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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的最后一个夏天:欧洲文明的最后一声晚钟

2017-12-29 09:32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高凌 阅读

《奥斯坦德1936》,二百页篇幅的一本小书,既不长也不短刚好就适合一个没有朋友的海滨下午,炎热的夏天里面朝大海海风徐来。这是一本充满忧伤的小书,很大程度上是《焚书之书》的一个副产品。魏德曼用这本书告诉我们,《焚书之书》只是一个提纲,一个刻满名字的纪念碑,而在纪念碑下,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灵魂,每一个灵魂都值得拥有一本关于他自己的书。作者把其中的几个人在1936年的那个夏天抽出来真的写了这么一本书,就像离别之际,最后打开的一瓶气泡酒发出的声响,清脆的“砰”的一声,代表着一个微笑,如同一个说不出口的“再见”,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夏天,那“再见”准确地说应该是“永别”!

帝国犹太人的四条道路

这是关于德国流亡作家的书么?显然是的。斯蒂芬·茨威格、约瑟夫·罗特、艾贡·基施都是犹太人也是流亡者。随着纳粹的上台,他们的著作被禁、生命受到威胁,流亡的日子里,他们在酒吧、餐馆谈论着少数还能发表作品的地方、可能得到的稿酬,讨论着把小说卖给好莱坞,讥笑视图在流亡者和纳粹当局的矛盾中置身事外的亨利希·曼。谈论最多的当然还是国内的变化和回到祖国的可能。

但这三个人除了是德国流亡者、犹太人和作家之外还有一个共同身份,这个身份赋予了这本书另外一种色彩。这种色彩解释了为什么基施和罗特,一个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和一个哈布斯堡犹太人,彼此在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却能互相开玩笑。因为这三个人都有着同一个祖国,他们是1918年11月11日随着卡尔皇帝退出政治活动而消失的那个中欧大帝国——奥匈帝国的臣民。哈布斯堡的中欧大君主国经历几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到1867年通过“奥匈妥协”成为奥匈帝国。在这个帝国的奥地利部分,王朝放弃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和德意志化的政策,转而对境内的各民族采取一视同仁的宽容和解政策,这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帝国灭亡之后也没有新祖国的犹太民族来说,成了他们千年漂泊史上难得的美好记忆。

茨威格是维也纳犹太人,罗特是加利西亚犹太人。作为首都犹太人的茨威格家境优越,他对君主国的印象来自生活,对帝国温情的追忆来自对过去生活的怀念;罗特则来自帝国边疆,而且家境贫寒,他对帝国的印象更多地来自政治宣传,他对帝国的感情也更政治!他激励自己的那句口号“利沃夫还在我们手里!”就是战争期间宣传机构不断重复的口号。只不过帝国宣传机构和罗特都不会把利沃夫按照波兰语的发音叫做利沃夫,他们喊的应该是利沃夫的德语名字“伦贝格”。茨威格接受了帝国灭亡的现实,罗特却不愿接受,他在自己的心中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君主制:一个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高踞于中欧的民族纷争、杀戮和仇恨之上的,对各民族一视同仁的中欧大君主国。茨威格和罗特分别代表着把帝国留在记忆里的犹太人,和想要把更理想的帝国重现在大地上的犹太人。

而布拉格犹太人基施,则代表着第三条道路:把帝国的普世理想转变为非帝国的普世理想,简而言之就是共产主义的国际精神。他在民族矛盾高涨的布拉格长大,1913年凭着一个记者的直觉揭穿了雷德尔上校自杀案的真相,因此一举成名。帝国灭亡后,基施成了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被澳大利亚拒绝入境之后,从轮船跳向澳大利亚国际主义者的小船,摔断了腿,却成功地登上澳大利亚海岸。

帝国犹太人还有第四条道路,那就是另一个布拉格犹太人弗兰茨·卡夫卡选择的道路。他接受了帝国的灭亡,也没有看到任何希望,1924年他在新生的捷克国家里慢慢熄灭。1936年的这个夏天他无法来到奥斯坦德,也无法出现在这本书里了。

漂泊的犹太人

1933年5月10日纳粹在柏林歌剧院广场公开焚烧了那些“非帝国的”文学作品,揭开了德语作家流亡的序幕。一些人第一次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另一些人却是第二次:

