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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三人谈

2018-08-02 09:05 来源:文学报 阅读

非虚构写作三人谈:一种与历史和集体记忆密不可分的文学性在形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非虚构小说,不论是《冷血》还是《刽子手之歌》,都在某种意义上启发了美国民众对自身生活和精神形态的思考。它们不单单是在描述一个罪犯,而是在发掘罪犯后面汹涌的美国精神。

《人民文学》二〇一〇年第二期设置“非虚构”栏目,试图让“非作家”和普通人也参与进来,但多年来的创作实践证明,“非虚构”已经成了一种另类的“知识分子写作”。

无言的历史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一种新的、与历史和集体记忆密不可分的“文学性”正在慢慢生成。


新的“文学性”正在生成

宋嵩

尽管此前有一些刊物也设立过类似的栏目并刊发过与当下“非虚构”风格接近的作品,但今日“非虚构”的蔚为大观,还是从《人民文学》2010年第 2期设置 “非虚构”栏目开始的。这一期的刊前编者《留言》中虽然没有明确给出“非虚构”的定义,但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几个要点:1.它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2.它的范围涵盖了 “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等几个方面;3.它的作者既有作家也有非作家和普通人。而在同年第9期刊物的编者 《留言》中,“非虚构”写作的意义被确定为“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显而易见的是,两则《留言》中可以提炼出“个人观点”“情感”“经验”等关键词,它们与“非虚构”作者“行动者”“在场者”的身份一起,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倾向性,即反对虚空高蹈的架空想象,呈现及物、“接地气”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

然而,当这种倾向性表现得越鲜明,“非虚构”文体也为自己招致了不尽的非议与诟病。一方面,它追求的是内容的真实性和呈现的客观性,却自始至终与作者永远都无法避免的个人局限性结合在一起。作者试图使自己的眼睛变成“客观”的摄像机镜头,但显然对镜头之外的经验场景无能为力;对原始材料亦不可能照单全收,而必须经过组织、剪辑,这种被建构起来的“真实感”成色究竟如何,以及在此过程中主观因素的掺入如何能保证“客观”的呈现,令人生疑。另一方面,“非虚构”之“非”力求杜绝“虚构”有可能导致的虚假,在强化“真实性”的同时也否定了象征性、寓言性成分存在的可能,而这些成分恰恰是构成传统“文学性”的重要因素。此外,《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让“非作家”和普通人也参与到“非虚构”的写作中来,但多年来的创作实践证明,“非虚构”已经成了一种另类的 “知识分子写作”,所谓的“返乡体”甚至同作者们的“博士”身份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可能是“非作家”,但能否算得上是 “普通人”,还值得商榷。

在我看来,近十年来“非虚构”写作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通过一种足够的诚意,以个体的形式自觉参与了社会集体记忆的建构。尽管我们早已厌倦了 “时代的证词”之类的宏大叙事,但我们每个人的确参与着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人民文学》的“编者”《留言》中曾提及的“非虚构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夜幕下的大军》,记述了1967年爆发于美国的声势浩大的反战游行,上下两卷分别以“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为题,显示出作者诺曼·梅勒高度自觉的述史意识。反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对日常的、身体的、碎片化的个人经验的大规模书写导致文学与社会公共空间、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越来越疏离,中国文学的发展陷入困境,难以为继。事实上,那种对于公共领域会泯灭个性的担心往往是杞人忧天,因为“公共领域是专供个人施展个性的。这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的真实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唯一场所”(汉娜·阿伦特语)。而按照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观点:“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论集体记忆》)尽管记忆的集体框架并非是由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来建构,即二者不是1+1=2的关系,但个体记忆毕竟是集体记忆框架搭建过程中的一根钢筋或一袋水泥。

郑小琼说:“我并非想为这些小人物立传,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世界原本是由这些小人物组成,正是这些小人物支撑起整个世界,她们的故事需要关注。”(《女工记》)梁鸿则坦言:“一种建立在基本事物之上的叙述,这就是非虚构文学的‘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叙事模式,并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非虚构的真实》)在珠江三角洲的血泪工厂(郑小琼《女工记》)、豫西南村头被污染的河边(梁鸿《中国在梁庄》),以及江汉平原上冬日斜阳下的老屋(黄灯《大地上的亲人》)、车来车往却人情淡薄的北京城(周晓枫《离歌》)、凌晨三点仍然灯火通明的中关村(宁肯《中关村笔记》),无言的历史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一种新的、与历史和集体记忆密不可分的“文学性”正在慢慢生成。

 

