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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像小说家那样思考

2017-12-01 09:0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多一个小说家的视角,就是多一种观察人世的方式,这也是文学之所以还有必要存在的理由。
By-谢有顺

像小说家那样思考

麦小麦:今年我们“爱读书会”跟广州图书馆合作,加入了广州阅读联盟,成为广州阅读联盟的示范读书会。今晚非常有幸请到了著名作家和评论家谢有顺老师来给我们聊一聊关于小说的话题。

谢有顺:很高兴能够参与“爱读书会”的活动,今晚在座的以女士为主,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我请台湾的胡因梦到东莞演讲,她讲到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她说十年以后,这个世界会成为女性引领的时代,因为时代在不断地向内转,而较之于男性,女性更加注重内在的世界。喜欢读书的女性朋友多过男性,我觉得可能是个很好的警示。

小说家用语言来造物

谢有顺:与科学家不同的是,小说家更像是造物者,他们用语言来造物。科学家主要的工作是“发现”,把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规律发现出来,如引力波;小说家、艺术家的工作原则是“创造”。比如一首曲子,世界上本来没有,完全是由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画家笔下的图像原本是不存在的,借由画家的创造,一幅美丽的画卷就展现在世人面前。作家也是如此,他创造的人物并不是之前存在的,但这种创造却有一种艺术的真实。鲁迅笔下的那些人物,例如祥林嫂,会让你感觉世界上好像真有这种人。

有时小说家所创造的真实,比现实中的真实更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作家和艺术家的才能,使无变有,无中生有。这种创造就使我们的世界多了一个人物,多了一种生活,也多了一种人生的可能性。今天之所以还需要阅读、艺术和文学,就是因为文学艺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想有所创造或有所发现,必然离不开小说家独特的思考。同样的经验、材料、经历、遭遇,不是说人人都能写出好的小说。我认为眼下中国的小说家普遍缺乏思考,或者思考的深度和力度是不够的。

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界风起云涌,和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善于思考有着很大的关系。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新思潮的引领,可能超过任何一个领域。那段时间作家都很喜欢读哲学书,尼采、萨特、海德格尔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最早往往不是在哲学界流行,反而是文学界的人在反复地阅读和谈论这些。八十年代哲学书好多是畅销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在当时可以卖几十万册。那个年代的作家,即便写作上刚刚起步,如余华、格非、苏童等人,当年都才二十来岁,但他们的写作与世界上最重要的作家都有对话关系,他们自觉地渴望自己的写作能接上伟大文学的源头。现在的一些年轻作家往往满足于讲一个故事,只跟当下的一些潮流,这是不好的状况。

小说家对事物的思考肯定是与别的行业的人不同的。贾平凹写过这么一句话:听灵堂上的哭声,你能辨清谁是媳妇谁是女儿。虽然感性,但背后隐藏着对人情深邃的洞察,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领会到的中国人情。通过简单的一句话,作家好像把一些东西照亮了。

作家处理人物状态,背后有着对人物的观察和对情境的把握。《水浒传》里有一节写到潘金莲毒死武大郎之后的哭,作者接着来了这样一段:“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哭,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潘金莲这种虚假的哭叫做“号”。《史记·项羽本纪》里写“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项王这样大英雄,走到绝境也就只能泣,不能出声,这很符合项王的英雄性格。同样是表现哭,潘金莲是号,项羽则是泣,其中都有作家对人物性格的独特思考。

“无差别”、“超越善恶”,是小说的至高境界

谢有顺:莫言有好几次说到,他遵循的写作原则是要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这就是小说家心目中的善恶判断。普通人可能觉得好与坏、善与恶是很清晰的,至少是容易判断的,但小说家往往要模糊好坏善恶的边界,最终写出超越善与恶、好与坏的作品。胡兰成评价张爱玲的小说有“无差别的境界”,就是说没有简单判断善恶的心,他看出了张爱玲身上特殊的精神气质。“无差别”、“超越善恶”,我觉得是小说的至高境界。

鲁迅当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慨一个作家要写出“灵魂的深”,一定要写出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好比在善恶这件事情上,一方面作家像审判官一样说你有多少罪,另一方面被审判者在堂下不断地陈述我有多少善。在这样一种善与恶的辩论中,善恶的边界可能就模糊了,我们看到的是更复杂的东西。好的文学,尤其是好的小说是超越善恶的,它不会做简单的道德判断。

