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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华语比较文学

2017-11-08 09:1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朱崇科 阅读

   华语比较文学
   ——超越主流支流的迷思

   朱崇科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进及相关研究在过去的近百年来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繁复,从学科命名与合法性的重建到各种新思想、理论的立体观照等等,都使得这一学科显得生机勃勃、日益厚重。但同时也要看到,相关研究中也存在诸种弊端,如重复劳作,宏大叙事,学科合法性不充分等等。易言之,一个学科若想获得可持续性发展,除了在资料挖掘上不遗余力以外,同时更要注意问题意识的培养以及研究范式的更新。

   长期以来,学科分工的日益细密和自我设障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在繁盛之余疲态显现,单纯靠文献考据或舶来新理论生搬硬套中国语境等做法都易招人诟病,也难有新的大突破。我们必须找寻一种新的可能,或者从我们所压抑/遮蔽的过往实践中,或者是探索新的研究理路和范式。

   在这样的语境中,华语比较文学概念的提出自然显得意义非同小可,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的遽然浮现,而更应该是一种打破学科藩篱、既破又立的连接地带:它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丰富与更新提供了新思想/资源,而为1980年代以来区域华文文学(或曰世华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增添了联动的深刻性与丰盈的正当性。同时,它有利于我们在相关学科中超越许多既存的主/支流迷思和大中国中心主义的傲慢与虚妄。

   毋庸讳言,这并非一个全新的术语,却备受忽视,在研究实践中偶尔有所涉及,却往往浅尝辄止;虽然有人提及,听来并不新鲜,但极富活力和创新性,本文力图以此为切入点,重新思考相关学科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鉴于其操作的复杂性和宽泛性,本文的主体打算从四个层面展开论述:一、概念厘定;二、必要性论证;三、实践及他度可能;四、进路与迷思。

   华语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相对被忽略和压抑的文学研究实践,实际上却是有张力十足的潜在可能,一旦被激发,则会发挥出巨大威力。但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考察其概念的边界。

   一 另类比较文学:边缘处审视自我

   如果从二者的关系角度考察,华语比较文学更是一种另类的比较文学,它不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如果有的话),也不是考察中国内部的文学比较,为此我们有必要探讨比较文学的定义以及谱系。

   (一)比较文学:游移的交涉。

   对概念的追根究底式的考察往往带有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的可能虚妄,而比较文学概念的定义、起源等问题则相当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有学者在考察了其定义、发展后总结道,“严格说来,‘比较文学’这一术语作为学科名称与这门学科的内容并不完全相符,望文生义会造成许多误解。比较文学既不是一种文学,也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比较文学’这一术语表述这门学科虽然不十分准确,但约定俗成,由来已久,所以至今仍在袭用。”i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厘定复杂概念的尴尬。但为了更清晰地凸现华语比较文学的特殊性,我们仍然有必要梳理一下其定义的发展。

   较早为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是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H. M. Posnett, 1855-1927),其1886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作为该领域第一部理论专著,尤其值得注意。在该书第二部分氏族文学中,她专门比较了中国、印度、希腊、希伯莱、阿拉伯、印第安等不同文化中早期合唱的流变。尽管她所给出比较文学定义是文学进化的一般理论,即,文学要经过产生、衰亡这样的进化过程,ii但她毕竟将比较文学的概念进行了初步实践。

   继起的是法国学派,其中以梵·第根(Paul Van Teighem,1891-1958)、卡雷(Jean Marie Carre, 1887-1958)、基亚(Marius Francois Guyard, 1921- )等为代表。第根奠定了比较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他将文学的同源性作为可比性,同时强调“比较”的实证性。他认为,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那对于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他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iii

   基亚相对窄化了第根的定义,他认为,“比较文学并非比较,而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iv而为基亚《比较文学》论著作序的卡雷则指出,比较文学应该再度精确化,它“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关系。”v显然,卡雷同样过度强调了比较文学中实证主义的事实关联。

   对法国学派的窄化倾向与操作进行纠偏的则是美国学派,尽管他们内部也是和而不同。比如作为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样是比较文学大师的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则强调正视文学性问题,vi而雷马克(Henry H. H. Renmak)则主张,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vii该学派的其他代表者,如奥尔德里奇(A. Owen Aldridge, 1915- ) 也坚持超国家与文化的“世界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

   毋庸讳言,上述学派皆有它各执一端的弊端,所以,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则力图避免两派的偏执,而坚持走折衷之路,但悖论的是,在他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专著中,它并未给比较文学下一个清晰的定义。viii

   除了上述学派以外,还有像俄苏学派、印度、阿拉伯、日本学派ix以及中国学派等等。整体而言,中国学界对比较文学的界定往往受西方影响较大。比如,卢康华、孙景尧就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相互关系。x类似的界定还有陈挺的《比较文学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而乐黛云在她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则在考察不同的定义后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她强调“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上,通过比较寻求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xi而陈惇和刘象愚则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提炼,在强调宏观视野和国际角度上,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 xii

