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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朝苏记(节选)

2017-10-11 08:4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于坚 阅读

  在古代中国,写作是自我超凡入圣的道路之一。“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惟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故决意为之”(苏轼)尊卑有序,修敬无阶,每个人每种追求都可以成为圣人,写作只是“生生之谓易”的生生之一。写作与世界人生是浑然一体的,一切都要止于至善。文人的文章,或者庶民的无文之文,都是一条道,生生,止于至善。

  一为文人,以诗言志,文以载道,就像僧侣进入寺院,必须吾丧我,为道的彰显而隐匿自我,文不是自我的表现,而是“吾丧我”,“齐物”,“修辞立其诚”,就是自我在大道中匿名。汉语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有点像罗兰·巴特所谓的“作者之死”,“不再是为了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而是为了一些无对象的目的,也就是说,最终除了象征活动的练习本身,而不具任何功用……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这种“象征活动”,有一个整体的宰制:“尽善尽美”,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作者之死,乃是作品抵达了至诚。

  诗人就是文人,一切都是诗、一切都是文。“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别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苏轼)文人就是为世界纹身者,写一切,文教,止于至善,甚美。苏轼的写作五花八门,生活就是艺术,就是写作。“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他是第一流的画家(开创了中国的“文人画”),第一流的书法家,他什么都写,诗、赋、札记、诏书、口宣、奏议、表疏……诗书琴画,什么能够生生,至善,他写什么。虽被后世尊为诗人,但在文体上,苏轼并没有厚诗薄文,“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苏辙说:“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四库提要·东坡全集》有一百一十五卷,还不包括乌台诗案时被毁掉的那部分,它们都是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

  “有敕。卿等通两国之欢,不远千里。驱一乘之传,来庆三朝。”“有敕。卿拔自循良,老于文学。禁林之命,儒者所荣。往祗厥司,以究所蕴。宣诏许内翰入院口宣”“朕即位二年,水旱继作。致灾之故,实惟冲人。既延及于无辜,复贻忧于文母。是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礼之至者无文,哀之深者无节。故礻覃而不乐,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声,君子以为知礼。朕以宗庙之重,勉蹈先帝之余。履其位惕然而自惊,用其物潸焉而出涕。”“夫以才御物,才有尽而物无穷;以道应物,道无穷而物有尽,……赐宰相吕公着乞罢相位除一外任不许批答。”……都是苏轼写的,就是为朝廷起草的文件,也有许多是苏轼自己的观点。他为朋友写墓志铭,为乳母写墓志铭,“赵郡苏轼子瞻之乳母任氏,名采莲,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俭,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与轼,养视轼之子迈、迨、过,皆有恩劳。从轼官于杭、密、徐、湖,谪于黄。元丰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黄之临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黄之东阜黄冈县之北。铭曰: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从与享之,其魂气无不之也。”他写胡麻赋、蜜酒歌、猪肉颂、老饕赋、菜羹赋……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被派去湖州任知州,他向皇帝呈递了《湖州谢表》。那时候官员每被派到一个地方任职,都要写这样的表,谢表也要在朝廷定期出版的公报上发表。在这个谢表里,苏东坡说,“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生事”之类的隐喻激怒那些支持王安石的官员,就要寻机灭掉苏轼。这些官员在苏轼做的事上找不出罪证,就转向他的诗歌、文章。苏轼时代,一个大臣持不同政见很正常,朝廷经常有大臣因政见不同而辞职(比如司马光、王安石)。小人们为苏轼罗列的罪名不是因为他的不同政见,而是他的诗歌暗示出“不臣之心”。

