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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读汪曾祺《受戒》:倾“庙”之恋

2018-02-11 09:0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毕飞宇 阅读

  “城可倾,爱不可倾,这是张爱玲的孤岛哲学和孤岛史观,这是一种偷生的哲学,汪曾褀的身上多多少少也有这种哲学。”
  ——毕飞宇

  倾“庙”之恋
  ——读汪曾祺的《受戒》

  文 | 毕飞宇

  《受戒》很著名,是汪曾褀先生标志性的作品,简单,明了,平白如话,十分地好读。小说写的是什么呢?自由恋爱。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爱上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就这么一点破事,一个具备了小学学历的读者都可以读明白。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千万不要小瞧了“平白如话”这四个字,这要看这个“平白如话”是谁写的。在汪曾褀这里,“平白如话”通常是一个假象,他的作品有时候反而不好读,尤其不好讲,——作者并没有刻意藏着、掖着,一切都是一览无余的,但是,它有特殊的味道。在我看来,在我们的古代文学史上就有一个很难讲的词人,那就是倒霉的皇上,南唐李后主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大白话。老实说,作为一个教师,一看到这样的词句我就难受,撞墙的心都有。为什么?这样的词句“人人心中有”。既然“人人心中有”,你做教师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此时此刻,如果哪一位浙大的博士盯着我问:毕老师,“一江春水向东流”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能把我逼疯。如果有一天,《钱江晚报》上说毕老师在浙江大学疯了,你们要替我解释一下:毕老师不是因为钱包被偷了发疯的,他是没有能力讲授《受戒》,一急,头发全竖了起来。

  一、篇章与结构

  《受戒》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明海和小英子,他们相爱了。有趣的事情却来了,这个有趣首先是小说的结构。让我们来数一数吧,《受戒》总共只有15页,分三个部分。它的结构极其简单,可以说眉清目秀。每一个部分的开头都是独立的一行,像眉毛:

  第一个部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顺着“出家”,作者描写了神职人员的庙宇生活,篇幅是十五分之七,小一半;

  第二个部分,“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沿着“英子家”的这个方向,作者给我们描绘了农业文明里的乡村风俗,篇幅是十五分之六,差不多也是小一半;

  第三个部分,“小英子把明海接上船”,“上船”了,爱情也就开始了,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水面上私定了终身,篇幅却只有十五分之二。这样的结构比例非常有趣。我敢说,换一个作者,选择这样的比例关系不一定敢,这样的结构是畸形的,很特殊。

  就篇章的结构比例来说,最畸形的那个作家可不是汪曾褀,而是周作人。关于周作人,我最为叹服的就是他的篇章。从结构上说,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在主体的部分都是“跑题”的,他的文章时常跑偏了。眼见得就要文不对题了,都要坍塌了,他在结尾的部分来了小小的一俏,又拉了回来。这不是静态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很惊险,真是风流倜傥。鲁迅的结构稳如磐石,纹丝不动。可周作人呢?却是摇曳的,多姿的,像风中的芦苇。鲁迅是战士,周作人是文人。汪曾褀也不是战士,汪曾褀也是个文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了解汪曾褀在八十年代初期为什么能够风靡文坛。

  在新时期文学的起始阶段,中国的作家其实是由两类人构成的,第一,革命者,这里头自然也包括被革命所抛弃的革命者;第二,红色接班人。从文化上来说,经历过五四、救亡、反右和文革的洗礼,有一种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基本上已经被清洗了,那就是文人。就在这样的大语境底下,1980年,汪曾褀在《北京文学》的第十期上发表了《受戒》,所有的读者都吓了一大跳——小说哪有这么写的?什么东西吓了读者一大跳?是汪曾褀身上的包浆,汪氏语言所特有的包浆。这个包浆就是士大夫气,就是文人气。它悠远,淡定,优雅,暧昧。那是时光的积淀,这太迷人了。汪曾褀是活化石,(1980年)他还在写,他保住了香火——就这一条,汪先生就了不起。是汪曾褀连接了中国的五四文化与新时期文学,他是新时期文学收藏里珍稀的“老货”。请注意,这个“老货”没有半点不敬。可以说,有没有汪曾褀,中国新时期文学这个展馆将是不一样的,汪曾褀带来了完整性。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不读他,可他的史学价值谁也不能抹杀。

