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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作家阎连科:文学最基本的功能是记忆

2018-11-29 08:5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阎连科与专访小组成员合影

阎连科与专访小组成员合影

 

快问快答

记者团:形容一下武汉和华科。

阎连科:一个字,就是“大”。华科很朴素,我发现全国高校只有华科学生不化妆。真的这个学校非常朴素,树多也是一种朴素。

记者团:您写作一般是用电脑还是手机?

阎连科:我完全手写,用纸笔。

记者团:现在一般都用电脑写作了。

阎连科:我用电脑一般都是回回信,但是我写完了会给我的学生让他们帮我收录一下,打印出来。

记者团:您写作的时候有哪些习惯?

阎连科:只要我每天早上在家里,6点半,7点钟就会起床,生活非常有规律。遛遛狗,回来给自己冲杯奶喝。八点钟以前已经坐下来了,会写到十点钟左右,或者十一点,写两千字左右。上午基本上出来就看看NBA ,唯一的爱好就是坐在那里看美国职业篮球NBA,下午就是见人。所有的写作之外的事都在下午,但是晚上9点钟,10点钟一定就上床睡觉了。

记者团:您喜欢看NBA呀?

阎连科:这是我特别规律的(爱好)。

记者团:最喜欢哪个球队?

阎连科:还是对勇士队喜欢一点。

记者团:您最近有看什么新闻吗?

阎连科:完全从来不看新闻。就昨天我说的,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于有限的朋友圈,和吃饭桌上的(信息)。

记者团:您最近在看什么小说?

阎连科:最近喜欢看的是波兰作家写的一个小说《简短,但完整的故事》,作家名字特别长,我记不得了。是一个小说集,特别超现实。

记者团:您在无聊的时候怎么打发自己的空闲时间,闲下来的时候会做些什么?

阎连科:除了看看NBA ,就是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呆,也是特别幸福的。


中原故土:值得爱也值得恨

记者团:生在河南,长在河南,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阎连科:我想对我影响最大的,就写作来说,那里的风土人情吧。风土人情其实是一种文化,它将永远记载在你的小说中间。

记者团:是怎样的一种风土人情呢?

阎连科:比如说,我们说的风俗习惯、生老病死、婚姻嫁娶,乃至于看待世界的方法。无论长多大,(我)骨子里都是一个农民。今天我所有的亲人都在那边,我的世界观形成的时候也是在那里。还有一点,你总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世界,比如说对底层人的认识,对农民的认识。当然出去的多了,你也会站在那个村庄以外,站在中国以外,去看那个村庄和那片土地。

记者团:您如何评价您的家乡?

阎连科:家乡穷山恶水,值得爱也值得恨,值得恨也值得爱。

记者团:爱什么地方?恨什么地方?

阎连科:爱是因为所有的亲人都在那里,如果没有血缘关系,和那片土地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爱你的亲人,你必然就会爱那片土地。因为他们和那片土地是紧密相连,无法分割的。我们说爱土地,其实是从人开始的。

所谓恨,等你从那个地方出来久了,你会发现鲁迅说的问题都在他们身上。鲁迅可以恨他们,我只能是半爱半恨。爱之愈深,恨之愈切;恨之愈切,爱之愈深。我完全做不到鲁迅那样一刀斩断,爱就是爱,恨就是恨。

记者团:不管是《日光流年》、《炸裂志》,还是《年月日》,您总是喜欢把“耙耧山脉”这样一个偏僻的豫西山脉作为故事的背景,“耙耧山脉”对您意味着什么?

阎连科:我家那里有一条最多一公里长的黄土小高坡,要比喻家山低得多,我5分钟就爬上去了。偶然有一天,在地头上发现这两个字:“耙耧”。它有特别明显的农耕文化,从此就用“耙耧”这两个字。最初写过一篇小说,叫《瑶沟》。瑶沟是一个真实的小地名,那里只有一个生产队,300口人,根本容不下你想象的东西。你把它无限扩大,无限扩大,扩大到来自一个世界,你把对世界的认识都融入进这个“耙耧山脉”中。你可以写几百公里,几千公里,你就是说这个山脉有一万公里,也不会有人怀疑它。


阅读:让心灵变得柔软

记者团:哪些作家您比较欣赏?