在本书的主角中,基施不一定觉得“君主国”是他的祖国;而务实的茨威格是个维也纳资产阶级,他嘴上没有承认,但内心深处眷恋着这个“祖国”;唯一两次发自内心体验到亡国之痛的人,是约瑟夫·罗特,罗特的家乡布罗迪位于帝国边缘,随着俄普奥对波兰的瓜分而被并入哈布斯堡君主国。但这片波兰领土无法被并入任何一个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国家,于是它们仅仅按照历史传说,组成了一个 “加利西亚-鲁多梅利亚王国”,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担任国王。这个王国西部是波兰人,东部是乌克兰人,由于乌克兰国家还不存在,所以帝国称他们为鲁塞尼亚人。

“伦贝格还在我们手里!”这是罗特的口头禅,伦贝格是这个凭空制造的王国的首都。这座首都的城市居民大多是波兰人、德意志人或者犹太人,但是伦贝格所在的加利西亚东部,市郊的原野和村庄,居住的却大多是乌克兰人。1918年最后的奥匈帝国皇帝卡尔为了换取乌克兰人的粮食,不顾议会里波兰议员的抗议,把伦贝格划给了拟议中的乌克兰国家。1918年11月帝国随着革命的浪潮崩溃,乌克兰人的军队占领了伦贝格,试图在这里建立乌克兰国家,但却被新生的波兰打败。胜利的波兰人夺取了这里,恢复了它的波兰语名字“利沃夫”。

到了三十年代,伦贝格对维也纳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但布罗迪其实比伦贝格还要远。遥远的布罗迪是罗特的家乡。平静的布罗迪,在那里乡土战胜了民族的差异,书中罗特说:“在布罗迪每个人都会借钱给别人,也都会欠别人钱,谁也不会责备谁”。布罗迪是犹太人永恒漂流的一个中转站,魏德曼告诉我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更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更多的人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然后“因为一个想法”或者“别人的一句话”甚至“一个梦”就离开了它,去柏林、去巴黎,罗特1913年去了帝都维也纳,1914年他回布罗迪度假时听到了皇储遇刺的消息,他知道那意味着对俄国的战争,因此去了布罗迪最好的饭馆:举杯庆祝俄国必将到来的失败。1916年罗特是一个后备军军官,在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葬礼上罗特穿着军服严肃地站着,在老皇帝身上这个帝国遥远边陲的犹太人感受到了帝国的温暖。他爱上了这个国家,一直以来在内心深处美化这个国家。犹太人没有祖国,这是犹太人的不幸,身为犹太人的罗特因此而可以选择一个祖国,这是犹太人罗特的幸运!1917年俄国真正的战败了,但结果和罗特想的不同,俄国的失败没能拯救帝国。1918年11月,伦贝格已经失去了,帝国也不复存在了,这个来自根据传说而凭空制造的王国的犹太人,选择从此效忠于已经化为乌有的帝国。

茨威格对帝国的爱是一个曾经经历过中欧大君主国黄金时代的布尔乔亚对往昔岁月的温情。而罗特对帝国除了温情,甚至萌生了一种同病相怜般的爱。在最后的皇储奥托身上,罗特看到的是童年的颠沛流离、父亲的死,这都让他想到他自己,随着帝国的灭亡,只有皇室和犹太人一样没有了祖国。大公从此远离维也纳就像罗特远离布罗迪。

“嘿,罗特你的皇帝吃早餐的时候会戴着皇冠么?”基施会这样拿罗特开玩笑,而罗特并不觉得这是个玩笑。罗特会一本正经地回答“会的!他会戴着一顶隐形的皇冠!”罗特赖以不朽的作品是《拉德茨基进行曲》,书中描写了一个因功受封贵族的特罗塔家族。在结尾处,第三代特罗塔家族的少爷在世界大战中战死,哥萨克向拎着两桶水的他射击,子弹在他身份飞过,划破空气发出噗噗噗的声音,罗特说那节奏就像《拉德茨基进行曲》的前奏。当他死后,他父亲第二代特罗塔,从他当地方长官的边陲来到维也纳。静静地站在美泉宫外,在细雨中等待着老皇帝死去。当消息传来,特罗塔老爷安然回到自己的边陲小镇,罗特心中的布罗迪,在自己的床上死去。这是一个始于战争,终于战争却在一个温暖的日子里安然离去的故事。