  我说了,汪曾褀是文人,深得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的文人和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他讲究的是腔调和趣味,而不是彼岸、革命与真理。他有他芦苇一样的多姿性和风流态。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壮怀激烈、大义凛然,也看不到他“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他平和、冲淡、日常,在美学的趣味上,这是有传承的,也就是中国美学里头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就是“雅”。什么是“雅”?“雅”就是“正”。它不偏执,它不玩狂飙突进。“正”必须处在力学上的平衡点上,刚刚好。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不冷不热、不深不浅。“雅”其实就是中庸。“中庸”是哲学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说法,“雅”则是“中庸”这个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具体体现。

  二、四个和尚,四件事

  我们先来看小说的第一部分。小说是这样开头的:“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出家”是个关键词,“出家”的意思我们都懂,就是做和尚去。这句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接下来汪曾褀要向我们描绘庙宇里的生活了。关于小说的开头,格雷厄姆说过一句话:“对小说家来说,如何开头常常比如何结尾更难把握。”为什么难把握?这里头就涉及到小说阅读的预期问题。庙宇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阅读预期?烟雾缭绕,神秘,庄严,肃穆。这是必须的,这一点我们从小说的题目也可以体会得到,《受戒》嘛,它一定是神秘的、庄严的、肃穆的。与此相配套的当然是小说的语言,你的小说语言必须要向神秘、庄严与肃穆靠拢。你的语言不能搭拉着拖鞋,得庄重。

  可是,汪曾褀并没有庄重,他反过来了,他戏谑。关于做和尚,我们来看看汪曾褀是怎么说的:

  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明海)的家乡出和尚。

  大家笑得很开心。你们为什么要笑?——你们不一定知道你们为什么会笑。在“和尚”这个词出现之前,汪曾褀一口气罗列了6种职业,其实有点罗唆。但是,这个罗唆是必须的。这个罗唆一下子就把“和尚”的神圣给消解了。这里的“和尚”突然和宗教无关了,和信仰无关了,它就是俗世的营生,干脆就是一门手艺。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看这六种职业吧,劁猪,织席子,箍桶,弹棉花,画匠,婊子。——这个次序是随意的还是精心安排的?我们不是汪曾褀,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受戒》是我写的,我一定和汪曾褀一样,把“婊子”这个行当放在最后。为什么?因为“婊子”后面紧跟着的就出现了“和尚”。婊子是性工作者,大部分人不怎么待见,这个词是可以用来骂人的;而和尚呢,他的性是被禁止的,他被人敬仰。汪曾褀偏偏把这两个职业搅和在一起,这两个词的内部顿时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价值落差——正是这个巨大的价值落差让你们笑出声来的。这就是语言的效果。什么都没动,仅仅是语词的次序,味道就不同了。语言的微妙就微妙在这些地方。如果是“和尚”的前面出现的是“画匠”或“箍桶匠”,意思是一样的,但你们不一定能笑得出来。

  许多人都说汪曾褀幽默,当然是的。但是,我个人以为,幽默这个词放在汪曾褀的身上不是很太精确,他只是“会心”,他也能让读者“会心”,那是体量很小的一种幽默,强度也不大。我个人以为会心比幽默更高级,幽默有时候是很歹毒的,它十分地辛辣,一棍子能夯断你的骨头;“会心”却不是这样,会心没有恶意,它属于温补,味甘,恬淡,没有绞尽脑汁的刻意。不经意的幽默它更会心。有时候,你刻意去幽默,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幽默未遂”,“幽而不默”的结果很可怕,比油腔滑调还要坏,会让你显得很做作。附带提醒大家一下,要小心幽默。如果你是一个幽默的人,你自然可以尽情地挥洒你的智慧,就像莫言那样。如果你不是,你最好不要随便追求它。

