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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丽:韩少功小说的语言学转向

2018-12-27 08:5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朱慧丽 阅读

  朱慧丽:韩少功小说的语言学转向
  ——以《马桥辞典》《暗示》为中心
 
  内容提要: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下,韩少功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突出地体现在长篇小说《马桥辞典》和《暗示》的写作中。《马桥辞典》借方言这个文化象征物对现实、历史、人生等被语言结构所组织起来的诸多于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进行反思,它构筑了一个有关语言的神话。从《马桥词典》到《暗示》,韩少功对语言意义的认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相信语言的可靠性。在《暗示》中,韩少功开始对这样的观念进行修正,他从知识危机的维度入手,去解构语言神话。他开始反思语言的遮蔽作用,去探索那些并不能被语言所涵盖的世界。人类先哲为认识世界而依赖于语言的工具理性,那么韩少功们则为了解除知识危机对理性主义乃至整个文明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这是韩少功小说语言学转向的深层次动因。

  关 键 词:韩少功  小说  《马桥辞典》  《暗示》  语言学转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领域发生了语言取代传统哲学而占据中心的转变过程。在西方思想史上,语言学的转向主要在两个领域进行: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可称为语言的转向,主要以分析主义哲学以语言问题取代传统的哲学问题和存在主义哲学重新反思语言和存在等范畴为代表。语言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主要是指现代语言学家对语言及其相关范畴的重新阐释,以及运用语言学理论作为研究其他人文学科的参照系。[1]关于此种转向及对语言本身的关注,西方思想界的经典论述众多。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2]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3]“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4]虽然他们表述各异,但都透露出相近的哲学内涵,即语言不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它还是人的存在的家园。在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意义上,我们基本上可以说,语言即等于现实。这不单指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把握需要通过语言才能完成,这更意味着,语言作为先验之物,预先已经建构了我们投身其中的现实。当然,从负面的意义上看,语言也可能会成为人类心智的囚禁之所,对此德里达与福柯等思想家亦有相关论述。

  在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语言学转向”哲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对于语言的哲学意义,韩少功早就有所领会。众所周知,韩少功对西方哲学颇为熟悉,对结构主义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尤为关注。这为他将写作的重心转向语言准备了理论资源。另外,他历经先锋文学洗礼,对“到语言为止”而刻意规避社会历史内容的创作弊端深有体会。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寻根的主将,他对文化与语言间源始性的本体论关系有深切的了解。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韩少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小说写作中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他的代表性作品《马桥词典》和《暗示》即是这种转向的产物和突出代表。

  
  一、《马桥词典》:构筑语言神话

  《马桥词典》将关注的焦点投向语言,这也可视为韩少功在寻根文学之后对于文化之根的进一步思考。韩少功把语言显在地符号化,并以此作为打开语言文化密码的切入点。通过独具特色的词条形式,他把小说结构做了陌生化处理。这使原本隐藏在小说意义内部的地理、历史、风俗等文化因素纷纷浮现出来。在此基础上,一点点探索还原丰富驳杂的马桥世界。《马桥词典》表达了作者的一种语言观:语言不能仅仅只在文学作品、言语和文化中得以理解,而且还要联系具体的地域、相关群体以及具体的语境才能得到更好的诠释。可以说,《马桥词典》是新时期以来唯一一部以“语言”为中心的长篇小说,它在文学世界构筑起一个语言的神话,这在《马桥词典》的诸多词条中都有体现。

  “醒”[5]54-57在马桥的语言中意为愚蠢,马桥人“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这与屈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中提到的“醒”的意义有天壤之别。不过,韩少功大胆设想,马桥人赋予“醒”一字这样的贬意,“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的呢?他进一步猜测:屈原在罗地(马桥属于广义的罗地)时披头散发、餐风饮露,每日幻想着自己能与天地沟通,这在正常人的眼中已然是神志不清、堕入愚蠢的表现。在这层意义上,“醒”字一语双关:根据《辞源》的解释,他是醒了,在马桥人眼里他“也确确实实是醒了”。正如韩少功在小说中所述,屈原的“临江一跃”成了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行为。作者的解读赋予“醒”字以哲学的思辨。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醒”字完成了“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觉”[5]58-59在马桥语言中的意思是与“醒”相对的,意为聪明。韩少功把这两个词与他笔下那个在普通人眼中潦倒低贱的人物马鸣联系了起来,通过他展开了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和追问。他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呢?这正与“醒”词条中对屈原的追问相对照:一个是人们眼中的千古智者,另一个是浑浑噩噩的可怜虫,但生命的意义在他们身上似乎产生了某种联系,引人深思。

