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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清水湾记事

2018-01-08 09:55 来源:天涯杂志社 作者:阎连科 阅读

世界是相异相悖的

北京很夸张地把湖称为海,不知是见识所致,还是狂傲的结果。云南那,那么巨大的湖,竟就叫为池,相比北京就真有些边陲仆从的感觉了。而港岛的东陲西贡这,有一地方叫作“清水湾”,以中文和中原的世俗文化去理解,清水湾既是一地名所赐,那就一定缘于一条河流的弯道和弯道所箍围的村落而致使,自然也是潺潺水澈,袅袅烟青,如同一首淡诗,或是一篇富有韵致的散文吧。

然而间,清水湾并没有那河水的湾流和炊烟。原来在山上——原来香港是岛也是山;原来世上的岛屿都是山;原来世上所有的岛山都是被海裂从地下挤压出来的肿岩被时间拂抚为世间杂乱、闹垢中的一点点的洁净和圣清——原来香港也是这样儿——可现在,香港已经不是这样了。而落寞在西贡山上的清水湾,现在却还持重禀赋,无瑕玉守成这样儿。在一片岛山云雾里,匿藏了香港固有村屋中的“丁户房”和山脉间的筋道与人烟。那房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丑;更无所谓现代、传统和落伍。它就那么方方正正,半高不高,千篇一律地守着它的颜色、模样和岁月,承继着自己的记忆与文化。九龙、港岛那里的繁闹是在它的窗眼下面开始的。整个香港云空中的摩楼、飞机、船只和百余年的建设、纷争、怒斗与潜吵,也都被它完整地收拾、摆放在了它的记忆里,如同一位百岁的老人,整齐地收藏在杂物箱中的旧发卡和废锅勺。时间在它就像无始无终的海;记忆在它就是海里的点点岛屿和礁石。时间比记忆长到无法说,一如海水比起岛屿大到无法说。可是那又怎样呢?虽然你生了我,而我依着你的嘱托,默默地守着和活着,持之以恒地记忆着,当你需要人类的物事物非、人是人非时,不是还要到我的百宝箱中去翻找、取用和挪拿吗?

我活着,就是为了记忆。

被遗落,则是为了更好的记忆和证明。

当记忆丰满、久远到如同一座岛屿上四季不衰的翠青时,我就长生了,如同海水、山脉、时间、星辰、云流和土地。清水湾就是这么去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这么守在繁闹香港西贡边远的山皱里,如被时间在人稀处设置在荒芜间的路标和岁月中桩钉不锈的钉子。取名清水湾,并不依着一条四季不息的河,也不取悦于一首诗或者一章文,而是那么散散撒撒,坐落下来的一处处的村屋和一丁户又一丁户的老房子——大家都一概儿环湾赋形,依光走向,面对着阔大云连、水碧云澈的海。原来村村户户竟都拥有一片这样的海。原来清水湾间的村屋丁户们,竟都坐落在一湾碧澈的海边和山间的林木里。因为这样它们才叫了清水湾。一湾儿海水和海水中错落有致的一个又一个的岛,都是它们时间的永存和常翻常新、永远翻掀不尽的老挂历。有海不说海,如同北京和云南,是湖不说湖。但它们把自己拥有的大海谦为一湾时,却没有滇池那种卑气和仆从心,也没有北海那样称谓的狂傲和虚浮心。如此我就想,“湾”是一种态度、性情和人格力;“清”是一种守持、禀赋和魂灵性;而“水”,就是常人、常心,那我与谁都一样的普罗大众了。

真是一个好名字。好心性、好守持和好灵魂。

从2015年到了这儿后,朋友和同仁就使我心遂所愿地每年都到这儿来,如朝圣的人每年都到西藏去,都到耶路撒冷的圣山与圣墙的下面一样。然后呢,清水湾就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而成了一个人的人生和心系之地了,如同一个农人终于认定深山中的一棵树,它不是一棵树,而是一棵神树样。

语言,勒在脖子上的绳索

每个人活着都有勒着他脖子的绳索。

每个人都被绳索勒着而生活、而活着。

有的人的绳索是饥饿;有的绳索是疾病;有的人,他的绳索是心已死了,可肉身却不能离开这尘埃大世界。还有的人,活得自在而快活,好像没有绳索一样,可那快活与自在,又总是不能到达欲极的地方去,因此乐而生悲,那快活和自在,也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道绳索了。

我的绳索是语言。无缘无故地想要背叛母语,是我生活和写作的最大疾症和吸引力,如同患有重症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和疾病争斗。

在我的生活和写作里,我最崇敬的人是除了母语还能使用一门、几门外语的人。有一次,看到美国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能说英语、法语、德语和中文,我简直在她家惊得如看见了巴别塔和爬上巴别塔的梯子。又一次,我和妻子从捷克回北京,在比利时转机时,因为大雾不能起飞,所有客人都被送到宾馆去候机。由于起飞时间茫然而无定,机场让大家都在宾馆房间开着电视机,何时起飞,会用英文在电视屏幕上预告和通知。而我们,因为只字不识,就轮流值班,不断地到候机大厅的柜台去查看和询问,每见到一个说中文的国航人员,就如同见到了爹娘一样。就这样,在那儿四十四个小时没睡觉,终于遇到了语言相通的一个国航服务员,帮我们悄悄改签机票又帮我们带至一班国航的飞机上。还一次,再一次,还又再一次——每次离开母语的土地,我都会有一种弃离绳索的轻松感,而同时又背负着更为沉重的语言绳索、并被绳索把脖子勒得更紧、更急、更有那喊叫不出的将要窒息而亡的呼救声,像恶痰一样噎在我的喉咙里。