  幽默是公主,娶回来固然不易,过日子尤为艰难,你养不活她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汪曾褀在描绘庙宇内部的时候是如何会心、如何戏谑的。依照汪曾褀的交代,菩提庵里一共有六个人。除了小说主人公明海,那就是五个。关于这五个人,我们一个一个看过去:

  1.老前辈叫普照,一个枯井无波的老和尚。汪曾褀是怎么介绍他的呢?汪曾褀一板正经地告诉读者:“他是吃斋的,过年时除外。”说一个资深的和尚是“吃斋的”,过年的时候还要除外,你说,这样的正经是多么地会心。我们不一定会喷出来,但是,心里头一定会喜悦,——这和尚当的,哪有这么当和尚的。

  2.再来看仁山,也就是明海的舅舅。为了描写这个人物,汪曾褀刻意描写了他的住处。注意,这是一个方丈的住处。“方丈”是什么意思?一方见长,一方见宽,是很小的地方,也就是领导的住处。汪曾褀是这样描写这个简朴的小地方的:“桌子上摆的是账簿和算盘。”这句话逗人了,好端端的一个方丈被汪曾褀写成了CEO,最起码也是财务部的经理,他时刻关注的是他的GDP。没完,在这里汪曾褀还反问了一句:“——要不,当和尚做什么?”这句话太好了,好就好在理不直而气壮。小说家往往喜欢两件事,一,理直而气不壮,二,理不直而气壮。这里头都是命运。

  3.仁海就更了不得了,第一句话就能吓死人,“他是有老婆的。”

  4.接下来自然是仁海的老婆。关于这个“老婆”,就一句话,“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这句话写得绝。都说小说家要晓通人情世故,汪曾褀就晓通。这个仁海的老婆情商高啊,她知道一件大事,那就是顾及和尚丈夫的公众形象。怎么才能顾及?大白天的不出家门。她要是随便出门,有人一拍照,一发微信,她丈夫立马就要上头条。在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去体会。——中国的古典美学里很讲究“妙”,汪曾褀就懂得这个“妙”。这些语言漂亮得不得了,很家常,却不能嚼,你越嚼它就越香,能馋死你。我们读经典小说就是要往这些地方读,它会让你很舒服。老实说,这样的语言年轻人是写不出来的,你必须熬到那个岁数才行。到了那个年纪你才能笑看云淡风轻,关键是,你才肯原谅。只有原谅了生活、原谅了人性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会心的语言。汪曾褀的小说人人可读,却真的不是人人都可以读的。这样的语言和围棋很像,黑白分明的,都摆放在棋盘上,可是,你的能力没达到,你不一定能看出内在的奥妙。仁海的老婆“闷在屋里不出来”,这里头就有人情,就有世故。她虽然不出门,汪曾褀就用了一句话就完成了她的形象塑造,我们能够看见她鬼头鬼脑的样子。善良,愚蠢,顾家,掩耳盗铃。如果作者和读者都不懂得原谅,老实说,这个地方会变得龌龊。相反,如果你通了,这些地方就很有喜感。

  5.在我看来,写得最好的要数三师父仁渡,仁渡哪里是一个和尚?因为年轻,帅气,嗓子好,人家是小鲜肉,人家是摇滚乐队里的主唱,人家还是一个泡妞的高手。汪曾褀交代了,“他有相好的,而且还不止一个。”如果仁渡生活在今天,他一定会来杭州,来参加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汪峰老师一定会用他好听的低音说:“仁渡同学,我是第一个为你转身的。我从你的嗓子里听到了宗教。摇滚的精神就是宗教的精神。我有信心把你培养成中国最好的和尚歌手。”

  现在我们来做做加减法,庙里头总共有六个人,除了明海,剩下五个。再除了仁海的老婆,其实就是四个和尚。老和尚普照又不参加集体活动,这一来就只剩下三个。三是一个很麻烦的数字,用打麻将的说法,那就是三缺一。三缺一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往别人的身上写呗。别人是谁?汪曾褀写道:“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你看看,来人不光能打兔子,也会偷鸡,他可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关于这个偷鸡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以为他是小说里的边角料,可有可无。不是这样,这个人非常重要。我先把他放在这里,以后还要说到他。