阎连科: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同的。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契诃夫,人家确实辉煌;日本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也是一大批;美国、欧洲、拉美也是一批。我最近对东欧文学也越来越有兴趣。那里每个国家都是弹丸之地,每个国家都有了不起的作家。但我喜欢一个作家两三年之后,就会发现有比他更好的。

记者团:为什么阅读是重要的?

阎连科:第一是人总要消磨时间,最好的消磨时光的方法就是阅读,比聊天喝酒打麻将更有意义。第二,阅读能让人的情商提高一点。阅读会让人的心变得柔软。尤其是文学作品,也不要过分夸大阅读它的意义。但是有一点,爱文学的人内心是相对柔软的。

记者团:您对年轻人的阅读和写作有什么建议?

阎连科:建议多阅读。写作是能写就写,不能写不要去勉强。不是说文学没有意义,而是特别丰富、健康快乐的生活才是人第一重要的。年轻时有一些理想和野心是很好的,但孩子们能够特别健康地谈恋爱和结婚也很重要。写不写作不重要,阅读很重要。

记者团:对于没有读过您的作品的同学,您会推荐他从哪一本开始读?

阎连科:就读《我与父辈》,这个比较好读。那是一个年轻孩子、中国的读者容易接受的。


创作:告别了高峰,渴望在六十岁有一片新的天空

记者团:在您的许多作品里,都有存在着方言的痕迹,在如今普通话居于霸权地位的背景下,您是如何定位自己的方言写作的?

阎连科:很多批评家说我用方言,其实我不认为是方言,那些方言更多是北方语言。只有在写《受活》的时候,我决定有意使用方言,把方言带入文学,其他的书都没有想到使用方言。因为《受活》那个故事的背景是整个世界,为了让它变得软化、真实、接近,所以写了耙耧山脉的一个村庄。

从《年月日》、《日光流年》到《坚硬如水》,那个时候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希望每一部小说的结构、叙述、节奏,尤其包括语言在内,都是不一样的,那也是我创作最为新锐的一段时期。如果不是作者那一栏写了阎连科,大家可能都会怀疑这些书是不是一个人的作品。全新的语言和结构,这也是我用方言的原因。

那一阶段是我人生创作的一个最好的时期,什么都顺手拿来,水到渠成。人生就那么一段创作高峰,直到写了《为人民服务》,戛然而止。现在你去看那十年,会发现那十年里部部都是好作品。

记者团:您写作的素材和经验来源于哪儿呢?

阎连科:写作总是强调经验,通常指的是生活经验和人生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写作更重要的东西是精神经验,有了精神的经验,即使是很少的生活经验也能支撑起一部小说。

一个人靠生活经验写作是走不远的。尤其今天,一辈子经历得再丰富,一个长篇电视剧,一部长篇小说就能写完了。而精神经验是丰富到无穷无尽的,但我们表达精神经验的时候也离不开生活的经历。这样,每一部小说都能往前走一点。

精神经验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比如卡夫卡,他就是和父亲有矛盾,一辈子谈了三个女人,可他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主要是靠精神经验在写作。

记者团:在您的众多作品中,哪一部您最满意?

阎连科: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满意的作品。我也希望自己每一阶段有每一阶段的写作,比如说三十岁到四十岁左右写了《日光流年》,回头过了几年《坚硬如水》,然后写《受活》,这三部是完全不同的小说。

记者团:当史铁生对您说“少写点”时,当时是怎么回应他的?您的内心是什么感受?

阎连科:点点头而已。我不是最有才华的也不是写的最好的,但我一定是中国作家里比较勤奋的之一。我每天在家都会写个两三千字。

记者团:为什么从《日熄》开始您觉得写作越来越无意义?

