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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文学:迷宫般的城市街道里,用文学讲述人情记忆

2017-10-17 08:58 来源:文学报 作者:凌逾 霍超群 阅读

街道是城市的脉络和标签,与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息息相关,是城市记忆不可或缺的部分。澳门开埠400年,华洋杂处,中西文化兼收并蓄,从街道名称可以略窥一二,如“大马路、马路、公路、路、街、巷、里、围、台、社、坊、斜坡、前地、石级、广场、圆形地、瞭望台、土腰”,高达18种之多。截至2012年,澳门所有标识的街道合计1255条。这一千多条街道的形成和划定,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文化。

那么,澳门文学如何呈现澳门街道?澳门街道叙事背后包含了哪些社会历史隐喻?澳门街道叙事如何折射出澳门人的言行举止、心理文化的深层意蕴?

拥挤的焦虑:澳门文学中的街道书写
对新旧街道的情感矛盾

澳门早期城市建设的基本格局与中国传统城市建设不同,采用的是葡萄牙中世纪宗教城市建设的“直街模式”,即教堂占据城市的中心地位,控制城市的整体布局,道路网以教堂、广场为中心放射出去,形成网状的放射环道路系统。这也为文学街道提供了另辟蹊径,自成一家的可能。澳门街道故事充满了本土意味。

一方面,澳门作家借街道表达对本埠传统的无限追思,老街人情味成为澳人笔下最亲切的怀念。作家吕志鹏从事澳门博物馆工作,因工作关系接触到澳门老城的历史,其中包括老街和老店。他将这些见闻写入小说,从老店的流转与传承切入,构想老街区活化的可能。《传承》和《小店》两部姊妹作品因此诞生。

在作者笔下,澳门老街道是一派脉脉温情的景象。这条街上没有琳琅满目的网红商铺,也没有连锁大型超市:“我”家经营纸扎铺,七叔家卖山货,冯叔在路边摊补伞,王婶由梳头店转做咖啡档……在旅游城市的消费浪潮中,整条街的人们生意举步维艰,但各人都信奉“人生无须惊天动地,平和、快乐就好”的生活理念。

海归“我”是个典型的EMBA,经济效益至上。“我”打着“救街”的名义,和太域公司合作,采取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经营方式,企图把老街换血重生。于是荒诞的故事由此而来,“我”放弃传统手工纸扎的慢工细活,改为和内地合作,流水线生产,对外却宣称纸扎品是自家人在佛经和诵诗的熏陶中制成;为了赚取媒体噱头,“我”鼓动年过六旬的老街坊街头舞狮引人围观,并故意将他们痛苦训练的视频放到网上,美其名曰“老人也有梦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包装居然反响热烈,街道如愿以偿成为旅游胜地,也无底洞般承受着密集的人流车流,一众街坊并未从中获得应有的富足。直至最后“我”才发现,老街最重要的价值不是在名利场里重获新生,而是在传统的故纸堆中留存不变的人情味。

以观照传统文化的角度探讨此小说自是题中之义,但细读此文,作者对于街道实际上暗含了一组相悖的情感态度,这使得街道的指涉在小说中变得暧昧不明。故事的结局似乎告诉读者,在澳门,人情味的浓淡和繁华程度不仅息息相关,而且此消彼长。倘若仅仅将街道作为集体怀旧的承载空间,或许并不能解开澳门人目前的心理困境。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女记者简·雅各布斯指出,车轮碾碎了街道。这句话无疑说出了众多澳门人的心声。拥挤的街道俨然成为这座小城的印记。如果说香港作家善于书写高楼大厦的拥挤感带给人的窥伺欲和逃离心,那么,澳门的拥挤感则是一条条狭窄的街道与一辆辆庞大的汽车相左难容,吞噬着人的生命力。这是澳门街道叙事的另一指向。

《狼狈行动》写劫匪战战兢兢载着人质开往目的地,沿途却遇上堵车。作者借人物之口调侃:“在澳门进行绑架的确是向高难度挑战。”当他们好不容易逃离大街,即将进入小巷尽头的唐楼,意外发现那儿根本没有停车位,踌躇之际车后又多跟了三辆被堵去去路的汽车,掩人耳目沦为掩耳盗铃。李宇樑用极其戏剧化的场面,展现了澳门街道通行之难,为其打下一个生动的注脚。

在狭窄街道和庞大汽车的双重挤压下,人是多么的渺小。因此,作家们不约而同都写及人在街道上的非正常死亡。《传承》里正是因为那个在街上被撞死的女孩才让“我”以“善心老板”的身份免费捐助纸扎品登上新闻被大众熟知。李宇樑在《杀手的意外》中化身为“死神”,“监测”街道上的危险驾驶,然而打盹的货车司机因车护体可免于一难,被“死神”带走的是无辜的过路人。《缉凶》讲述了一个既是“马路凶手”又是“受害者”的父亲双重身份的故事:中年男子因驾驶大意在马路上撞倒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却不敢承认,逃逸离开;面对妻子不依不饶地“缉凶”,他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

由此可以发现,澳门的街道正以混杂性的存在方式被塑造,以至于有人认为澳门是一个适合漫步的小城,悠闲和慵懒是其生活的常态,如《小店》等把街道作为怀旧符码;有人却用一个个血腥的车祸故事撕碎这场自我麻醉的迷梦。看来,澳门街道同时承载着怀旧与血腥两种背道而驰的情感体验。