莫言曾举过一个例子:一家单位有个领导,几乎身边的所有人都认为是个坏人。有一天同事在街上看见这位领导带着他的小女儿逛街,他突然发现领导跟他小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是个非常慈祥的父亲。这就是人身上的多面性。每个人都可能是善恶同体的,这更符合真实的人性。

伟大的文学探求永恒的难题

谢有顺:当年在新写实作家的笔下,人生烦恼都是很具体的:乡下亲戚来了没地方住,买个豆腐馊掉了,或是小孩入学找不到好学校。这些当然也是人生的烦恼,可一旦解决这些烦恼,人生所探求的东西好像都释然了。但是好的文学、伟大的文学往往探求的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种人生感慨,一千年前的陈子昂有,现在的我们也有,一千年以后我相信仍然会有,这叫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喟叹,不只《红楼梦》里林黛玉有,今天的人也会有,以后的人还会有。科学再怎么发达,社会再怎么进步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叫做永恒的难题。

《红楼梦》为什么常读常新?为什么一直能够成为一个话题?是和它所呈现的人生无解的精神空间是有关系的。这么大的一个悲剧,谁造成的?悲剧的核心情节林黛玉之死,谁该承担责任?没有人,它是一个没有凶手的悲剧。所以王国维说《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他把悲剧分成三类,一种是由极恶之人造成的悲剧,这是最浅层次的;第二种是盲目的命运造成的,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过怎样的人生,祥林嫂就是一种盲目的命运;第三种是由人和时代的错位造成的,“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是最普通的人情、最普通的遭遇、最普通的道德使得你不得不如此,谁都没有办法。这叫悲剧中之悲剧。《红楼梦》讲的都是普通的人情:宝玉听祖母的话是孝道,无可指摘,黛玉想要追求心心相印的知己,也是人之常情,宝钗等人也没错,这些事,是很多家庭都会碰到的寻常境遇,但最后却演变成了悲剧。一部找不出承担悲剧责任的人的小说,反而成了永恒的作品。

文学角度产生悲悯

谢有顺:小说家最终的思考不是给答案,不是做结论。给出了答案和结论的小说,反而会落到一个非常狭窄甚至低的层次。小说家的思考最终恰恰是拒绝给出答案的,而是把各种可能性,甚至把各种无解的状态给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作家观察世界的眼光,才是一个作家理解人性的角度。

在纸质传媒繁盛的年代,有舆论说最好的小说在报纸媒体的深度报道上。的确,有一些报道比小说还要精彩,但也有另外一句话:在新闻停止的地方才有小说。比起素材和经验的古怪离奇,有些报纸上的新闻事件已经超过小说家的虚构了。但何以还要有文学,还要有小说这样的样式?我觉得就是要在事实和经验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走。事实和经验有时候看起来是铁板钉钉、不容置疑的,但如果用小说家的眼光来看,则会发现事情可能并不是看到的那么简单。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这才是文学。

比如说几年前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一个下雨的傍晚,小女孩被货车撞倒在血泊中,十几名路人从她身边经过但都视而不见,最后是拾荒的阿姨救助了这个小孩。这在当时掀起过很大的争论,大家都在探讨为何人心变得如此冷漠,为何道德如此滑坡。这个事件的新闻报道是很清晰的,从新闻的角度会有这样的看法,但作家就不能用一句人情冷漠来简化人性,在作家的眼里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简单。作家要去追问这些路人在看到却没有停下来的时刻,他们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人性又有怎样的挣扎,这才是文学要追问和挖掘的。

文学的角度会产生悲悯。因为看到了人性的丰富,看到了黑暗以及黑暗下面残存的光,你会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善恶交织的部分。从不同的角度,你会看到不同的真实。立体的、复杂的真实,更能引人思考。文学和电影都有多角度叙事,如张艺谋的《英雄》,就采取了多个视角来讲述刺秦的故事,真相各执一词。小说《喧哗与骚动》也是多视角叙述,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叙述者的讲述有相似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最后你会发现真相有可能永远不存在。这种叙事方式打开了不同的可能性。多一个小说家的视角,就是多一种观察人世的方式,这也是文学之所以还有必要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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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0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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