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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我用一生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2017-11-09 08:2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陈忠实 阅读

  难忘1985,打开自己

  1985年,在我以写作为兴趣以文学为神圣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标志性年份。我的写作的重要转折,自然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是在这年发生的。这年的11月,我写成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这部中篇小说与此前的中、短篇小说的区别,是我一直紧紧盯着乡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眼睛转移到了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神经也由紧绷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对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自以为是一次思想的突破和创作的进步。还有一点始料不及的是,由《蓝袍先生》的写作勾引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望。我更迫切也更注重从思想上打开自己,当然还有思路和眼界。1986年的清明过后,我去蓝田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开始把眼光关注于我脚下这块土地的昨天。我同时也开始读一些非文学书籍,这种阅读持续了两年,直到我开笔起草《白鹿原》初稿,才暂且告一段落。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号称日本通的一个美国人赖肖尔写的《日本人》的书,让我颇为惊悚。这部书让我了解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正好作为我理解中国近代史一个绝好的参照,对于我所正在面对的白鹿原百年变迁的生活史料的理解,大有益处。而那种惊悚之后,让我看取历史、理解生活的姿态进入一种理性境界。我看到,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使我从以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图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另一部《兴起与衰落》,是青年评论家李国平推荐给我读的。这是研究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的书,作者对这块土地上的兴盛和衰落的透彻理论,也给我认识近代关中的演变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我向来是以阅读实现创作的试验和突破的。每一本有独到性的优秀作品,都在起着打开艺术眼界的效果。1978年的夏天,我从行政部门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我在文化馆一间废弃的房子里支了一张床,把墙上用粗笔写的“打倒”、“砸烂”之类的黑墨字用报纸糊起来,把吊在空中的顶棚重新搭好,就开始坐下读书。那时还找不见新的翻译小说,我把文化馆图书馆所有的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搜出来读。房子里生着火炉,我熬着最廉价的砖茶,从秋天读到冬天直读到春节,没有物质要求,也不看左凉右热的脸,整个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之中。到1979年春节过后,我在依然凛冽的寒风里敏感到春的骚动,开始涌动起写作的欲望。这一年,我写了近十篇小说,《信任》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此前一年冬天围着火炉的阅读,不仅使我从极左的文艺禁锢下得到拯救和重生,而且开始形成自己,也成为我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深刻的记忆。七八年后,我又发生了这种迫切的阅读欲望。我在《白鹿原》创作苗头发生以后,突然意识到以往阅读长篇小说太粗心了,竟然没有留心解读它们的结构。《白》的主要人物重大情节和一些自以为得意的重要细节基本确定以后,如何把已经意识到的内容充分合理地表述出来,结构就成为横在眼前的首要难题,我已十分切近地感到某种畏怯。我先后选择了十多部长篇作为范本阅读。我记得有《百年孤独》,是郑万隆寄给我的《十月》上刊发的文本,读得我一头雾水,反复琢磨那个结构,仍是理不清头绪,倒是忍不住不断赞叹伟大的马尔科斯,把一个网状的迷幻小说送给读者,让人多费一番脑子。我便告诫自己,《白》的人物多情节也颇复杂,必须条分缕析,让读者阅读起来不黏不混。我读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读这两部长篇小说时,完全不同于《百年孤独》的感受,不是雾水满头而是清朗爽利。《活动变人形》呈现一种自然随意的叙述方式,结构上看去不做太讲究的痕迹,细看就感到一种大手笔的自由自在的驾驭功夫,把人物的现在时和过去时穿插得如此自然自如。在《古船》中,我却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直接感知到一种精心设计的刻意。我又一次加深体验了我说过的话,想了解一个作家的最可靠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阅读他的作品。我在这两部小说阅读中得到的关于结构的启示,不单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或者说不是作家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首先要有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表叙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就出现了。这里完成了一个关系的调整,以人物和内容创造结构,而不是以先有的结构框定人物和情节。我必需再次审视我的人物。这时候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人的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梁,它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人就会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我在接受这个理论的同时,感到从以往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突破了一层,有一种悟得天机茅塞顿开的窃喜。我在以偷得天机的接受“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之后,以为获得了塑造《白》的人物的新的途径,重新把正在酝酿着的几个重要人物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再解析过滤一回,达到一种心理内质的准确把握,尤其是白嘉轩和朱先生,还有孝文和黑娃,他们坚守的生活理念和道德操守,面对社会种种冲击和家庭意料不及的变异,坚守或被颠覆,颠覆后的平衡和平衡后的再颠覆,其中的痛苦和欢乐,就是我要准确把脉的人物心灵流程的轨迹。这样,我的思路明晰了,也单纯,就是从人物各个不同的心理结构下笔,《白》书的结构框架也脉络清晰水到渠成了。我至今记着1985年的一个细节。这年早春三月,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这是难得的一次有质量的会议,讨论的话题已不局限在农村题材,很自然地涉及整个文学创作,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创作的现状和走向。其中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新颖创作理论,有如白鹭掠空,成为会上和会下热议的一个话题。记得是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 那个时候刚刚引进的澳大利亚优良羊种,正在中国广大乡村推广,路遥的家乡陕北是推广澳大利亚羊的重点地区。他借此事隐喻开始兴起的现代派和先锋派创作,他说自己崇尚并实践着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自然归类于陕北农民一贯养育着的山羊了。我坐在听众席上看他说话,沉稳的语调里显示着自信不疑的坚定,甚至可以感到有几分固执。我更钦佩他的勇气,敢于在现代派先锋派的热门话语氛围里亮出自己的旗帜,不信全世界只适宜养一种羊,我对他的这句比喻久久不忘。涿县会议使我更明确了此前尚不完全透彻的试探,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我又想到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这部小说和作家马尔科斯风靡中国,一直持续到今天,新时期以来任何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作品,都无法与其相比在中国文坛的影响。我感受到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是一部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之作,这是任谁都无法模仿的,模仿的结果只会是表层的形式的东西。马尔科斯对于拉美百年命运的生命体验,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中才可能发生并获得,把他的某些体验移到中国无疑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也是愚蠢的。我由此受到的启发,是更专注于我生活的这块土地,这块比拉美文明史要久远得多的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真是难忘的1985,我在文学艺术的各种流派新潮的涌动里,接纳并试验了我以为可以信赖的学说,打开了自己;我在见识各种新论的时候,吸收了不少自以为有用的东西,丰富了自己;我也在纷繁的见识中进行了选择,开始重新确立自己,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自发现和独立表述,即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寻找一种叙述