  《马桥词典》中设置的第三人称代词有两个:“他”和“渠”[5]196-201,书中定义:“‘他’是远处的人,相当于那个他;‘渠’是眼前的人、近处的人,相当于这个他。”韩少功惯于通过设置人物和讲述故事来帮助他的读者更好理解马桥语言。在对这两个词的解释上,作者也设置了一个新人物:盐早。作者在叙述作为“他”的盐早时,语气生动活泼,人物形象通过记忆的加工也特色鲜明:“我特别记得他着急的样子,一脸涨红,额上青筋极为茂盛地暴出,见到谁都怒气冲冲,对我们更是恶狠狠地嗷嗷直叫,表示对我们涉嫌作案的怀疑。但这种恼怒,并不妨碍他后来还是为我们挑柴或担别的什么。只要我们见到他的肩空着,笑一笑,打个手势,他还是咕咕哝哝朝重物而去。”而一旦记忆中这个鲜活生动的人物来到了“我”的面前,我却“越来越感到话的多余……我用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把一块块沉默勉强连成谈话的样子”。在盐早出门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盐早“眼角里突然闪耀出一滴泪”。这一滴泪是连结“我”心中“他”和“渠”的关键一点,正如作者自己所言,“那是一颗金色的亮点”。这个亮点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在瞬间的体悟中,“我”沟通了时间和距离:“远方的人,被时间与空间相隔,常常在记忆的滤洗下变得亲切、动人、美丽,成为我们梦魂牵绕的五彩幻影。一旦他们逼近,一旦他们成为眼前的‘渠’,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成为一种暗淡而乏味的陌生。……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我不能不逃离渠,又没有办法忘记他。”在马桥语言中,对于“他”和“渠”的明确划分,让普通读者捕捉到了两个不同的指示代词中蕴含的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差异。它指明了“局外事实”与“现场事实”在人们的情感上、意义上、认知上的重大区别。

  通过经验的加工处理,马桥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一群人、一种语言,而是变成了一段回忆、一种情感,甚至是一种文化。一个个词语是走进这种文化的切入点,同时也是这种文化的结晶。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一种马桥文化并非现实中的马桥,而是韩少功笔下的马桥,是经过作家的情感、智慧处理过的马桥。所以,马桥文化也正是作家的情感经历投射下的文化。通过独特的文体和语言,作家自觉和马桥拉开了距离,读者也获得了作为一个旁观者审视马桥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马桥文化成了远在的“他”和眼前的“渠”交汇下的产物,成了理想和现实共同关照下的产物。马桥是安放韩少功感性经验和智性思考的场域,也为读者们提供了关照现实、体悟理想的空间。在这一层面上,《马桥词典》可以说是整个90年代文化的象征物。

  正如韩少功在《马桥词典》的“后记”所言:“词是有生命的东西……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5]473词语的生长、衰竭、死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缝,它让丰富鲜活的文化从中喷涌而出。这种独特的属性让《马桥词典》这样介于文学和词典之间的象征物拥有了丰富的阐释与想象空间。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深刻认识到语言的意义,对方言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与考察。然而,他对马桥方言的考察,其意义不止于方言本身,也不仅限于诠释与介绍一种新奇另类的语言和文化。更多的,他是要借方言这个文化象征物对现实、历史、人生等被语言结构所组织起来的诸多于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进行反思。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是语言,在马桥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转译过程中,凸显的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内涵,正如韩少功所言:“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入了我们的生命。语言是人的优势,人可以怜惜动物没有语言,因此没有知识,不能组成社会,不能取得文化积累和科学进步的强大威力。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动物永远也不会因为叫错了一个声音,就长时间像复查一样失魂落魄,直至最后几乎失去生存能力。在这一点上,语言也使人变得比狗还要脆弱。”[5]334作家通过复查的“嘴煞”发现了诞生于人类社会的语言反过来控制了人,演变为人类社会中带有“魔力”的神话。一语成谶、众口铄金……这些都是文明的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奇迹”。

  
  二、《暗示》:解构语言神话

  让韩少功流连忘返的,正是由语言组建而成的一个个神话。这是一种并不显在的神秘力量,它渗透在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人们很难明确指认出它的存在,但又实实在在受到了这种神话的影响。韩少功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反思语言,试图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这样一个蒙着神秘面纱的神话世界,发掘人类社会的另一个隐秘而幽暗的维度。纵观韩少功的创作历史,《马桥词典》只是他探索语言世界的第一站。沿着这条晦暗不明的路,他后来又创作了长篇小说《暗示》,他试图更加深入、细微地描绘这个多维复杂的世界。

