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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骆以军对谈《肥瘦对写》:小说家的魔幻暗房

2019-02-19 08:2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与作家骆以军对谈《肥瘦对写》:小说家的魔幻暗房


  编者按:2019台北书展17日落幕。本届书展“小说奖”首奖由香港作家董启章、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张贵兴和台湾作家骆以军取得。腾讯文化特约作者此前围绕骆以军、董启章合著的《肥瘦对写》一书,采访了骆以军,以下为对谈实录。

  采访、撰文/腾讯文化特约作者 刘道一

作家骆以军

作家骆以军

  腾讯文化:这一本《肥瘦对写》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虽然有“作家书信/书札”这样一种传统的表现形态,但内里所蕴含的,其实是你们两个同年生的同时代作家,在同一个题目下做发挥,比拼内力,有时甚至是阅读仓储、理论配备、写作技艺的“武器展示”般的,在某种意义上竟然成了读者探勘两个大小说的创作者写作“后台”的捷径:你们的生存境遇、阅读背景、私密自我,甚至是不轻易示人的“终极之问”。通读下来,第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关于阅读,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有以“抄书”的方式深入阅读的习惯,而那些被你“抄读”过的作家,也无疑成为你创作历程中不同程度上的“武功秘籍”。在这次“对写”之中,你和董启章都大量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三岛由纪夫、太宰治,而这些大名字也真的可以成为读者或研究者索解你们两位的过往创作的“路线图”,“寻向所志”的标志物,那么不知道在近一段时间里,有没有什么新的阅读经验,是在持续地支撑你的创作的,或者与哪一个作品的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对话”,支配性地刻画了你近期的写作实践?

  骆以军:你是在问我晚近阅读所关注的“大名字”,没问题,我只有一个答案:波拉尼奥。如果必须要说“武功秘籍”这回事,我就是把他的书读到烂了,尤其《2666》。我以前常在咖啡馆写作,现在也会去到小旅馆里,很虔诚地,四、五个小时无声无息,就是在读、在写,然后走的时候留下烟灰缸里满满的烟屁股,那这种情况下我的书包里带的,基本就是波拉尼奥的《2666》。这本可能是我40岁以后吧,读进去的,又真的读太用力,完全看到烂了散掉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些书我是读烂了,但后来越来越不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激情”的耗散消退,总之禁不起重读。但《2666》不会,波拉尼奥对我有某种“建构”力量,读完了,也不知道第几遍了,可是每天在小旅馆写稿,还是会拿一段来抄一下,这样的读法,好像气会顺。只有《2666》而已,我也会在演讲里、在闲谈中讲到,别人都觉得我很奇怪。而且我会反复读,每一个字都爱。我觉得他真的是,任何时候乱翻一页,任何一段就是美不可言。说一句有点过分的形容:那就是一袋永远吸不完的文学“海洛因”。

  腾讯文化:那么从刚才你的表述已经能很清楚地看出来,对广义的“西方世界”(当然也包括文学主版图“欧洲-北美”现代主义之外的“拉美”文学爆炸)大作品的阅读,构成了你的,或者也可以更放宽视野地说是你以及你同代的董启章、邱妙津、袁哲生、黄国竣、成英姝以致稍晚一点的陈雪,共同的精神滋养和“创作原力”的来源,这也就和你们上一代特别是老师辈的朱天文、朱天心本身也受家庭影响,对中国传统更有认知和亲近,或者因为胡兰成的教导的关系而更为亲近张爱玲的传统,虽然对他们来说,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包括本雅明,都有在写作上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他们肯定不会像你们这一辈,有着更直接的冲撞力,是那种直接上来就要面向世界文学来发言的书写力度。

  骆以军:我想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我虽然那么在意波拉尼奥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也可以说对胡兰成所代表的古中国的文化细节没有那么深的迷恋,但是另一方面,莫言、阿城、王安忆小说里面透露出的“现代中国”对我是非常有吸引力,激发我的想象,我在年轻时候读了也很受感动。这又必须要联系到我的病来讲,在我心脏出问题之后,我的老师杨泽就经常带我出去喝老茶,然后给我讲古董、寿山石,一整套的功夫。那杨泽在纽约是木心的忘年好友,也是学生辈,从美国九零年代回到《中国时报》做副刊主编之后,“中时”木心的稿子就是他编发的,当时审稿的编辑是刘克襄。木心早期的文集像《琼美卡随想录》,也是他推荐给洪范出版的。在纽约时,他跟木心交流很多,从木心那里认识到中国精神现在已经遗失了的东西,非常珍贵。他跟我讲,以军,你不能总是在西方的现代性、现代主义里面打转,就好像我的得病,就是在不断追求高能耗、“运动感”,可是身体本身并不能跟上。而且你看我的这些同辈,英姝她出道稍早,后来的发展也比我们幸运,但是像我,先是躁郁症,之后有脑中风,再到这次的心肌梗塞,虽然我也有我的厉害,真的让我都扛下来,我也还能恢复,但那确实是“历劫”;而像你说的那另外几位,邱妙津、袁哲生、黄国竣,全部都是自杀,最近“后浪出版”在袁哲生之后又要出黄国竣的书,就找我写一篇序,我重读文友当年的那些文字,就真的有点难以自抑,我真觉得在文学上我们诚然是受教、受益于西方现代文学,但是从更大的背景、拉长时段来说,如何反省和回应我们文学生命里的“中国性”,才是更需要花时间跟经历的,我下一本在印刻的关于“寿山石”的书,就是与此相关,我必须要处理的题目。