   而曹顺庆等人的观点是,在强调世界性眼光和胸怀的基础上进行跨越式文学比较,“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xiii

   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理论的叠加,我们对比较文学的界定可能日益复杂和丰富。即使我们回到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层面上来,也肯定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尽管众多声音中不免交叉之处,但更多却是处于众声喧哗的状态。比如,约斯特(Francois Jost, 1918- )就曾指出其所认为的四类比较文学课程和出版物:1它所阐明的是与其他作品有血缘关系的作品;2包含对文艺复兴、巴罗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一些标志着西方文明发展阶段的运动和潮流的研究;3考察文学作品的内部和外部形式,也即体裁(genre)出发的分析;4主题(themes)和母体(motifs)研究。xiv

   如果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角度思考,也可五花八门。如乐黛云将之划分为接受与影响、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科际整合等;xv曹顺庆则分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xvi而孟昭毅则划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阐发研究、接受研究等等。xvii

   上述举例在在证明,比较文学的中外定义多么繁复,内容和方法的处理上是多么丰富。换言之,比较文学其自身是不断发展的,游移的,即使是回到其可能的边界,彼此的交涉仍然是相对模糊的。

   (二)华语比较文学:提出问题。

   本文对比较文学概念的举例与剖析及其中国语境的绍介显然不是为了表演提炼和概括的艺术,而是为了推出华语比较文学,从而导出其独特的合法性、正当性。

   尽管上述种种概念界定,内容与方法切割林林总总,环肥燕瘦,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认,他们更强调的是不同国别、语言、文化等之间的比较,而回到中国语境中来,则实践和盛行的是中西文学、文论与批评的比较式缕述。

   不难看出,对同一语言内部发生的文学书写流变与万千姿态则缺乏更清醒的认知与更切实可行的比较。悖论的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乐黛云先生在存有一定华语比较文学意识的情况下,却仍然坚持了中西比较的操作。她指出,“我国又是一个侨民众多的国家。华侨在许多国家仍然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也有自己的文学。如马来西亚的‘马华文学’,新加坡的‘新华文学’,美国的‘美华文学’。这类文学往往反映出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接触最前哨的种种动态,是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极好标本。”xviii

   当然,这段话中仍然潜存了中国中心主义观点,而且对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归属指涉不清。实际上,尽管这些华文文学未必能被纳入所在国家文学的行列,但已和中国文学有所区隔,而且在政治认同上已经属于当地国家或区域了。更进一步,需要指出的是,如今这些文学书写似乎很多时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认知和人为圈定,其“逆写”(write back)xix中心操作与文学水平已不容主流/支流,中心/边缘二元对立思维的老套所能限定了。

   但毫无疑问,在多元和混杂本土化意味贯穿或浸染的前提下,这些文学仍然有其共同特质之一——中国性(Chineseness,文化意义上的)。为此,以新的概念和涵盖来对这类文学进行比较则势在必行。华语比较文学概念的清晰提出则是源自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他集中界定的是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回看华语语系文学,我们却发现相当不同的面向。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外患频仍,但并未出现传统定义的殖民现象。香港、台湾、满洲国、上海等殖民或半殖民地区里,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学创作即使受到压抑扭曲,也依然不绝如缕,甚至有 (像上海那样) 特殊的表现。不仅如此,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使然,百年来大量华人移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他们建立各种社群,形成自觉的语言文化氛围。尽管家国离乱,分合不定,各个华族区域的子民总以中文书写作为文化——而未必是政权——传承的标记。”xx更进一步,他也强调这一操作可以打通不同阵营的洞见与不见,知彼知己。

   需要指出的是,王德威不仅仅是此概念的提出者,同时更首先是此理念的践行者和集大成者。他博士主修比较文学,后却能够以丰赡的理论涵养专治中国现代文学:先是台港文学、晚清文学,继而大陆文学,随后是美华文学与新马华文文学等等。正是由于其立足华语世界文学书写,高瞻远瞩、兼容并蓄,他可以谱系学方法与考古学策略游刃有余的处理大中华区域不同文学现象、流派思潮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复杂互动乃至抵牾、冲突与整合、表异与神似等问题,呈现出对华语文学系统内部极其精深的探研。xxi

   而与此相反,在缺乏对此视点的深入理解和积极实践的情况下,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往往各自为政:治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无法感知不同时空下同一主题、思潮、作家等的嬗变,也因此无法作出有效、准确的诠释;而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则往往只是表面比附,如马来西亚的鲁迅等,并未能切实指出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与谱系学上的不同位置;甚至有人坐井观天,只坚守有限的地盘。

   在中国大陆,饶芃子教授也是眼光独到的学者。她屡屡强调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结合的可能性,要求从比较文艺学角度进行思考,突破既存的僵化模式。xxii但她并未整合出类似的概念,且更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的可比较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华语比较文学下个定义:即是指在华语语系文学内部的比较。它同样也是立足世界性的背景,对所有华语书写的文学,包括离散书写进行不同层次和角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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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0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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