阎连科:以前我的写作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想要逃离土地,吃饱肚子,想要进城,后来就想要成名成家。后来就会发现,我写作是干什么的?我既不可能成为鲁迅,也写不出《红楼梦》,挣钱也不会有韩寒、郭敬明挣得多。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过三十年、五十年我不在的时候,我的作品非常有可能烟消云散。我就是个作家,写作对我来说像农民种地一样。我特别渴望写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是这一点一直在促进我写作,如果没有这一点,我想很迅速地就停下来了。

记者团:让您不停地写作的东西是什么?

阎连科:还是想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现在非常想摆脱《四书》、《炸裂志》这些小说,这是我今天最大的焦虑,最大的瓶颈。老路子已经走了很久了,写出这么多小说了。我非常渴望在六十岁的时候有一片新的天空。如果没有,我会非常不安。


被限制、误读、妖魔化:把作品写好,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记者团:您认为小说在虚构甚至夸张荒诞的笔法下怎么让读者体味出真实?

阎连科:我认为中国的读者不是完全成熟的读者,我们不能太痴迷于现实主义,超越(现实主义)这种东西他不太能理解。我想这个不是因为读者的错,是因为我们文学教育的错,是读者的选择权变得越来越小的错。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怕孩子吃糖对牙齿不好,他直到八岁之前都不知道世界上巧克力和糖是甜的,我当时对他的父母说:“你们这样太残忍了!”他们就说:“我们这样是正确的。”我想阅读就是这样。

记者团:您觉得现在的读者缺乏哪一方面的阅读而受到这种眼界的限制?

阎连科:出版受限制,阅读自然就会受限制。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更丰富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阅读权、眼界都会提高。

我们都说拉美文学魔幻,《四书》在拉美的一些国家,几乎不会有人看不懂,但我们就会说:这(《四书》所写的内容)怎么可能?我们这里就只会讨论故事和人物,缺乏艺术和想象。说明我们的阅读比他们狭隘。

记者团:您写出那些反映社会的黑暗的东西的时候,有一些评论家说您在丑化中国社会,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阎连科:我视而不见。那是那些无知的人,对这个民族不负责任的人说的。对民族负责任是要分浅层和深层,近和远的。人人都爱这个民族,但是要分清怎么样的爱。哪些人表现的是肤浅的爱,哪些人表达的是深爱,是长远的爱。矛盾就在这个地方。

记者团:您说过自己是被误读的、被陌生化的作家,您如何怎么看待?

阎连科:有些批评家说我所谓的妖魔化,这就是误读。其实,这是在妖魔化作家,但是这样的评论家往往在今天是一呼百应的,因为他有话语权。所谓的陌生化就是因为那种声音。

一个真正爱文学的人会明白,文学就是文学,他不负责改造这个社会,不负责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和后退,文学就是我们文化生活中非常小的一个东西而已。我们不能用文学去替代文化,不能用文化替代所有的社会生活,这是一种对文学的责任过度夸大所导致的。我写,你读,你感受,你喜欢,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长久以来文学负担着过重的责任。要记住,文学就是文化生活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记者团: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直有人预言您是下一位获该奖的中国作家,请问您怎么认为?

阎连科:都是玩笑话。诺奖的事情,一个作家入选不入选你是不知道的,而且入选后,谁能拿到更是偶然。把作品写好,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别的事情都是听凭偶然就安排了。人生,无法逃避偶然的摆弄,偶然常常大过必然,左右我们的一生。


命运:每一次小小的弯曲之后,都会有宽广的道路

记者团: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您还有记忆吗?您觉得那段“幕布般的黑暗”带给了您什么?

阎连科:三年自然灾害,我那时是不记事的。记事起,母亲父亲会不断地对你讲那段时光。尤其是母亲带着我看,哪块土是可以吃的,哪块土是不能吃的。直到今天母亲还会问,怎么那三年会那么困难。

你会了解,文学要有最基本的记忆的功能。如果文学也失去了记忆的功能,那这个民族就完了。文学最不应该丢掉也最容易丢掉的就是记忆的功能。

记者团:你在《我所欠父亲的债务》中写道您大姐生病的一段时光,那段经历让您懂得了什么?