  腾讯文化:在这个“长时段”意义下,我们其实也就看清楚香港作家董启章当时在台湾文坛初出道时候的“前文后理”、语境关系,那作为一个与你和黄锦树同年,也就是比朱天文、舞鹤这一辈作家刚好小了近十岁的小说家,你最初对他的印象是怎样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种“棋逢对手”的感觉吗?

  骆以军: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二十七八岁,我应该比他们早,我比启章,比锦树他们得奖早。我那时候已经基本上在台北要出书的,突然启章写《安卓珍妮》得了《联合文学》的新人奖,对那个年代的年轻创作者震撼很大。那个时候还是很多很新的、实验性作品在那个时候出来,启章、还有袁哲生、黄锦树就这样也从文学奖出来了。启章那个《安卓珍妮》得奖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至少台北的年轻同龄人差不多满座皆惊,从此就开始关注他。后来我先是进研究所,在研究所三年,研究所毕业后又两年,大概有五年的时间写不出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在远流出版社里头有一个分支品牌叫元尊文化,我在那里工作当编辑,就有一天看稿子就看到他的《名字的玫瑰》,再一次的让我受到震动。

  腾讯文化:理想国重出木心简体版之前,木心在台湾出版的最后三本文集,包括《诗经演》的前身《会晤中》,就是在杨淑慧主导的元尊文化出版的,像陈克华、杨泽都有在那边出版选集。

  骆以军:就是这个“元尊”,我当时是杨淑慧手下的一个小编辑,邀木心出书的邀稿信是我写的,这个事情“理想国”的木心纪念文集里有写到,你可以找来看。包括像舞鹤的书也在元尊,可以说那是那个年代里台湾的“理想国”出版社吧,所以你也可以想像启章在那个年代已经有他的重要性了。启章那个《名字的玫瑰》,当时我是拿着还没有印刷的稿子,因为我是编辑,就可以拿到一点慢慢看,看的时候觉得真的很好。里面有一篇《溜冰场上的北野武》,非常厉害,因为我自己就是“练家子”,但是我的某些结构能力很像野兽,搞不清楚,可能都是在句子里面摸索,我练了很久的,结果到的二十七八岁还在抓短篇结构。可是《名字的玫瑰》,这家伙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做素描,就是短篇里面要非常强节制力的操作,很像一个镜头的运镜,在溜冰场这些人所发生的一切,以素描的方式呈现,一个高度精微版的时光切片,就像张爱玲的《封锁》。

  腾讯文化:所以是一直到读到《名字的玫瑰》的时候,也就是他《安卓珍尼》获奖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了,你们都还一直处在隔空“对话”的状态,或许他是你一直在关注的,认为会对自己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威胁”,那一种“很厉害”的家伙,可是后来你们真的见到面,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骆以军:老实讲,其实我很宅,虽然你看我一讲话就嘴巴停不下来,但我并不会出去社交、交际这种,在认识人方面我有一种“被动”感。当时我跟他在台北第一次见面,那一次是成英姝找我们一起碰面。好像启章跟他太太在一起,就是成英姝介绍的,他们两个各自来台北参加《联合文学》的文学营,那成英姝是班上的导师,启章是授课的讲者,大概是这样的关系。熟了以后英姝就觉得,他们两个都是香港来的,又都很爱文学,应该深入发展一下,就从中撮合。传说中他们两个认识之后,彻夜长谈,在操场上一直走、一圈圈走,谈文学,那后来就在一起了。这真是那个文学年代的才会发生,柔美的故事,现在想来都是满满文学的温度。再过不久,老成(我都是这样叫成英姝的,虽然其实我比她大)就叫我出来跟启章夫妻俩碰,第一次见面,就感觉启章很安静,不讲话,他太太年纪那时候也还小,所以都是我在跟他们开玩笑,乱哈拉;启章就静静的,结果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从那时到现在,中间碰过不知多少次,我想我跟他之间也一直有一种少年的友爱吧,文学理想的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一种傻劲。后来我曾在香港待过三个月,做驻校作家,那时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碰,喝咖啡,他请我吃个饭,或者我回请他吃个饭,但是他都很安静,当然也会聊天,各自讲一些自己的困境,我们真的有好多的“困境”很可以沟通。

