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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棣访谈录:诗歌文化萦绕生命境界

2018-05-03 09:2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诗歌文化萦绕生命境界

  文学报记者 陈竞

  在近日揭晓的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臧棣因诗集《地球是扁的》获“2008年度诗人”。授奖词称,臧棣的诗歌,表达着他对世界、生命和语言隐忍的热爱。

  1983年考进北大中文系并开始写诗时,臧棣的想法很简单:在一个有着17个各地高考状元的班级里,他必须把大量的精力投入阅读和学习之中,但又想保持文学训练,怎么办?“写诗,一晚上就能写好几首。”谁知写着写着就“上套”了,再也割舍不下。而今,他从事诗歌写作和研究已有20多年,从2000年以来,几乎每个月他都能写十首诗。对他而言,写诗就是生命的内在仪式,能带来独特的生命感觉和快乐。“作为诗人,必须每天用语言做祈祷,将我们对生命的想象和关怀,在诗里写出来。”

  记者:从你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你一直在探索不同的诗歌形式。为何如此关注形式?

  臧棣:我觉得,诗歌像任何艺术一样,最根本动力就在于它有一种强烈的古老的形式意志。对一个事物进行命名,就是给予它一个准确的形式。形式是审美认知的基础,也是它在实践上的乐趣所在。其实,还不是诗人本人要去不断探索不同的形式,而是诗歌这一实践类型本身不断向诗人发出一种吁请,要求我们不断去探索新的表达形式。对不同形式的探求,最根本的动力来自对世界的新的发现。一种形式的改变,往往意味着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的改变。新的形式,其实也是我们对自我的一种新的改变。在诗歌写作中,诗人对形式创新的念念不忘,究其根本,都源于对生命和生存本身的一种新的认识。

  记者:曾有人说你的诗歌只是语言的高蹈,离现实太远;而你又自忖“是当代诗人中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思考最多的人之一”。你如何理解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臧棣:我的基本立场是,诗歌的写作应该立足于一种现实感。我认同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说的一句话:最大的贫乏就是不能存在于客观世界中。诗歌的想象力最终是在某种客观性中实现的。人们常常习惯从诗歌如何处理现实题材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现实性,这很容易作茧自缚。诗歌最核心的言述行为是对存在的诗意发言。如何诗性地想象生命的可能性,如何诗意地存在,这才是诗歌的重点所在。作为一种人文实践,按我的理解,诗歌的根源在于它天然地倾向于维护想象力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作用。生活的启示源于这种想象力,生命的自我实现也依赖于这种想象力。

  自现代以来,诗歌文化的自主性一直受制于历史势力的裹胁。诗歌的工具化日益严重。昔日,人们要求诗服从政治,充当历史的工具,而今,又要求诗歌参与对神话的清除。现代人为诗歌设定了一个文化政治任务,就是诗歌应该积极地卷入到现代的祛魅运动之中。不仅参与其中,还要充当祛魅运动的先锋。而诗歌的祛魅又被简约地归结成反乌托邦、反神话、反浪漫主义。祛魅就是回到日常经验,回归到常识,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份。也许,从诗歌与题材的关系上,从诗歌与修辞习性的关系上看,这些主张都有自己合理的出发点。但我觉得,当它们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后,却也造成了对诗歌的基本使命的遮蔽。日常经验只是诗歌写作的起点之一,它不应该是排他的。我们书写诗歌,阅读诗歌,体验诗歌,最根本的目的不是想通过诗歌获得一种生活的常识,而是渴望通过诗歌获得一种生命的自我超越。诗歌文化真正萦怀的是生命的境界。诗歌是一次关于人生境界的书写行动。

  记者:这种对诗歌使命的认识,是否会让诗歌越来越远离大众?

  臧棣:说到大众对诗歌的冷漠,我觉得这始终是一个伪命题。诗歌的边缘化是一个事实,但即使是在这一事实中,如果去深入调查,而不是用笼统的整体主义视角去简约诗歌和公众之间的联系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诗歌的。只不过这种喜欢是以隐秘的私人的方式进行的。另一方面,现代诗和公众生活的隔膜,不是中国新诗独有的问题,这一现象在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觉得,这一现象既不能说明诗歌出了问题,也不能说明公众有错误。要怪罪的话,还是要谈到公共领域的文化空间的建设问题。没有好的诗歌文化,就不会出现良性的对诗歌的接受。

  记者:如何理解你所说的公共领域里的诗歌文化?

  臧棣:我所说的诗歌文化有个类比,在欧美知识界,比如福柯、德里达等,他们解读诗歌时,对诗歌类型和人文实践,有基本的尊重。而在我国当代的文化语境中,诗人与诗人之间、诗评家与诗人之间互相人身攻击,败坏了诗歌在公众领域的形象。尤其严重的是知识界对新诗的排斥,对当代诗歌缺乏发言能力,更要对诗歌的边缘化和被妖魔化负责。在某种意义上,新诗的诞生是由知识分子一手促成的,但最先背叛和出卖新诗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可能性的,也是这些知识分子。

  学会尊重诗歌,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也对整个文化自身的品性和活力有好处。新诗的未来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强健的诗歌文化。因为优秀的诗歌,我们早就写出了。卞之琳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写得如此出色了。但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身影一直是作为一个半大不小诗人而出现的呢?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我们文化结构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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