罗特爱哈布斯堡王朝,1938年当奥地利即将失之于纳粹德国时,罗特和流亡的保皇党人们聚集在末代皇储奥托大公的身边,他们一起想出个办法来拯救自己的祖国,那就是让奥地利的许士尼格退位,而让奥托大公成为皇帝,以此避免奥地利被纳粹吞并。而罗特自告奋勇的去维也纳说服许士尼格。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到维也纳,3月11日他回到巴黎,3月12日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英雄广场。

从此天各一方

1918年阴郁地看着卡尔皇帝远去的人群中站着本书的另一个主角,斯蒂芬·茨威格,他当时在萨尔茨堡。战争期间他喜欢往瑞士跑,因为在瑞士有不需要配给券的面包和肉,还有在奥地利已经见不到的橘子和香蕉。他还在萨尔茨堡买下了他的城堡,俯瞰着萨尔茨堡城。

茨威格是一个富裕的流亡者,而且他的流亡对妻子和女儿来说显得莫名其妙。虽然他的著作被纳粹禁止销售,但他的书依然在奥地利出版,换而言之茨威格还可以从纳粹德国得到读者和收入,他和流亡者们不同。所以当大家讥笑亨利希·曼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放声大笑的人。

茨威格是被他自己驱逐到国外的人,他因为迫害而从奥地利逃到伦敦,又因为他妻子而逃离伦敦,因为罗特而逃到奥斯坦德。将来他还会逃到地中海上,逃到大西洋上,甚至逃过大西洋来到巴西,但钱让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俯瞰大海,在奥斯坦德如此,在巴西也如此。罗特和茨威格就像哈布斯堡王朝这棵大树上的两片树叶,在这个王朝的秋天凋落,被风吹向远方,只不过茨威格用金子把自己包了起来,而罗特一无所有。

这场戏剧中唯一一个不是随风飘零的人是基施,基施在前进而不是在随风飘零。基施是战士而不是诗人。基施有信仰,不是那种诗性的信仰,而是战斗的信仰。基施知道他的敌人是谁,也知道只要他还活着、还在斗争,敌人就会日益虚弱。所以基施每天都保持着热情,在这些失去祖国的人中间,基施每天都能开玩笑。

于是在这个奥斯坦德的夏天,一群伤心的人聚集在一起,基施是唯一一个欢快的人。茨威格的祖国在过去,罗特的祖国在远方,基施的祖国就在明天。《奥斯坦德1936》就是这三个人,以及跟他们聚集在一起,一样失去祖国的一群人。随着1933年的这把火,让这些各不相同的人一起成了尘世的漂泊者,比如从内心到皮肤都对罗特一见钟情的伊姆加德·科伊恩,这是一个跟罗特截然相反的姑娘,一个新时代的女性一个女作家,却对一个忠君的哈布斯堡犹太人一见钟情。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们推到一起,那就是纳粹。

但纳粹只给了他们这一个夏天,当这个夏天结束,他们就要走上各自的道路。罗特1939年死在巴黎,在他的葬礼上人们搞不清楚他是一个犹太人,还是一个皈依了天主教的犹太人。人们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布尔什维克基施和皇储奥托都送了花圈。

茨威格被风吹到巴西,在巴西最终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在告别的文字中他写道“我要向我所有的朋友问候,希望他们在漫漫长夜之后,仍能看到黎明的曙光!可对此,我没有耐心,先他们而去了”。这也是一个被时代伤透了心的人。基施最终回到了布拉格,但很难说那是不是他还在明天的那个祖国。这是三个人的故事也是一群人的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奥斯坦德1936》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的每一个角色几乎都是作家,这个故事本来该他们自己讲,但他们已经永远的离去了。而魏德曼把它写了出来,告诉我们在那个黑暗的时刻,曾经有这么一些心灵,在比利时奥斯坦德的海滨,度过了那样一个夏天。(作者:高凌 来源:2017年12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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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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