“即时”的需求与对“为人生”的改写

樊迎春

“非虚构”一词不管是作为文体分类还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学思潮都已经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讨论和研究,不仅有作为文学期刊重镇的《人民文学》杂志专栏推介,更有该类文体的代表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是《人民文学》倡导的“人民大地·行动者”,还是针对其与虚构小说、报告文学区别的热烈讨论,“非虚构”本身都代表着文学创作空间的延展和纵深,代表着文学创作风格的多元和复杂。

正如“文学是人学”之于当年文学界的振聋发聩,“非虚构”的兴起和热潮本身也反映着时代和文学的根本需求。尽管时常调侃当下真实的社会生活已经远远超越文学虚构的想象边界,我们依然要承认,在对世界和生活的认知和理解上,文学想象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或者说,对世界和生活的认知和理解,文学想象时刻面临着虚弱和匮乏的质疑。“非虚构”的兴起,在其兴起的时刻便被赋予“此时此刻”的重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历史与建设记录的渴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新时期新时代的报告欲望,以及当下,面对社会的转型与人群的分化,“非虚构”其实是一种“即时”的需求,其书写方式因对真实的震撼和冲击有着更高需求而应运而生,其文学表达试图对时代和历史作更为直接和诚恳的回答。

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同时关注与“非虚构”一样方兴未艾的另一文学热潮,即“科幻文学”,韩石山、梁鸿、慕容雪村等作家对“非虚构”的身体力行也对应着刘慈欣、飞氘、刘宇昆等人对“科幻”的筚路蓝缕。当我们震撼于“非虚构”在内容上的真实准确和形式上的自然而然时,“科幻文学”正通过非凡的想象力重塑我们的认知体系与价值观念。

“非虚构”带我们穿越厚重的历史和真实的当下,“科幻”则指向遥远与模糊的未来。

但不管是内容的真实程度还是语言文字的风格变化,“非虚构”和“科幻”都在本质意义上回应着我们以 “文学之名”对世界的把握。底层的苦难与梁庄的故事和来自地外文明的信号呼叫一样,于当下绝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异质性的经验,但同样也是亟待解决的疑惑。我们如何对卑微个体的痛苦进行感知正如我们如何应对可能更为强大的物种对人类的侵袭,我们如何体察历史和现实的困境正如我们如何思考并非唯我独尊的明天。“非虚构”坦陈了生活的光荣与羞耻,“科幻”描摹了人类的傲慢与谦卑,在如何与当下的现实互动,如何回答昨天、今天、明天的问题等方面,“非虚构”和“科幻”共享着对人类经验与知识的摧毁与重建。

同时,“非虚构”在“文学”的意义上呼应了现代文学 “为人生”的传统,光阴荏苒近百年,“非虚构”作为新时代的“即时”需求,在“行动”之外仍然饱含“人民大地”的深情与追求,不只是纾解烽烟烦扰,不只是逃离悲戚痛苦,更是要在“人生”之上看清来时的痕迹,在“人生”之上囊括苦乐的根源,在“人生”之上找到承受当下的支点与通往未来的道路。“非虚构”任重道远,在某种程度上携带着对“为人生”的改写,也携带着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有效性前瞻。

 

两个维度和三个层次的“非虚构”

许智博

中国的文学和新闻在很长的一段历史区间里处于各自不同的运行轨迹,虽然偶有交集,但总体而言都在沿着各自的路径和范式并行发展,形成了隐形又分明的界线,即便1970年代末报告文学出现,曾一度使文学和新闻有在“非虚构”元素之下找到更多结合点的迹象,但那一代的文化精英,终究难逃本土化视野和思维的禁锢,难以形成持续性的繁荣。

近年来,中国的“非虚构”在文学与新闻两个维度上能有新的结合契机,推动方可以说是文学与出版界。《人民文学》在2010年设立“非虚构”专栏后,很多兼具多重身份的作家,开始以个体的身份,进入田野、企业、社会底层甚至是有一定危险的地方,记录和描绘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或个体的经历、状态、记忆。在这些“中国故事”开始引起关注的同时,以何伟(彼得·海斯勒)为代表的一批外国作家(他们大多有着记者的职业身份)作品集中翻译出版,给更多的作家和媒体人带来了全新的写作理念冲击。这种冲击在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达到了一个高峰,并引来了资本圈的追逐,一些新闻特稿变成了商品,资本圈包装出来了一个炒作IP的风口。