  在1986年到1987年《白》书构思的这两年里,新时期文艺复兴发展到真可谓百花齐放的红火时段,欧美以及拉美几乎所有流行过和正在流行的文学流派,都被引进中国文坛来了。尽管未必都能读得懂,未必都能进入欣赏的愉悦,却仍然兴趣十足地阅读,基本的收获是大开眼界甚为鼓舞。

  和这种五彩缤纷的文学景观不大匹配,或者说不大协调的事,已经悄然出现,就是出书有点难了。作家们正忙着追求新的文学流派和别致的写作方式,不太留意出版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体制改革,由政府支配的计划经济性质,改为纯商品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了。一本书能否出版,利润的判断已成为一条硬杠子,具体到征订数目,如同一道判决书。当市场经济运作的无情而冷硬的杠子横到眼前的时候,我很快做出决断:只写一部,不超过40万字。之所以能发生这种断然逆转,主要是对这本书未来市场的考虑,如果有幸顺利出版,读者买一本比买两本会省一半钞票,销量当会好些。

  我重新审视一个个业已酝酿着的人物,重新审视每个重要人物的每一个重大情节和细节,舍弃某些可以舍弃的情节和细节。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40万的字数很难装得下已经难以再做舍弃的内容。这样,我便把自己逼到语言方式这条途径上来——采用叙述语言,也几乎就在此时作出了决断。

  在我的语言感受和意识里,仅就篇幅而言,叙述语言比之描写语言,是可以成倍节省字数和篇幅的。但叙述语言较之白描语言,难度也要大很多,尤其是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要做到通体不松懈更不露馅儿的形象化叙述,就我已不算少的文字实践的感受和理解,完全能估计到这是非同一般的难事。然而,我已经确定要用叙述语言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或者说必须寻找到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这次由小说规模引发的语言选择,很快就摆脱了最初为缩短小说篇幅的诱因,导致成为对这部小说语言形态的严峻课题。

  为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形象化叙述——的追求,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试验。我在《白》书开笔起草之前,写了短篇小说《窝囊》和《轱辘子客》,就是要试验一种纯粹的叙述。我尽量不写人物之间直接的对话,把人物间必不可少的对话,纳入情节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叙述,把直接的描写调换一个角度,成为以作者为主体的叙述。印象最深的是《轱辘子客》,近万字的一篇小说,通篇都是以形象化的叙述语言完成的,只在结尾处有几句对话。我切实地体验了叙述语言的致命之处,不能留下任何干巴巴的交代性文字的痕迹,每一句都要实现具体生动的形象化,把纯属语言的趣味渗透其中,才能展示叙述语言独有的内在张力,引发读者读下去直至读完的诱惑力。记得《轱辘子客》在《延河》杂志发表不久,我从乡下赶到城里去买粮和买煤球,在作协院子里碰到几位同事,都说到这个短篇的语言,对熟悉我以往语言的他们来说,感到新鲜,也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都以为这种语言形态不错。我大受鼓舞,却不便说出这种变化的深层因由。