  与《马桥辞典》一样,《暗示》也将词语放在不同的文化冲突之中进行考察。相比而言,它对语言和社会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韩少功开始反思语言作为一种“具象符号”如何介入了我们的文明体制和文化制度,具象符号又是如何与现实“相互生成,相互控制”。作家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危机,或者说语言危机正是当下世界面临的基础性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漠、仇恨、极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作家希望通过自己的语言探索,警示人们知识危机可能带来的灾难:“这些灾难如果从来不可能被彻底根除,至少不应在人们的心智活动中失控,不应在一种知识危机中被可悲地放大。”[6]2沿着语言这条路,韩少功发现了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和这样一种危机背后的某种真相。语言的作用并不仅仅是《马桥词典》里的“嘴煞”,它和整个人类世界的运行秩序、整个社会历史的叙述方式密切相关。虽然韩少功一再申明,他“只是要编录一些体会的碎片”,但因为《暗示》所讨论的问题和视角的开阔,语言无可避免地开始变得晦涩、深邃。因此,有研究者判定,韩少功的语言陷入了自我阐释的无尽之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韩少功注意到了能指背后不断滑动的所指,他试图通过对特定历史和时代背景下的能指的不断分解考察,进而发现所指的所在和意义。他当然明白,这样的意义是暂时的,难以经受时间打磨,但重要的是对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持续探索。我们当如何理解能指,如何使能指与所指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关系,这对我们理解当下世界,解决当下社会的知识危机意义重大。

  这是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为了不使自己误入歧途,韩少功从一开始就十分警惕地设定了探索的边界。他要从经验的碎片入手,尽量不使自己陷入语言的圈套中。他抛弃所有观念的定义和宏大的叙事,试图通过对生活现场中琐碎而具体的细节的重新发掘,来使他对语言的探索落到实处,并且试图一点点构建一个被抛弃到语言边缘的幽暗世界。在《暗示》中,韩少功借用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言”与“象”作为自己叙述的起始,以此去寻找存在于生活之中语言之外的表征,从而进一步探讨“言”与“象”的关系。

  在解读“亲近”[6]154-158一词时,韩少功剖析了亲近背后的几重复杂意义。好学生遵守学校制度,让老师省心,少交流,所以好学生往往难与老师亲近。而坏学生破坏规章制度,受到惩罚的另外一面是与老师产生更多联系,这种联系在日后的记忆力就成了一份“温柔”。另外一方面,“坏学生常常就是一些更多关注近物的人,一些更亲近具象而疏远文词的人……他们更喜欢插图而不是意义解说。如果说他们日后可能对老师有更多的人情味,那不过是他们本来就有更多的感性记忆,本来就有更强的感性记忆力”,他们对于情感的体验和认知还没有被规范化的教育所泯除。而文明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种感性的情绪从人身上剥离。但在剥离之后,“亲近”却又被文明社会拿来“征收眼泪”——眼泪承担了某种道德责任,为了不成为“没心没肺的小人”,人必须要用眼泪证明自己的道德。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明教育定义下的“亲近”背后悖论式的意义分裂:亲近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情感关系,变成了一种虚假的仪式。也就是说,文明并不能给我们情感以安放之处,而是从我们这里剥夺了感性认识能力,又通过“亲近”一词,把它做成伪饰的外衣。

  又如“怀旧”[6]211-217一词。作者从参加知青集体返乡的活动谈起:知青们在对过往的农村生活追忆中,把自己化身为一个个战胜了苦难的“英雄”,旧日的苦难通过怀旧的仪式被宣告成为伟大英雄所必经的艰难旅程,成了这群返乡知青“尊严的追认”,是一次“狠狠挣回面子”的机会。然而,这种怀旧和夸耀是短暂的,并不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故地重游的情感冲动在完成了炫耀和自我确证的任务后,淡出了知青们的话题,围绕着他们的,仍是再婚、二胎、黄色段子……在这个所谓“怀旧”的场景中,语言作为一种仪式,和真正的生活具象似乎有着遥远、朦胧的距离。或者说,语言的背后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隙。