如此背景下,有媒体人从陈年旧稿里找出成名的职务作品,将其列入中国本土“非虚构”写作序列;也有媒体人开始痴迷于“非虚构”写作的“技艺”,将“非虚构”只视为一门讲故事的技巧;还有媒体人将 “非虚构”视为一个产业,希望将各种故事完成变现。相比媒体人,文学圈的评论人士和作家们对“非虚构”可以说是保持了相对的保守谨慎。在国内,首先扛起非虚构旗帜的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曾将“非虚构”比喻成“什么都可以装的乾坤袋”,不拘泥于概念上的纠缠,“大家先去探索,跑马占地,播下种子,看看能长出什么再说”。现在来看,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显然更加符合世界文学潮流的大方向——在2015年无法理解“新闻作品”为什么能拿到诺奖的人,想必更加无法接受2016年鲍勃·迪伦获奖吧。

尽管炒作IP现在已经开始降温,但不得不承认,商业的功利,又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本土的“非虚构”写作在认知层面复杂化了。从写作者的身份上看,媒体人无疑应该是“非虚构”写作的天然的重要的群体。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媒体人,鲜见将“非虚构”写作作为职业追求的觉悟和良好心态,少数浮躁的媒体人甚至将“好莱坞编剧之父”罗伯特·麦基的编剧理论曲解,将“非虚构”简单化成了“讲故事”,追逐猎奇和刺激,不再强调“非虚构”作为文学写作应该承担的对于时代、社会层面的责任和人文关怀,而很多基于几次采访或长谈而写出来的非虚构作品,在质量上自然也难以与欧美兼具媒体人与作家双重身份的作者的作品相比——这些,当然会引起文学界人士的天然信任危机。


文学vs新闻

如果“非虚构”不能在文学和新闻两个维度达成精神内核的统一,那么在这两个维度下展开的更多层面的讨论都可能产生矛盾、失去共识:“非虚构”写作要如何克服新闻议题的速朽性、具备文学作品议题的永久性?强调忠于现实的新闻性的写作要求与强调高于现实的文学艺术性的写作目标要如何统一?如果说“现实比小说更荒诞”(马克·吐温),那么是真实素材的独特性更重要还是写作者本身的才华思想更有价值?

事实上,上述问题,对于卡波特、梅勒、何伟、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些西方的身兼多重社会身份的作家来说并不构成困扰,他们的“非虚构”作品如他们的身份一样,可以说是新闻与文学的复合体,作品的最终指向都是被裹挟进大历史时代里的个体面对的困境和选择,超越了时空、地域、种族、文化,是精英的写作,是直达人类和人性层面的拷问。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中国本土尚不具备产生这类作家的土壤,但从知识分子写作的角度来说,以梁鸿、慕容雪村、李娟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本土作家,已经创作出了一批基于中国当下时代背景的、优秀的非虚构作品,足以证明“非虚构”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具备相当的想象空间。

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社会阶层的分化与稳定、重构的多元价值观、更多的表达空间和全球化进程中的重新定位等客观条件,与“非虚构”所诞生的美国1960年代有相似之处,如果要比较现阶段的中国与1960年代美国的不同之处,那么最大的特点,无疑是移动互联网的全球化普及,网络世界给了每个普通的个体自由表达的空间,让精英把持话语权的时代开始瓦解。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与世界同步的。如果说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以各种文体、面目呈现出来的“非虚构”写作,按照作者划分为带有政治诉求的体制内精英和带有社会改良诉求的知识分子两个层次的话,那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的普通个体表达诉求,无疑成为了“非虚构”写作的金字塔塔基,构成了第三种层次。

事实上,这种普通个体的表达,可以看成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爆炸中的一部分。目前中国几家互联网的 “非虚构”写作平台,也大多成立于2015年“非虚构”写作概念最热的前后,与商业力量的推波助澜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平台大致可以分为“专业流”和“全民流”两类:前者以专业的媒体人或作家的创作为主,在作者的个性写作或非虚构的外延概念上(如纪录片)做出区隔;后者以互联网特色 的 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为主,通过编辑的筛选、指导,将草根作者引向类似国外的“非虚构”写作概念中个体化的、日常化的 “回忆录”(memoir)式写作,作品虽然在文学水平上难称大雅,甚至离文学的门槛还很遥远,但微观、直接,具备一定的口述史和时代记录的价值。从2015年到现在的发展趋势看,“专业流”的平台,似乎依旧在延续中国媒体人曾经的身份转换困境,这一平台的创作群体在创作的深度和聚焦度上并未实现质变性的突破,其商业前景随着资本对于炒作IP热度的退潮,也略微黯淡;而“全民流”的平台,虽然尚没有打通内容产品与文学的对接通道,基本还处于主流文学圈的视野盲区,但还是在新的媒体传播环境下,站住脚跟,吸引了稳定的年轻受众群体和影视行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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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2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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