  在《白》书已经草拟过半的1988年夏天,关中的三伏天热到近40摄氏度,屋里屋外都热得汗流不止,迫使我的草拟停止下来。偶遇下雨得着短暂的凉爽,我又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害羞》和《两个朋友》,继续着叙述语言的演练。我计划的草拟时间为一年,正式稿预计两年,多一倍的时间预算,其中一条因素就是花给叙述语言的……意图很实际,到半年后摊开稿纸正式下笔时,便能进入完全自如的文字叙述。

  草拟稿进行得超出预料的顺畅。到1989年元月,超过40万字的草拟稿完成了。1988年4月动笔,到次年元月完成,刨除暑期近两个月的停笔,实际写作时间只有8个月,这大约是我自专业创作以来写作量最大的一年,也是日出活量最高的一年。

  又到清明了。当我在稿纸上写下“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的开篇话句时,我的心境竟是一种前未所有的沉静和舒展。我开篇叙述的感觉是空前的自在,对于叙述语言的把握也是空前的自信。我后来才意识到,此前用几个短篇小说练习叙述的工夫没有白做。

  复活了的呻唤声

  记不准确是在构思基本成型,或是在已经开始动笔草拟《白》稿的某一天深夜,我确凿无疑听到从上房西屋传出的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声,且不止一声。这是我的厦屋爷的呻唤声。我不由得颤栗。我走出屋子站到院子里,瞅着即使在朦胧的夜幕里也掩饰不住的上房老屋残破颓败的景象,顿然意识到,这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声,是从我记忆的心底发出的。

  我的祖父辈有兄弟三人,属于两股的堂兄弟。我的祖父为一股,单传一个,到我父亲仍是一个单传,我的这个嫡系爷爷在我出生前已经谢世。另一股的两个爷爷是亲兄弟,老大也去世早,老二这个爷爷在分家时住着上房和西边的厦屋,我们这一茬孙子便叫他厦屋爷了。厦屋爷有两个儿子,据说都属于不安分守己种庄稼过日子的人,跟着外边来的一个人走了,此后再无声息踪影。我家的两间厦屋用土坯隔开,南边做厨房北边养牛做牛圈,一家人住在上房东屋。我在夜半被尿憋醒爬下炕在瓦盆里尿尿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从对面窗户传来厦屋爷深沉而又舒缓的呻唤声。那种呻唤声一般只有一声,偶尔还有连接着的较短也更轻的一声,好像第一声的余韵或回声。

  厦屋爷去世时我顶大不过10岁,我也记不得有过什么亲近他的行为,他的面貌已经模糊,唯一的印象是他手里总捏着一根超长的旱烟杆儿。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心底最深的一隅,还储存着厦屋爷呻唤的声音,竟然在这一夜更深人静的时刻响了起来。我知道,这是我业已构思成型、刚刚开笔草拟的《白》书里的人物,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甚至包括鹿子霖这一茬白鹿原上的男人们,把我的厦屋爷在夜深时的呻唤声,从我的心底记忆里感应而出了。

  我在小书房里骤然间兴奋起来,甚至有点按捺不住的心颤。在这一瞬,我清晰地感知到我和白嘉轩、鹿三、鹿子霖们之间一直朦胧着的纱幕扯去了,他们清楚生动如活人一样走动在我的小书房里,脚步声说话声咳嗽声都可闻可辨。这是厦屋爷的呻唤声,扯开了那道朦胧的纱幕,打通了我和白嘉轩那一茬人直接对视的障碍。

  在草拟和正式稿写作的4年时间里,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写得不顺,甚至遇到怎么也跨不过的沟坎,烦躁以至气馁的时候,我会在夜静时分挪一小凳,坐在中院的破烂不堪的两幢厦屋之间,寻觅捕逮厦屋爷的呻唤,使我烦躁丧气的心境渐次恢复起来,明天早晨可以以一种沉静的心态打开稿纸。还有社会生活不断潮起的热闹,杂以文坛开始兴起的炒作的热闹,能使我权当没看见、权当没听见而依旧坐在原下祖屋院里的,也是厦屋爷那深沉舒缓的呻唤给我的调节和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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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0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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