扩张的陆地与渐远的海洋

在澳门人心中,车船虽均作为城市交通工具运行,但两者的地位不啻天渊。车让澳门人置身于拥挤的街道、嗅到危险的讯号,船给澳门人挥斥方遒的成就感,舍船而驾车,出于发展的迫不得已;驾而唾之,释放着“失船”的焦虑。如果说汽车是澳门街道叙事的显在主角,那么轮船便是对这种叙事的颠覆和解构;如果说街道指涉着当下的澳门,是一片不断填海扩张的陆地,那么海洋遥相呼应的便是曾经的故土,是一湾岸堤的幽梦;如果今日澳门的城市故事是人车的尺度之争,那么往昔的澳门歌谣则是鱼水的和谐乐音。

澳门是海港城,向海而居,我们不难看出澳门人对“鱼”的特殊情结,对街外之物的敏感态度,借鱼书写人城关系。太皮《神迹》中“我”的母亲是美人鱼的化身,为父亲当年犯忌捕获而来,一旦嗜赌的父亲出言不逊责备母亲,“我家大虾船里的咸鱼和死虾都震得鲜蹦活跳”,而与此同时“天降异象”,父亲手风更加不顺。作者在小说中对神鱼赞誉有加。陆奥雷的《鱼》更是魔幻有余,按作者自己的说法,“重点不在事件,而是其中的隐喻”。文中的鱼不再是任人宰割的食材,而是有资格和人谈判、洞察人心的高级生物。根据鱼的指示,“我”来到一个叫陈村的地方,与一头牛相遇,但此牛被破旧汽车撞倒,正奄奄一息。“我”依着鱼的吩咐将它给的衣服放在牛身上,便扬长而去。故事确实支离破碎,但从行文线索可知,鱼、牛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地域原型,鱼与水为伴,牛踏土而生,海洋生物与陆生生物各有隐喻。

澳门诗人黄文辉善以鱼自比,敏感地描述“澳门鱼”今日的多重困境:“怎么还未下雨呢/搁浅在沙滩的鱼们想”;“我们是一尾误闯石屎森林的鱼/以为窗口透出的灯光,是灯塔的方向”。随处可见的鱼书写,正是澳门人的自我符号。这绝非一个简单的环保寓言,而是比这更深刻的“失乐园”镜像。

澳门街道建设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澳门填海造陆史。澳门本为弹丸之地,山丘林立,今日能成为具有都市各项功能的国际性袖珍型城市,确实应归功于这一个多世纪的填海工程。这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估算得出的经济效益,但作为切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有不同情感。正如凌谷所言,即使“有人在历史的一方/思恋着这段多情的石卵路”,也有人还是“一只孤鹜/并未忘怀/船桅上面就是天空/人生的尽头就是码头/小巷外面就是大海”。把记忆中的海洋当作失去的乐园予以怀念,以期对抗不断扩张的陆地,这是澳门街道叙事与西方都市批判之根本不同,也是作品叙事逻辑背后更深层的文化隐喻。

童年记忆与文化恋母

澳门建城史向世人昭示,陆地与海洋只能择其一,当海鱼被街道挤占,船只终将被汽车所取代时,澳门街道书写的走向难免极端化。诚然,“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乃人之常情,但倘若将这种落叶归根式的爱恨仅仅当成是家园怀旧的生发,是否流于浮浅?我们不禁追问,海洋对澳门人的独特意义体现在何处?澳门人街道叙事的种种悖论,表达了对街道权力扩张的反抗,此外,还表达了什么?

学者严忠明在专著《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中提到,葡萄牙选择澳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将城市和商站建在河口、海口、半岛或海岛之上。在葡萄牙人的东方航线上,他们依此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堡与商站。澳门即是在珠江口西岸的一处半岛上。”澳门成为西学东渐的望远镜,盛况一时。澳门的开埠与其地理位置紧密联系,海洋成为澳门被外界接收与接受的媒触。澳门的城市记忆逐渐生成。

如果说,澳门自我概念的从无到有是海岛地理位置所赋予,那么也是通过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来完成澳门童年的形塑。与香港开埠不同,澳门开埠为当时饱受海禁之苦的中国商人提供盈利的空间与机会,他们几乎与葡萄牙商人同步进入澳门开展贸易,“闽粤商人,趋之若鹜”,即是当时真实的写照。尽管两百多年后香港的迅速崛起使得澳门的海上贸易一度旁落,但长时间以来以海洋作为标榜的文化心理传统从未中断。城市记忆的开端、城市发展的动力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澳门人追寻海洋就像孩童依恋母亲。

时移境迁,有人感慨如今的澳门只剩下“头发半秃的海湾暖身”,却丝毫无法撼动海洋在澳门人心中的地位。倘若将街道叙事和海湾叙事进行对读,澳门人对海陆的情感立判高下。澳门人对海陆空间符号的变动敏锐异常,黑沙海滩、南湾湖畔、海角游云等成为澳门人舒忧解难最深层的无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街道叙事的车灾体验来源于其灵魂深处无法消解的海洋文化恋母情结。(文/凌逾 霍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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