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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可训:再说作家进大学

2019-02-18 09:0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於可训 阅读

  主持人语|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高校人事改革和教学创新的不断深化,部分大学也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人才引进工作。在这当中,知名作家进校园最是引人瞩目。从复旦大学引进王安忆,到南京大学成立毕飞宇工作室,再到北京师范大学以莫言为核心,逐步建立作家驻校的常规制度等等,当代作家转型为大学教师,继而以授课的形式去推动文学批评的大众化运动,业已成为了近二十年来发生于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毫无疑问,这一现象对于改变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格局显然是意义非凡。

  与学院派批评相比,很多驻校作家的文学批评个性十足、灵动多变,充满了创造的活力:像王安忆温婉细腻的心灵解读,马原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以及毕飞宇绵密有序的逻辑推理等等,都让这些曾以小说名世的批评家,成为了青年人眼中的文艺明星。那么,对于这样一场批评的变革,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

  本期邀请的三位作者中,於可训先生既是著名的文学史家,也是近年来声名鹊起的小说家,因此他对作家进校园问题的思考,就有了一种天然的说服力。而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裴亮博士,则秉承文史兼治的学术理念,周密梳理了作家驻校制的前世今生。至于年轻的吕兴博士,更是以一位青年学子的身份,详述了作家批评给当下文学教育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於可训

  於可训,1947年3月生,湖北黄梅人。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长江文艺评论》主编,曾任中国写作学会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於可训文集》10卷,近年来发表小说《地老天荒》《特务吴雄》《才女夏娲》《幻乡笔记》《乡野异闻》《金鲤》和散文《淡水的诗意》等文学作品。


  六年前,我在《长江文艺》上说过一回作家进大学的事,这回再说,就是再作冯妇,虽然也可能“为士者笑之”,但关于作家进大学,又确有一些值得再说之事,既然如此,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六年前,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作家进大学虽然早已有之,但尚属少数个案,似乎还不那么普遍。这几年,却大有与时俱增之势。究其原因,从大学一方面说,不聘请一些作家驻校,似乎跟不上潮流,显不出档次,也让人觉得不重视人文教育,理工科大学尤甚。就作家一方面说,既然有许多人已成为驻校作家,自己没有这个名头,也觉得有失身份,没有面子。这当然都是一些很世俗的想法,甚至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学校和作家也许有更崇高的念头,但在这念头尚未说出之前,我倒想说说我个人的一些很卑微的想法。

  首先我想说的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的种种“进”和“下”。中国人说话讲究,就拿这作家的空间位移来说吧,但凡此一空间与彼一空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则以“进”言之,低者,自然就得说“下”,所以到大学去当驻校作家,可以说“进”,倘若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到工厂、农村、连队去“深入生活”,那就只能说“下车间”“下农村”“下连队”了。或者说,也有说“上”的吧,有倒是有,但那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说作家。作家永远是自认或被认居人之上的,只会“下”无须“上”,现在总算是平移了,说来也是个历史的进步。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作家进大学,干什么去。上课?带研究生?诚然。现在进了大学的许多作家,都是这么做的。说来也是,既然顶着个教师的名头,自然就得好好教书。而且这书还要比别人教得好些,否则就显不出作家牌教授的水平和特色。话虽是这么说,但问题是,现在的大学,光教书还不够,还得腾出手来搞科研,甚至要比搞教学花去更多的时间精力。大学的评价体系,说是教学科研并重,实际上这天平总是往科研倾斜,有时还斜得很厉害。这就要进了大学的作家作好思想准备。或者说,这准备我早就做好了,搞创作也要研究社会人生问题,都是个研究,应该没有问题。这话说起来轻松,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我不是在故弄玄虚吓唬作家,但我要提醒这些乐观派作家的是,此一研究非彼一研究。大学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虽然也不外乎社会人生问题,但活动方式和游戏规则,却不同于作家的研究。作家的研究多半是为己的,大学教师的研究则大半是为人的。你不能觉得你对什么有兴趣,或觉得什么有意思就去研究什么,你得接受一种规范和要求,按照这种规范和要求去做研究。或者说,这个我也能接受,谁还能在真空世界里自由翻飞,都会有规范和要求的约束,都会有的。但如果说这规范和要求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具体体现在开会、填表、申报、论证、检查、评估、考核、验收等等繁琐的程序上面,你也能接受?如果这也能接受,你的创作心境还能保持得住?如果没有这份耐心,你又到哪儿去找科研必须的课题和经费。在如今的大学,没有课题和经费的教师,轻则被人瞧不起,重则影响单位绩效,日子都不好过。作家自尊心重,好胜心强,实在不是一件轻易就能适应的事。除非大学网开一面,不要求作家搞科研,那就另当别论。但这样一来,这教授的名分也就要大打折扣,倘若还想晋升,那就更加尴尬。好在有的作家还有作协的一份待遇保本,不至于太过在意,倘若没有这份本钱,那可就惨啦。

