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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现世界文学

2017-12-01 09:10 来源:文艺报 作者:徐勇 阅读

叙事时间问题,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指标,其复杂程度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文学现代性的发展程度。中国文学往往被诟病不已,很多就与其作品对时间意识的不够重视有一定的关联。

时间意识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一系列的问题,技巧和结构的层面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这其实提出了文学影响的方式方法和层次的问题。文学的影响如果仅仅停留在句式或技巧上,这样的影响就只是单方面的,浅层次的,中国文学就永远只能单方面的走向世界了,而不是在中国发现世界文学。相反,时间意识的层面则是一个深层次的,而恰恰是这个层面,才可能在文学的影响间建立其相互的关系。

在中国发现世界文学

文|徐勇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两个经典段落对中国作家影响深巨且极具代表性。一个是《百年孤独》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另一个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

对于前一个例子,其影响中国作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句式、技巧的模仿上,一种是时间意识上。后一个例子影响中国作家的则主要是前一种情况,即句式的模仿上。应该说,句式技巧的模仿,还仅仅停留在浅层次,这是世界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最初的层面。这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时代借鉴世界文学的主要路径。这是技巧层面的模仿,在1980年代曾很流行。现代主义在彼时就是以这种方式被“合法”地接受的。这一模仿,在今天仍很普遍,比如说吕新的《上弦月》(2016)之借鉴略萨的《酒吧长谈》就很明显。这样一种模仿,虽立竿见影很有效果,但其实与中国的经验(文学传统、阅读接受等等方面)之间,存在一个如何对接的问题,以及阅读接受上的适应的问题。

相对而言,时间意识的影响则是更深层次的了。在上述引用的那个句式里,“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三个时间点以一种互相包含和彼此重叠的方式并置一起,使得时间问题作为一个议题被凸显出来,而在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时间往往隐而不彰,并不构成叙事上的重要议题。陈平原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曾专章谈到叙事时间的问题,在他看来,“故事时间”向“情节时间”的转化,是中国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变的重要标志。可见,叙事时间问题,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指标,其复杂程度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文学现代性的发展程度。中国文学往往被诟病不已,很多就与其作品对时间意识的不够重视有一定的关联。

时间意识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一系列的问题,技巧和结构的层面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这其实提出了文学影响的方式方法和层次的问题。文学的影响如果仅仅停留在句式或技巧上,这样的影响就只是单方面的,浅层次的,中国文学就永远只能单方面地走向世界了,而不是在中国发现世界文学。相反,时间意识的层面则是一个深层次的,而恰恰是这个层面,才可能在文学的影响间建立其相互的关系。

所谓时间意识,首先是一种指向或关于时间的自觉意识。时间意识不是时间观,虽然有时以时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涉及如何看待世界和个人的关系,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技巧、结构的选择等等。这样的经典就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柏格森提出的“持续时间”说。中国文学向来不太注重时间意识问题(某种程度上受循环时间观的限制)。这可能也是中国文学一直以来传统现实主义特别发达的原因。

传统封建时代的叙事是一个封闭性的“连贯叙事”,其故事虽然首尾连贯,但其实是头尾相接的。这是因为有循环时间的制约。可见,就叙事学的层面看,叙事模式是与时间意识(或时间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样一种叙事,如果不能从时间意识上根本改观,就很难有叙事模式上的根本改变。“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虽然在时间意识上已有明显的改变,但因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主题的束缚,现代性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一直占据主导,现实主义仍是主流。而这告诉我们,现实主义如果不能从与宏大叙事的“耦合”中剥离出来,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和线性叙事如果不被质疑地接受,这样的文学并不能真正带来叙事上的现代革命,也不能真正摆脱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统天下。

中国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曾一度遭到质疑和打破,比如说在1980年代中期被称为现代主义的作品如《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但因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虽被质疑)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仍旧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变体,不能看成是真正的现代派,从这个角度看,把它们视为“伪现代派”并没有错。可以看出,不能从时间意识上有很好的突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在此前后的中国文学,比如当时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吴亮、章平和宗仁发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和先锋派的作品,作家们关注更多的还是叙事结构(所谓“叙事迷宫”和“叙事圈套”)的革命,而不太重视时间意识问题。某种程度上,过度重视叙事结构,而轻视叙事时间(时间意识)是1990年代先锋派的转型,文学重又回到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因。他们喜欢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中迷宫式的叙事结构和技巧,但却忽视了这背后的深邃的多重时间意识。究其原因,可能还是把叙事迷宫仅仅看成了空间问题,而没有意识到,叙事迷宫更多是因为时间的穿插才造成的,离开了时间维度,便不可能真正弄懂或从迷宫中走出来。

在这方面,余华可能是最有现代时间意识也最具传统特质的作家。他的《世事如烟》《四月三日事件》《往事与刑法》,甚至《古典爱情》等等,都涉及到时间意识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关于时间意识的故事。特别是《古典爱情》,其所传达出来的爱情的错位和不可能,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时间意识的错位而造成的。在这些小说中,余华表现出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质疑,以及对线性时间观的颠覆,但他采取的却是传统的资源,也就是说他是在运用传统意义上的循环时间观来解构宏大叙事。他的小说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耦合。而也正是因为这点,他的转型某种程度上也相对成功,最具有中国经验。余华的先锋后转型,提出了世界文学与中国经验的接轨或耦合的问题。

今天,当我们谈各国文学间的交流与影响,及其世界文学的话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从句式或结构,及其题材主题上谈论相互间的影响,而应从更深层次着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各国文学间的彼此交流和沟通,否则就只能是单方面的,或“影响的焦虑”。要想走出这种“影响的焦虑”和“民族国家寓言”的怪圈,就必须在时间意识上和空间意识上建立真正的对等对话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发现世界文学,而不仅仅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11月22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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