有时候,当不能言语、说话、表白的窒息到来时,我把手放在脖子上,能摸到被语言的绳勒留下的青痕、将会因胀憋而亡的突起的眼珠和肿脸上的青颜色。我常想,我是一个在语言两岸偷渡的人。想要背离这一岸,而另外一岸在哪儿,却又不知、却又怅然、却又眼前除了黑暗就是黑暗和黑暗。也常想,努力学习一门语言去,可拿起英语看图识字的小册时,就想有着这时间,还不如坐下写一部小说呢。这时候,母语的亲切就像母亲站在村头等待出家的儿子回来一般。

时间就是这样过去了。

岁月就是这样过去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也就这样拖拖沓沓、急急切切过去了。现在除了“还不如坐下写一部小说”的理由外,还又多出的一个理由是:“都已经到了这个年龄啦!”

总之说,一个人要做语言两岸、三岸间的泅徒是他自选的,没有人逼迫和追赶他,一如一个人选择沉默还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态度一样。母语是温暖的,阔大深厚,足够一个人终生浮游、畅仰、伸舒或躺坐,可就是,我总有一种渴望对它的背叛和离弃。总觉得,《红楼梦》的好,也是因为曹雪芹有那种对母语渴望弃离的背叛感。今天读唐诗与宋词,我读到的都是诗人们对母语的弃离和背叛。甚至连鲁迅、沈从文、孙犁乃至汪曾祺的写作,我都误以为是因为人家对母语的背叛才有了今日的结果。哪怕是沈从文和汪曾祺们明明是回归,我也以为是背叛。当一个人注定是语言的逆子时,其实母亲的呢喃之音,在他可能也是要离家出走的不安了。

一个人能坚定地背叛母语,从根本上说和勇气无关,那是一种才华。

而我自己在语言死海中的泅游,既不源于胆略和力量,更不源于什么天赋与才情。我是一个毫无语言才情可谈的人。明知无力泅渡到语言的对岸去,但却源于对背叛的渴望,还是要朝着无边的黑暗游过去。其结果,是岸上的人都看得清楚的。所以,在香港,在香港清水湾的科技大学里,于我不光是这儿的水好和山好,人好和人的学识好,而更因为这儿是一个世界语言的混杂区,是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桥头堡和栖息地。中文、英文、粤语、闽语及法、德、西班牙和阿拉伯语,乃至世界上几乎少到只有百万人言说的民族语言和方言,在这儿也都可以找到一条语言的缝隙,使得每一个人在黑暗、陌生的语言中,都可以呼吸和交流,不至于因为要背叛语言而在泅海中真的死在语言的海水里。有了这一语言的缝隙地,人就可以呼吸了。可以既是不扯下勒在脖子上语言的绳索,也可以在松动里活着去思索,去想念,去写作。去重新审视这种对母语背叛的可能和不可能,意义和无意义。即便有一天,死心塌地地归回到语言的母岸上,也才能更深地体味回归里的背叛性。

在这儿,似乎说的是生活上的语言和写作上的语言两桩事,可在我,这完全是一桩事情如一枚钱币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那钱币就不再是一枚钱币了。所以说,有了清水湾这一生活语言的桥头堡,我从语言背叛的泅海之中爬将上来时,方才知道回归是更深层的背叛那道理。那么着,我就知道我在写作中对母语恶意背叛的缘由、道理和未来必须背叛的可能与不可能。

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与恨之愈切、爱之更深这情感,就是语言勒在我脖子上留下的肿块、结痂和淤紫吧。

有人是这样感受香港的

有人是这样感受香港的——我母亲。

母亲八十三岁来了香港,和一个人在八十三岁当了总统一样。坐飞机、坐轮椅,每一个台阶都要有人搀扶着。在农村老家时,她还种菜、做饭、喂鸡鸭,忙碌完了后,主要的文化娱乐是侍候麻将桌。打一冬天的麻将牌,每天都输,一年输不到五百元,每天都赢,赢不过三百元。现在物价都涨了,这个价格的红线也被她们突破了。可为打麻将搬桌、扫院、烧水、摆凳、整牌的劳动是很稳定的,和最高级钟表的针摆一样。

去年母亲不想再侍奉麻将了,提出说我应该侍奉侍奉她,我就把母亲和大姐、二姐接到香港来。从深圳入关时,母亲发现原来入关出境是这样的——和检查小偷一样;从港岛过来时,母亲发现香港的楼房是这样的——和插在筷篓的一把筷子一样;见到大海时,母亲发现大海是这样的——“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水。”这个感受是十五年前母亲被检查出了身上有恶症,我和妻子紧张、忙碌、不安了一个月,最后又被医院证明是误诊,我们一家喜而落泪,为了补救什么,就上午出院,下午买机票带着母亲飞海口,去三亚,到深圳,最后从广州回到中原那个一个点似的村落里。那次母亲见到大海是在三亚,我们住在海边的房子里,我带着母亲去看海时,她愕然地立在海边上,脸上不解的表情如看见了一座金山:

“啊!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水。”

这是母亲第一次见到大海时的感叹和感悟。而这次,到香港见到大海时,母亲已经是早就见过世面、见过海的人,不惊乍、不愕然、不慌忙,只是平静地笑着看看我那愕然、喜悦的两个姐,对我说应该坐船让我两个姐姐到海上转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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