  腾讯文化:从最初的书写关注和见面后的文学话题,到现在的这一本《肥瘦对写》,其实可以说是熔铸了“文学同年生”的台港同代人书写的精华、奥义,在一般层次的阅读快感之外,还可以感触到惺惺相惜的文人情怀,那这个对写的系列是如何发起的呢?是始于《印刻》的编辑思考,还是你们在某个情境下讨论出来的结果?

  骆以军:是我跟他邀,曾经在上海书展,很奇妙的,主办方安排我们两个做对谈嘉宾,因为那时有在同一个出版社出书。后来回想,我觉得我跟他放在一起特别逗:我是一个肥子,他是一个瘦子,我很吵,他很安静。我们两个同台的时候,他的话就少,可是我想起在香港看见他用广东话讲,其实他很会讲话,可能他国语不好,或者这就是他的教养,要让着我。但总之那种情况下,我自己很得意,因为我就是一个动物系的活跃分子,九尾妖狐,他就是一个植物系的。确实他的小说并没有办法造出很剧烈的运动感,他的东西就是很像卡尔维诺那样子,不断的繁复地建构。比如说《学习年代》,讨论大江健三郎。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些东西跟《溜冰场上的北野武》不太一样了,那里面的人物有点很奇怪,有点AI的感觉,我想这是他宅的那一面表现出来。我也有宅的一面,我书写的人物的暴力化或者是变态,在城市里面突围。但是因为我写《壹周刊》,开专栏,我写的东西的运动感会非常强。但是他是建构非常庞大的歌特式教堂,巴洛克,繁复而又繁复。那一年书展,在上海2666图书馆,那个场地很小,我们两个对谈的时候,周边的文青就围在旁边的。那是我生命中参加过的对谈最感动的一次,讲到我觉得我已经哽咽了。我们那次对谈,就已经有点像《肥瘦对写》里面的状态,聊到后来,比如说有人抛问题,我们是现场作反应,讲得很不像我平常在舞台上准备好的那样,而是非常真切,对下面有一个声音的共振,因为那是大家真的挤在一起,“围炉”。书展活动结束之后不久,《联合报》副刊要开一个“文坛·相对论”的专栏,我就邀了他,从“陪孩子上学途中”开笔,再后来转移到《印刻》,慢慢就有了今天这本书的规模。

  腾讯文化:我们看到,书中篇目的排布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也明显看得出来题目的确定是有你们个人的偏好的,那么具体的写作的安排是怎么样完成的呢?是出题目的人先写出类似“范例”论述的,还是出题目给对方,然后等对方用文章“应答”之后,再回过头来做回应?那具体每个题目的确定,又有没有什么背后内蕴的议题或想法?比如说“薛定谔的猫”这一题,是启章出给你的?因为你当时正在写《女儿》这个“量子美少女”故事。

  骆以军:不,“薛定谔的猫”,其实好像是我丢给他。我们的写作顺序是你说的前一种,就是谁出题给对方,就由对方来先写这一题,做“应答”。比如“体育时期”、“更衣室”,这就是非常适合启章的话题,我等于是排球里面“做球”的意思,我有点像做球给他期待他应该来一个漂亮的扣杀,写出非常不一样的内容。再比如“星座”、“梦”,那我一定很有话说。至于提到“薛定谔的猫”,那是因为他应该是很少数华文小说家很早就开始接触量子力学的。我真的很晚很晚,虽然我现在会一张嘴就吧啦吧啦说很多,但是他是真的很早看,并且看进去了,你看他敢写《时间繁史》,他有一直在看这些理论的书。他的科幻感我觉得是很早就在发动,《安卓珍妮》,他的小说很早就有一种异境的味道。

  腾讯文化:那如果我们把“对写”的概念拉得更开一些,就会发现,这样的“同题书写”差不多已经成为台湾文坛的一个新兴的类别,最近的比如《印刻》上面刚刚连载完的1977年出生的新锐女作家黄以曦和童伟格、伊格言、杨凯麟、颜忠贤等众多不同代际的男作家的“对写”系列,以及更大规模,也是你近一年来花费心力最多的《字母会A-Z》短篇小说,作为一个原初“类型”的实验者、试飞员,回过头来,你又会怎么看待这一连串新的发展,对你来说,他们呈现了这个时代背景下怎样的写作样貌?