  以上说的,都是现行的大学体制与作家驻校制度的不能兼容,或作家难以适应的一面。这当然都是一些很消极的想法,像我们这些在大学呆久了的人,或许觉得这是一个死结,很难求解。但是,如果换一个思路呢,“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其实要解决起来,也不困难。既然上述清规戒律或曰游戏规则,都是学校订下的,解铃还得系铃人,学校真的就对驻校作家网开一面,废了这些清规戒律,改了这些游戏规则,又能如何,连科举这种实行了千百年的制度都被人废了,区区一个大学的规定就废不得么。我这不是在过嘴巴瘾,最近,南京大学聘请毕飞宇当驻校作家,就做了这样的解铃人,解开了这个多少人都认为难以解开的死结。据毕飞宇说:南大对他非常宽容,既没有给他硬性的科研任务,也没有给他硬性的教学任务,“南京大学明确告诉我,不会用我的所短,也就是教学科研,而是要发扬我的所长,也就是写作,所以我还是可以将百分百的精力放到写作上。”我孤陋寡闻,也许在南京大学之前,就已经有学校做了这样的开明君主,但我能看到的,却是在南大结出的一点硕果。毕飞宇最近把他在南大讲的小说课结集为一本同名书《小说课》,正火爆万丈。相信在南大校园,这火爆的气象会更有质感。我在读这书的时候,同时也在想象那质感的场面。这书写得真棒,这课自然也讲得出奇的好。到底怎么好,我不想在这里做具体的评价,我一评价,难免又要用上许多理论概念,这理论概念一用,就不是在讲毕飞宇,而是在证明这些理论概念。舍弃这些理论概念,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感觉印象,毕飞宇的这个讲法,是把他人的作品、他人的创作,当作自己的作品、当作自己的创作来讲。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把他自己代入他所要讲授的对象,用他自己的感觉和经验去体贴作品的每一个细部,去解析创作过程的诸多环节。就像他笔下的推拿师按摩穴位,先在自己身上试过了,然后再施之于人。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所以他就能说出人所经验的种种酸麻胀痛的感觉,让围观的听众也能在想象中经验同样的感受。结果就像托尔斯泰定义文学所说的那样,把自己体验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得到这种体验。今天的评论家喜欢说回到文学的本位,什么是文学的本位,文学不是庙里的菩萨,有固定的座位,在我看来,像毕飞宇这样,把创作讲回了创作,把小说讲回了小说,这就是回到了文学的本位。其实,这也是大学的文学教师很久以来的理想,但要达到这理想的境界,对学院出身的教师来说,很难。笔者近年常常引用我的老师说的一句话,说我们这些教文学的人,是不知道鸡蛋怎么炒,还要教人家怎么炒鸡蛋。为了弄清这鸡蛋的炒法,笔者近年来也试着自己炒鸡蛋,在上课之余,做了一点小说创作的尝试,结果,所得虽浅,却大有益于教学,再让我来讲小说,我就得琢磨写作时的情形,回味写作过程的甘苦,对作品的精妙,也会有更多的领悟。我自然比不了驻校作家,但从我这个粗浅的体验看过去,驻校作家的文学课,将要改变大学文学教学的历史。

  我最早想到这个问题,是“听”了王安忆在复旦大学讲的“小说课”。在毕飞宇之前,王安忆已出版过一本名为《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的书。这书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在大学讲了几十年文学课,从文学理论讲到文学史,虽说不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对这些“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叉”的耍法,自认也能得其要领,用来教授学生,虽比不了八十万禁军教头,也不至于误人子弟。等到读过了王安忆的这本书,却禁不住心生疑窦,就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疑心自己也参与过吃人一样,我也疑心我的弟子已然被我误过。王安忆的讲法与毕飞宇的讲法虽略有不同,但重视细节和感性经验,却是共同的。这恰恰是大学课堂上的文学课由来已久的一个缺项。就拿小说来说吧,在大学里,文学理论课要讲,文学史课也要讲,文学理论课讲它的创作过程和构成要素,文学史课讲它的起源发展和作家作品。但因为讲的方法都是“概而论之”,或“总而言之”,居高临下,纵览古今,就像坐在飞机上巡天掠地,放眼望去,身子底下都是些抽象的线条和版块,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的那些作品,竟不见纤毫,就算是从自家屋顶飞过,也看不清红墙黑瓦。我不是自己在砸自己的饭碗,而是觉得用这样粗放的模式教出来的学生,充其量也只能当一个同样粗放的理论家和历史家,是断断乎写不出文学作品,也当不了作家的。这就又要说到大学能不能培养作家的老话题上了。这样的话题本来与驻校作家无关,但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一些专门培养诗人、作家的创造性写作专业,似乎大都是由驻校作家在主持。而且,美国当代一些创作活跃的诗人、作家,有许多就是由这些驻校作家的创造性写作专业培养出来的。这样,驻校作家也便有了一项新的功能,即为当代中国文学训练新军。最近,坊间有人发出一个“提案”,建议有关部门积极推行驻校作家、艺术家制度,并期望逐步取代专业的作家协会和画院制度。我对聘请驻校作家这件事没有这么高的期待,我只希望已聘有驻校作家的大学和将要聘请驻校作家的大学,能像南京大学那样,在管理上,给驻校作家留一块飞地,划一个特区,让他们在成为大学教师之后,仍然是一个作家,仍然在以作家的身份发挥作用,而不要被现行的大学体制所异化。


  《长江文艺》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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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2-1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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