阎连科:人生的不易,人生的艰苦,懂得了你就是社会的底层,没有什么人可以帮你的,男孩子应该有男孩的责任,也产生了逃离那片土地的情感。

记者团:您后来当兵的经历给了您什么影响?

阎连科:我其实非常感谢这样一段军旅生活。那时候才知道,原来《飘》这么好看,才知道原来《安娜·卡列尼娜》也这么好看。你丝毫不会怀疑《飘》里面任何一个人物的假。当兵打开了我真正的阅读的大门,之前我的阅读是隔着一扇窗户的阅读,从此有了真正的阅读,也有了真正的写作。

记者团:您之后为什么不再当兵?

阎连科:因为写了些东西,人家把我赶走了。但我觉得是好事,没有这次离开就没有后来的写作。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命运每一次小小的弯曲都会让你在后边有一个相对宽广的道路,我不会怪罪命运中任何一件事,对我来说,命运中任何一件大的事都与文学相关,都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资助艾滋病村:眼看着那些人一个一个死去

记者团:十多年前您为什么选择去艾滋病村?

阎连科:去那个村庄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我在家里突然收到了一封没有任何姓名的信,说在河南有个艾滋病村。

后来我非常偶然地到了河南去,知道一位姓高的老太太一直在调查河南艾滋病村。我就她家里去。她说,过一会要来一对父子,他们是来检查看儿子有没有艾滋病的,你等他来,检查一次要四百五十块钱,他们没钱,你给他四百五十块钱让他去确认一下。后来来了一个父亲三十多岁,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我给他四百五十块钱让他去检查。我们吃过中饭,他们就回来了,父亲特别开心说,医院说他的孩子不是艾滋病,就是发烧了。老太太给我递了一个眼神:他就是个艾滋病。然后父子俩个特别开心走了。

老太太说,你走以前我再给你四五个名单,一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只要二百二十块钱,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你回去给你的朋友分一下,去资助他们。我拿了四五个名单回去分给当兵的战友。

后来的情况就是,我寄钱寄了一年两年,寄了两三次,接到了一封信就说孩子已经不在了,以后不要寄钱了。再过到2002、2003年,我们就去这个村庄看,去的时候那个孩子与父亲都不在了,后来就又去了很多次。

当时去和写作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想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去了以后,人的柔软性就出来了,去了一次就必然有第二次,就是永远牵挂着那个地方。去了好多次,经历了非常多的东西。

记者团:《丁庄梦》的创作是以此为原型吗?

阎连科:《丁庄梦》没有任何原型。每个细节都想不来,都是听到的。你在小说中会读到“那年的蚊子特别大,池塘都是血”,这都是那边听到的。那边卖完血后,要在水塘里洗血袋子,用一次在那里洗一洗,水都洗红了,水边上的蚊子比往年大的多,特别大。现在想一想都会犯恶心,但是那些最黑暗的东西我都没有去写它。

记者团:您在艾滋病村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一个作家?

阎连科: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帮不了他们。我直到离开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都不知道我是一个作家。直到我资助的一个学生从高中上大学读研,他的父母亲全是艾滋病,他把他奶奶送走他就再也没有回过那个村庄。那个孩子读研离开那个村庄,有一天才打电话过来:“阎老师我才知道你是…”我觉得无能为力,在那里我完全是一个多余的人。还有一点,你活得健康,在那个地方会有一种内疚感。

记者团:您最近还有再回去那个村庄看吗?

阎连科:(叹气)人都死的差不多了。

记者团:这是您觉得写作无意义的一种表现吗?

阎连科:就是觉得虚无嘛。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就眼看着那些人一个一个就死去了。还有一点就是人性的复杂,假如说你给村里十万块钱,能有三四万被别人贪污掉的,你心明如镜。唉,说到底就是个穷啊。

文字|阎连科专访小组


来源:华科大当代写作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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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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