  好,汪曾褀为我们提供了四个和尚。现在我要请大家回答问题了,——这四个和尚都干了些什么呢?大家想一想。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吃!喝!嫖!赌!很吓人的。

  可是,这一切显然没有吓住汪曾褀,在介绍了两个牌友之后,汪曾褀还轻描淡写地给这些人做了一个总结,说这些人都是“正经人”。汪曾褀为什么要强调他们都是“正经人”?

  刚才我说了,《受戒》这篇小说是1980年写的。这是特殊的,这也是重要的。1980年之前,或者说1977年之前,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阶级敌对的中国,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中国。“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汪曾褀必须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这是中国的问题,当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更是中国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汪曾褀面对了这个问题,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眼里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好人和坏人,没有敌人和朋友。汪曾褀的眼里只有人,只有人的日常生活。由斯,汪曾褀向我们提供了他的立场,那就是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请注意,汪曾褀的小说里有各式各样的小人物,有他们人性的弱点,有他们灰暗的人生,但是,即使他们不是好人,他们也绝对不是坏人。我不知道汪曾褀有没有受到雨果的影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汪曾褀和雨果很像,他们的眼里都没有所谓的“坏人”,哪怕他们有毛病,甚至有罪恶,他们也是可以宽恕的。如果有人要问我,汪曾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家,我的回答是,汪曾褀是一个人道主义作家,即使他的肩膀上未必有人道主义的大旗。

  回到庙宇。如果我们仔细地回味一下,我们会大吃一惊,——汪曾褀是按照世俗生活的世俗精神来描写庙宇的。他所描绘的庙宇生活是假的,他所描写的僧侣也是假的,他并没有涉及宗教和宗教的精神。那些和尚都是日常生活里的人,都是民间社会里的普通人,都是这些普通人的吃、喝、拉、撒。在汪曾褀看来,一个人该怎么生活就该怎么生活,即使在庙宇里头也是这样。所以,在汪曾褀描绘吃喝嫖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意汪曾褀的写作立场,他是站在“生活的立场”上写作的,而不是“宗教的立场”。这才是关键。他是不批判的,他是不谴责的,他更不是憎恨的。他中立。他没有道德优势,他更没有真理在握。因为小说人物身份的独特性,汪曾褀只是带上了些许的戏谑。既然你们的身份特殊,那就调侃你们一下,连讽刺都说不上。

  把宗教生活还原给了“日常”与“生计”,这是汪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要知道,那是在1980年。在1980年就能有这样的看法与态度,那是很了不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曾褀也是反对“伪崇高”的,在这一点上,后来的王朔和汪曾褀似乎很像,其实又不像。汪曾褀否认的是彼岸,却坚定不移地坚守了此岸。他是热爱此岸的,他对现世有无限的热忱。王朔呢?他是把彼岸和此岸一股脑儿给端了。汪曾褀说那些人是“正经人”,是戏谑,也是原谅,也是认同,否则就是讽刺与挖苦了。在汪曾褀的眼里,他们真的就是“正经人”,是有毛有病的正经人。——这就是汪曾褀的文学态度,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不把任何人看作“敌人”。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接下来的问题也许更加重要,在描写庙宇生活的时候,汪曾褀为什么要如此戏谑?

  我们要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汪曾褀并不戏谑,而是像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那样,选择正常的、抒情的、唯美的叙事语言,在他描绘四个和尚吃喝嫖赌的时候,我们做读者的会有怎样的感受?