  骆以军:很强啊,以曦参与的那一组,我尤其仔细看的是以曦跟童伟格对写的那一篇,那种谈法,因为黄以曦是台大社会学系的背景,又受了法国当代哲学很大的影响。不过我们以前看到她,都是一个厉害的影评人,没想到当《印刻》找她做系列,再看到的时候,这可能已经是一种新人种了,不断地后设再后设的论述,当然她自己的那本《谜样场景》也很好,应该找来看。但是要说到“字母会”,那真的是非常不同的书写,跟上面提到的、以前在华文世界出现过的,都不同,甚至不可比较。因为从纵深的角度来谈,可能黄锦树和我还有董启章,是同一个时代的,连伊格言,也比较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尾声的那种调性,包括袁哲生,我都觉得我们大约是在有限的时光里,既摸索小说的路径、小说的可能性,但是也摸索跟世界的关系。那个世界当然不是你当下所活的,而是之外的另个世界。黄锦树在他不断创制出来的南洋的重影里面,启章就造出一个之后是由他签名的香港繁复态架空支撑。我可能还是像武痴,每次都希望展示一个武艺或者是武道士的精气。到了童伟格,他是一个集大成者,或者他把写作带到了一个更难的高度,这个更难的高度是他用更大的努力去理论化的爬梳,你看过他几次的访谈,或者是他的《童话故事》,你会知道,他确实花很长时间搞清楚“为什么我坐在这里写作”,这两百多年来欧洲的哲学或者小说、精神史的连接性。这种能量的累积一直要到字母会,到杨凯麟,他是要以极度专业或者高密度,在法国受过艰深哲学训练的,大陆有出版他的《分裂分析德勒兹》,在“字母会”,他反复用这个概念的切片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写作的“本己性”,一个字母接一个字母的开展,仿佛文学的“暗房”,我才持续地在短篇小说这样的篇幅,在每一次“字母会”的练习中体会到,原来这个字词可以延展这样的一个方式,“游牧”、“差异”、“精神分裂”、“巴洛克”,哲学概念跟文学之间做扭结,这样的路径,这样的感觉。我想我没有更多要说的,只要能让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就是美好。

  作者手记:

  仿佛废墟,悲毁时代的究极苍凉,星碎光焰下,小说幻术的启动,静穆中起落搜寻,那一些片段、遗忘的雨云,如一次次不可挽回的“夜巡”,回环复沓,“赎回最初依偎的时光”般,捻动了流年。大病初愈但已迫不及待谈笑风生的小说家,自称为“肥”,持烟的手指微微震颤,故事的烟灰宛然飘落。因虚构之名,在面前摆置的显影、定影,一应的暗房装备,以及作为书写“与料”,必不可少不可计数的时光底片,悉数透露,字字句句的“对比对照”、玄解成谶,与隔空“恒在”的那一位1967“文学同年生”,桥接暗语,在虚空中颔首、开腔。

  跨越于两岸的“时差/视差”之外,从《印刻文学生活志》持续连载《肥瘦对写》系列文章至今,香港“瘦”小说家董启章三部新长篇《心》、《神》、《爱妻》,开笔“自然史三部曲”长篇小说后的另一路凛冽造境,而今次的访谈主角,祖籍安徽而素来自称“胡人”的“肥”小说家骆以军,则在印刻版文集《胡人说书》后,受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力邀而加盟麦田出版社“当代小说家”书系,出版书写“生命创伤与时代哀愁”的大长篇《匡超人》,在不久前亦成为《联合报》“百万大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外省第二代”作家。而2017年以来,“犹在病中”的骆以军最为心心念念的,则是由台北艺术大学杨凯麟教授发起,他和陈雪、童伟格、黄锦树、黄崇凯等多位作家共同参与的“智性书写”马拉松计划,卫城出版、王志宏主导设计的《字母会》系列书(年内有望出齐四辑)。将时光历数中时移世易的新阅读、创作景观,与“咖啡屋”、“更衣室”、“梦”、“生肖”、“小说作为入魔之境”、“那一刻我对自己感到陌生”等“对写”段落混剪、对堪,竟发生幽微的化学反应,那也正莫名地对应了“胖子”本尊在《胡人说书》中评断童伟格记忆书写的“废墟”喻语:“倒带、透明,背着快乐无害的他们在这片梦中荒原跑,从现实出逃,拉展出这样一幅浩瀚如星河,让我们喟叹、悲不能抑、灵魂被塞满巨大风景的‘陌生时刻的我’的梦之卷轴。”


  来源: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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