“你在说什么?”于是我看到报纸上,跟我同名同姓,李冰!而且,他说对了,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糟糕!这种事情发生过几次。有时我走在街上,听到有人喊一声“李冰”,我会停下来,一转身,看到还有其他十个八个家伙也转身。所以,我最终还是用笔名,起一个独一无二只代表我的名字。我在北京长大,在这个人口庞大的首都,几乎看不到大自然,没有太多树和绿意——文革期间人们根本不把环境当回事。虽然我在文革期间的成长经历真的很痛苦,但我热爱自然。然而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时间,我并没有多少机会置身于大自然当中。仅有的欣赏大自然的机会是下雪的时候,大地铺上皑皑白雪,这就是我最幸福的童年时光之一了。我记得有一次去公园,我穿着普通的靴子从大雪覆盖的山坡上滑下来,我张开了双臂,我感觉到自由,感觉自己快要飞起来一样。接着我就摔倒了,为此头上缝了十针——正如你看到的。类似的磕磕碰碰那时还有不少。由于我热爱雪,所以我给自己起的笔名第一个名字是“雪”,它给我一种在大自然中的那种舒适的感觉;它让我为一种纯真而感动,而不被世界肮脏的一面所困扰,至少在我当时的生活中是这样。 “迪”指的是“启迪”。汉字有四声,像“ma”的四声,有四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妈mā 【阴平】,可以指母亲, 麻má 【阳平】可能是麻木了, 马mǎ 【上声】就是马, 骂mà 【去声】可就要小心了(还有吗ma 【轻声】),你必须小心发音要准。回到笔名,“雪”是第三声【上声】,一个柔和的声调,那么我会想让下一字的发音高扬起来,所以我用了第二声【阳平】的“迪”字。“雪”字漂亮,“迪”看起来结实而有平衡感。另外,从发音上,“雪”有一点含音,而“迪”则是清晰地吐出来的。我就这样给自己起了雪迪这个名字。那时在中国,雪迪还真是独一无二的名字,因为百家姓里没有姓雪的,所以我认为这真是太棒了。但现在,如果上网键入“雪迪”二字,就会看到——不知道怎么回事——雪迪这个名字已经很普通了! 它现在成了一个啤酒的牌子,还有一家鞋业公司也叫雪迪,米兰有个同名旅馆,小酒馆,甚至制造袜子和内衣的企业,等等。早知道我的名字这么受欢迎,我当初应该把它注册一下,这样我就发财了!当然,当年也没有注册商标这回事。但是,对我来说这很清楚,我的名字基本上是被盗了,因为这名字只可能来自于创意思维,并且要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才会把“雪”和“迪”两个字结合起来。所以,幸或不幸,这个名字已经广为流传。他们显然是从当年我在中国的出版物中发现了这个名字,然后注册了自己的企业。我却从中一无所获。

Q:你在1997年回了一次中国,后来呢?

雪迪:1997年,我回到中国,在我去国七年之后。自1997年以来我已经四次回到中国;我去了不同的地方:例如西藏,还有香港的国际诗歌节,也去看望我的父母,顺道在中国旅行。我最近一次回到中国是在五年前。现在我在布朗大学媒体技术服务部做全职工作,一次只能请两个星期的假,这么短的时间回中国是太仓促了。每年我的父母都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不知道,等等吧。就是这种情况。

Q:那你现在与中国及你父母的关系如何?你如何看待他们……你对他们的感情如何?

雪迪:我每周会跟父母通话。我每周一晚上打电话给我母亲,主要是因为我喜欢打乒乓球,我打联赛,每周一和周三去罗德岛乒乓球俱乐部练球。这是我在写作和在布朗工作之余的另一个生活内容。所以,当我打完联赛的晚上,通常我会有点时间跟我妈妈聊聊。这中间有12小时的时差,所以我这里晚上12至1点钟,是他们的中午或下午时间。我通个电话跟父母交谈一下。他们身体都不太好,因为上了年纪了,又不太运动。但无论如何,所幸我们还能通话交流,虽然难得相见。另外,我有一个妹妹住在纽约,她以前搞绘画和雕塑,而现在在家照顾女儿。每逢圣诞节和美国独立日,我会去纽约与她和她的家人共度一个星期。

Q:那么,借此机会,读一首你的诗让我们感受和回味吧。

(雪迪朗读)

亮处的风景

大家庭里的人叫他雪
回忆中成熟的孩子
看云、望水
在风里斜着身子
在暖和的地方修改旧作
持续的写作改变他的性格
和本地人的爱,象一条河
拐弯的样子。他的脸
充满灵性时更瘦
双眼凝视象两只鹿
往高处跑。倾听的人在草地上
比一阵鸟啼更安静
比远处的山峰更暗

叫雪,转身时
最新的创作含蓄黑暗
人群分布在纸上
是一首诗涂抹修改的部分
那些黑斑,使教授历史的人
活的不幸福;国家在哀叹自己的
绘图员笔下消失。公马群轻松
移动。左边的山谷在单独的观景者
记忆中一截一截消失

初次见面的人叫他雪
忧郁是被闲置的马廊的形状
最小的母马带着古典的美
在隐居者垒起的一串草垛间
山猫在林子边缘出现时
徒步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向高处走,想到路分岔时
他能达到的成熟的状态

布朗大学2011-12年举办“中国年计划”,包括系列演讲、学术会议、展览及各类文化活动,挖掘和探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

采访者:Alexandria Shang

译者:懷昭,原北大「五四文學社」成員,有詩作收錄於臧棣、西渡編《北大詩選1978-1998》。現居香港。台灣梁實秋文學奖翻譯獎得主。譯、作散見兩岸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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