  我们会感受到庙宇生活的不堪,甚至是脏。那显然不是汪曾褀想要的。是戏谑消解了这种不堪,是戏谑消解了这种脏。戏谑表面上是语言的风格,骨子里是价值观:我不同意你,但是,我允许你的存在,我不会把你打到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就是汪曾褀。还有一点,如果汪曾褀用抒情、唯美的语言去描绘和尚的吃喝嫖赌,《受戒》也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它变得诲淫诲盗。这个是不可以的。

  我再说一遍,对小说家来说,语言风格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它暗含着价值观,严重一点说,也许还有立场。

  说到这里大家很快就能意识到了,《受戒》这篇小说虽然很短,它的语言风格却存在着戏谑与唯美这两种风格。相对于一篇小说来说,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忌讳。——汪曾褀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么?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从调性上来说,《受戒》的语言风格又是统一的。在哪里统一的?在语言的乐感与节奏上。必须承认,汪曾褀的语感和语言的把控能力实在是太出色了。

  为了证明我所说的话,你们回去之后可以做一个语言实验,把《受戒》拿出来,大声地朗诵。只要你朗诵出来了,你自己就可以感受得到那种内在的韵律,潇洒,冲淡,飘逸,自由,微微的有那么一丝骄傲。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汪曾褀并不傲慢,在骨子里却是骄傲的。我附带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可以朗读的,有些作家的作品却不能。能朗读的作家在语言的天分上往往更胜一筹。他们都有自己特有的腔调,隔了三丈都能闻到。李敬泽老师反反复复地说,好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腔调。汪曾褀的腔调就是业已灭绝的文人气,就是业已灭绝的士大夫气,这种气息在当今的中国极为稀有。补充一句,汪曾褀的腔调你们年轻人千万不能学,你学不来。我说过一句话,汪曾褀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学的,道理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如《受戒》这个作品由鲁迅来写,结果将会怎样?这个假设会很有趣,请大家想一想——

  面对宗教的黑暗、宗教对人性的压迫、宗教对日常生活的碾压,鲁迅一定是抗争的、激烈的、批判的、金刚怒目的。鲁迅也会幽默,但鲁迅的幽默也许是毁灭性的,有时候会让你无处躲藏。用鲁迅自己的说法,就是“撕”,“撕碎”的撕。汪曾褀不会“撕”。汪曾褀不批判。汪曾褀没那个兴趣,汪曾褀没那个能量,更为要紧的是,汪曾褀也没有那样的理性强度。这是由汪曾褀的个性气质决定了的。汪曾褀是一个可爱的作家,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却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这样说丝毫也不影响汪曾褀的价值。我们热爱鲁迅,需要鲁迅,我们也需要汪曾褀。我说过,汪曾褀是文人,不是知识分子。这是汪曾褀的特征,也是汪曾褀的局限。这样说是不是对汪曾褀不公平?是不是强词夺理了?一点也不。伟大的作家必须有伟大作家的自我担当,这是伟大作家的硬性标志。文学是自由的,开放的,但是,相对于伟大的作家来说,文学未必自由。这个不自由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威逼与胁迫,而是来自于伟大作家的自觉,来自他们伟大的情怀和伟大的心灵。

  但是,能不能说汪曾褀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也不能这样说。

  这就要谈到张爱玲了。张爱玲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倾城之恋》,大家都熟悉。《倾城之恋》当然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它有它的世界观,具体地说,它有它的历史观。——无论风云怎样变幻,人类的日常它坚不可摧,哪怕炮火连天,吃总要吃,睡总要睡,爱总会爱,孩子也还是要生。城可倾,爱不可倾,这就是张爱玲的孤岛哲学和孤岛史观,这是一种偷生的哲学,汪曾褀的身上多多少少也有这种哲学。——衰败的大时代、精致的小人物。说到这里大家也许明白了,《受戒》和《倾城之恋》骨子里很像,几乎可以说是姊妹篇。我们可以把《受戒》看作《倾城之恋》的乡村版,文学一点说,我们也可以把《受戒》看作《倾城之恋》投放在乡村河水里的倒影,水光潋滟。

  所以说,作家的才华极其重要。才华不是思想,但是,才华可以帮助作家逼近思想。这正是艺术和艺术家的力量,文学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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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2-1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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