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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怎样研究宋代文学

2017-11-08 09:2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程千帆 阅读

   解放以来,宋代文学的研究也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是有显著成绩的:我们发现并整理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包括一些不易得见的孤本和善本;我们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资料汇编工作,为从事研究的人提供了方便;我们对于某些重要作家的事迹进行了搜集和考订,写成了详实的年谱和传记;我们校勘注释了一些总集和别集,其中有几种很有特色的选注本;我们的学者们还对某些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重点地阐明了某些文学现象、某种文体和某位作家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几部文学通史对于宋代文学的综合叙述,其成绩也显然超过解放以前。这些成就是彰彰在人耳目的,如若举例,就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人和书的名单来。我们感谢这些同志的辛勤劳动,正是在他们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争取获得还没有得到的东西。

   牵牛要牵牛鼻子。我们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首先就要抓住那个时代的文学的特点。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学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其形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似也不妨概括成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二是前一时代文学所给与的营养;三是作家本身根据自己的独特生活道路而形成的创作才能的发挥。

   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前后期的一座分水岭。但是后期封建社会的许多特征只是到了宋朝才更加显著地呈现出来。例如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加强,在民族矛盾方面所采取的退让态度以及对统治阶级内部包括士大夫的优容,封建伦理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固定化,官方哲学——理学的出现,农工商业的继续发展、繁荣及城市与市民阶级的兴起等等,都使得宋代作家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这是一。

   其次,宋代作家使用的文学样式比以前更多。他们承袭了一份很丰厚的遗产。诗、赋、骈散文就不必说了,民间兴起的词经过晚唐、五代的酝酿已趋于成熟,形式多样的讲唱文学,经过前朝俗讲僧和民间艺人的努力,也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使得作家们面临着“欣戚交心”的局面,高兴的是“席丰履厚”,很自然地是一个很富有的继承人;发愁的是跨过前人已达到的高度是一个难题,他们不得不付出较其前辈更多的精力,去探索新的道路。宋代作家创作上的成败和高下大体上可以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上看出。

   再其次,作家的气质、个性应当是形成他独特风格的主要因素。正是靠这一点,彼此之间才能区别异同和高下。风格是个性的外化,没有独特个性的作家不可能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这也就使他的作品丧失了创造性。在怎样使自己的气质和个性在和他们的特定环境(包括文学遗产所给与他们的压力和启发)相冲突、相融合中铸造出自己的风格这方面,宋代作家作出了惊人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吴之振《宋诗钞序》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这几句人们所熟知的话就包含了这层意思。)

   我认为宋代文学这三个特点是很鲜明的。它们每一点本身以及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我们研究宋代文学所不应当忽略的。但在我们目前的工作当中,似乎还未能完全如此。例如从一些并非完全正确的理论出发,对整个宋代文学中各种样式,以及每位作家用各种样式所创作的作品,不是按照其历史地位,公正地加以对待,而是任情抑扬,甚至随意抹杀。

   自从焦里堂《易余籥录》提出唐诗、宋词、元曲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说法,王静安《宋元戏曲考序》因之,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又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主张。因此,在某些学者看来,一部文学史主要就是一部文学样式变迁史,或文体兴衰史。我们都知道,任何真理如果多迈了半步,就会变成谬误。文学样式的出现、变迁或兴衰,毫无疑问,是文学的一种重要历史现象,因此,也必然是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但绝不能认为,有了词,诗便没有发展,没有价值了,有了曲,诗词也陷入同样命运。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但在这种理论支配之下,人们研究整个宋代文学时,就把词放在比重过大的位置上。尽管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文继承了唐贤而有所创造,但除了几位重要的作家之外,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或贬低了。这样,宋代的文和诗,就远远没有在研究对象中获得它们应有的位置。我们今天对于宋诗,特别是宋文的发展情况,源流正变,远不及对宋词那么清楚,即由于此。还有,我们的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几乎从来不谈兴盛于唐代而发展于宋代的四六文,对宋代那么多散见于笔记中的小品文也不屑一顾,好象它们并不存在。这实在是可惊的。

   对某种文学样式或某几个作家有所偏爱而进行重点研究,原属个人自由,但从总体看来,就不免使人感到由于认识上的偏颇而导致工作上的偏颇,不能不影响对这一整个历史时代的研究进程,而且还剥夺了许多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理解和欣赏古代文学的机会。

   我们在叙述明清文学时,往往要提到清新可喜的晚明小品和洪亮吉、汪中等人那些非常动人的骈文,但我们却不注意唐宋四六以及宋人笔记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也就难以认识和理解在古文兴盛和流行以后,骈文也并未消亡、中断,自有其兴衰起伏;而作为散文中的一个小分支,随笔小品也自有它的值得探索的发展过程。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应当将这种可以体现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排除在自己的视线之外,特别是在文学史的著述中。

   宋代著名文士无不工于四六,因为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应用文体。诸家文集俱在,可以证明。它的价值当然不及诗、赋、词、古文那么高,但也不是没有精彩动人、值得欣赏的作品。许多人都知道吕惠卿在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运动当中,扮演过一个很不光彩的两面派角色,因此和王安石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后来吕害怕了,就在元丰三年写了一篇“启”去讲和,已经退闲的王安石的回答是这样的:

   某启: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谕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然公以壮烈,方进为于圣世;而某苶然衰疢,将待尽于山林。趣舍异路,则相煦以湿,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为时自爱。

   这篇文章写得严正而又婉转,不但体现了作者的政治观点,而且体现了他温厚和平的性情和德量(参蔡上翔《王荆公年谱》卷二十一)。这种带有政治性的抒情作品,在唐宋散文中是常见的,用四六文写出来,也同样感人。

   另外,从唐以来,诗的摘句图盛行。摘句图的出现,显示了一首整诗当中的某两句写得特别精彩,具有独立而完整的形象。(当然,当它作为整篇当中一个有机部分而存在时,它又能够保持其相对独立的形象而将这一形象巧妙地融入整体。)四六文由于在这一点上具有与诗相同的特点,所以摘句的记录也很多。现在,随便举两个例子。宋李颀《古今诗话》(郭辑本)云:

   钱熙,太宗时进《四夷来王赋》,摧馆职。尝撰《三酌酸文》。文略曰:“渭川凝碧,早抛钓月之流;商岭排青,不遂眠云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风从泣于迁莺;处处羁游,夜雨空悲于断雁。”及卒,李庆孙哭之曰:“《四夷》妙赋无人诵,《三酌酸文》举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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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0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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