  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对我们日常理解的语言的怀疑,语言在这里似乎成为了我们真实表达和理解这个世界的障碍和牵绊。我们必须解开这些神秘的牵绊才能真正去发现和认识那些被语言遮蔽的生活具象。从这个角度看,从《马桥词典》到《暗示》,韩少功对语言意义的认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相信语言的可靠性,这时他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冰山一角,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生活中的一些具象,这时的韩少功认为语言仍然是可靠的。而在《暗示》中,韩少功明显已经开始对这样的观念进行修正,他开始反思整个语言系统,他明确表示“必须与自己作一次较量,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用语言来揭破语言所掩蔽的更多生活真相”[6]1。他开始反思语言的遮蔽作用,也开始探索那些并不能被语言所涵盖的真实的世界。《暗示》正是要对作为文化体制的语言进行某种清算,对语言之外那些遗失的生活本象进行绝望的追寻,借用对语言问题的反思,作者最终的目的乃是为了批判性地反省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

  
  三、小说语言的哲学向度

  事实上,《马桥辞典》和《暗示》都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这两部小说都闪现着理性的光芒,并有着深刻地关照现实的情怀。相应的,它们的语言也呈现出浓重的哲理化倾向和理论化特征。诚如王安忆所说:“苏童的小说是诗,韩少功的小说是论,我的小说是曲。”①非常敏锐地指出韩少功的小说语言具有哲理化的风格。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作是语言学转向在韩少功小说语言风格上打下的深刻烙印。

  其实,智性的思考一直贯穿在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中。在早期的小说《归去来》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所专注的不是曲折的情节抑或动人的感情,而是致力于通过情节的叙述对时间、历史进行哲学上的深层探索。对生命的智性思考可以说是韩少功文学创作的初衷。而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其小说世界中经由语言连接的“存在与时间”获得更为清晰的形态和面目。语言和时间问题越来越紧地结合在一起。在《马桥辞典》和《暗示》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以语言为线索,韩少功超越了传统的小说形式和结构,打破时序,自由往来,直逼生活原象和存在之真,这令他的写作成为使存在真理得以敞开的林中之路。

  人类对语言的关注是一个艰苦的思维回归过程。古典时期的人们创造语言、语法、表达,创造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以指称、表述世界的意义。人工智能研究认为“人类语言是一维符号系统,但世界是四维的,因此语言难以有效地记录事物的时空结构信息”。[7]那么当代人则要拨开这些语言的迷雾,回溯、发掘那些被遗漏的,或者说没有被指称出来的具象。韩少功想要用他的写作开辟的就是这样一条回归之路。这条路是极其艰辛的,因为语言之外的具象潜藏在混沌不明的暗夜中。不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稳固,在一个能指的背后,往往蕴含着丰富多元的文化意义。在韩少功创作的早期,我们可以看出,他相信文化背后隐藏着通向人类本真的密码,相信充满神秘气息的地域文化背后隐藏着某些被现代文明遮蔽的东西。于是,他通过《马桥词典》的叙述,借助文化之旅,探索被文明遗失了的世界。马桥就是一个被现代文明遮蔽的社会,马桥里的人,不管是梦婆、盐早还是马鸣,他们都是被现代文明所排斥的。然而在马桥,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规则。在语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方言中所孕育着的充满神秘气息的文化,而在哲学角度,充满神秘色彩的马桥文化蕴含着另外一种真理向度。韩少功在《马桥词典》的后记里提到,所谓“共同语言”,其实并不存在,每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词典”。[5]473这些独特的词典里保存的是各自的、逸出标准化的现代文明的部分。这些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就是被遮蔽的世界可能存在的地方。

  然而,马桥这样一个被动抗拒现代文明的文化世界并不稳固。当21世纪来临,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之时,如是被动的抵抗已经完全丧失面对与解决危机的能力。因为方言,或者说地域性的文化不再能应对人类社会世界性危机中所遭遇诸种的问题。基于对语言边界的持续性反思,韩少功在21世纪初推出了《暗示》一书,不再囿于从地域文化中发现被遮蔽的世界,而是有一种彻底打破语言边界的冲动。作家深刻意识到,正是人类文明经年累月建构起的这一套语言迷思,陷人类自身于困顿之中。要解决问题,必须决绝地检讨、反思这套文明话语,要打碎语言构筑的神话世界。于是,借“暗示”之名,作家把常用的、不常用的、历史的、非历史的词语都翻检出来,借助日常经验对之逐一拆解,希图以此入手反思整个文明体系。韩少功勇敢果决地暂时舍弃可以依凭的逻辑与秩序,用文字去挑战与批判整个文明体系。这样的挑战并非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这是人类反观自身、艰苦回归的重要一步。如果说人类先哲为认识世界而依赖于理性主义传统,那么韩少功们则为了解除知识危机对理性主义乃至整个文明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这正是韩少功小说语言学转向的深层次动因。

  注释:

  ①此为王安忆在复旦大学课堂上所言。

  
  文章来源:《江淮论坛》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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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27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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