  1079年7月28日,苏轼在湖州任上因写诗“谤讪朝廷”被监察御史李定告发,逮捕,押往御史台关押。苏轼尚未定罪,“诟辱通宵”,关在监狱里等着宣判。皇室崇拜苏轼文才的人不少,包括皇帝的母亲。告发者担心他会被释放,于是更积极地在他的作品翻找“微言大义”、隐喻、象征。这些告密者自己也是写诗写文章的人,自然娴熟于含沙射影、言此意彼、断章取义这一套。御史台里行(里行,资历较浅的官员)舒亶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研读苏轼的诗,此时他可不是一个诗歌批评家,苏轼的诗集在他看来,只是一堆案卷、罪证,不是美而是政。他终于找到一些片段上奏朝廷,说苏轼的诗“包藏祸心,怨望其上(埋怨皇帝),讪渎谩骂(亵渎谩骂)”“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无复人臣之节者(不守大臣的规矩),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指青苗贷款,帮助贫困的农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颁布法令考核官员的政绩),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宋代曾实行盐由国家专卖),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舒亶奏请将苏轼处死。身为宰相的王珪也甘当小人。这首诗被王珪从苏轼诗集里面挑出来:“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王珪对宋神宗说,“根到九泉无曲外,岁寒惟有蛰龙知”是对“陛下有不臣意。”“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苏轼麻烦大了。“利用小说反党”。这首诗本来是苏轼写给钱塘的中医王复的,王复家种着两棵桧树。苏轼借着赞美这两棵古树来暗示他对王复人品的仰慕。

  诗只是诗,虽然一再被各时代的诗人申明,但读者一到关键时刻,就将诗理解为事实本身,美降格为事实,成为可以呈堂取证的证据。尽善尽美,善成为现世在场的道德、政治尺度,超越性的尽美被忽略不计。“甚美”常常被好事者交给有司去定夺,而有司也认为自己有资格和权力定夺。美政,无事的时候是诗,一旦有事,美政分裂,那就是政。“政塞道丧,若违忤要势,即恐祸不旋踵,虽以清白自守,犹不能免请谒之累。”(《北齐书·袁聿修传》)(政治封闭大道沦丧,写作就是不合时宜的异端,时常害怕着祸从天降。虽然只是纯粹地(无关政治)写也难免常常要战战兢兢自我辩护。)在中国这种文化传统中,写作是刺激的,令人兴奋的,也是危险、令人恐惧的。文教充满魅力,“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极端的时候,甚至导致杀生之祸,诗歌天才被嫉妒,陷害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杜甫写到李白的时候,曾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野史记载,唐代诗人刘希夷曾经写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诗句,他舅舅宋之问为这两句诗迷狂,要求刘把这两句诗让给他,刘希夷不干,宋之问就杀害了刘希夷。

  文政合一,并不意味二者没有分别。诗蛊惑人心,崇尚语言的自由无为,“澹无为而自得”(屈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在文政合一的开明的时代,文化导致政通人和。在另一方面,由于文追求自由表达的本性而异常危险,头上总是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文的悖论,它一方面是“位焉”,另一方面,它“师法造化”,试图代神立言,“圣人之学也,以其所见者推其所不见者。”(苏轼《东坡易传》)说不可说之说,道非常道之道。文对迹象进行的解释,通常是不确定的,模棱两可的,感觉性的、表现性的,启示性的,信不信由你。怎么解释都行,解释越不确定的越被视为好诗。

  法国哲学家朱利安在《间距与之间——论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的哲学策略》一文讨论文的不确定。“对柏拉图而言,之间的想法找不到实际可以立足之处,它只能来自混合与‘驳杂’,来自必须解开的错乱之混淆的认同。希腊人对“极端”深深着迷,因为只有极端会凸显出来,具有可分辨的特征而且可让人辨识它们之间的差异。但是希腊人可能忽略了流动的‘两者之间’与过渡时的‘模棱两可’。它们都不具有特定属性,它们是老子所谓的道。其后果是,柏拉图无法给这个生命之间任何实质,因此把生命一分为二……排除了生成与暧昧,但是生活的思想却因此被遗弃了。”“中文词既没有词尾变化,也没有性、数、格变化,所以它几乎不建构,而是使用相关性发挥作用,强调肇因之中(非常有名的阴阳)两极的互动关系。同样地,中文也没有动词变化,因此——犹如欧洲语言的动词不定式——很自在地让人听见,事物沉默地进行着不确定之过程,那就是‘道’。”

  苏轼在《东坡易传》中解释过道:“道者,器之上达者;器者,道之下见者。其本一也。”“物生而阴阳隐,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世之所谓变化者,未尝不出于一而两于所在也。”“两于所在”就是朱利安所谓“‘两者之间’与过渡时的‘模棱两可’。“圣人无能,因天下之已能而遂成之。”“上而为阳,其渐必虚。下而为阴,其渐必实。至虚极於无,至实极於有,无为大始,有为成物。夫大始岂复有作哉?(卷七)有作,就是有心。就是朱利安所谓的“只有极端会凸显出来,具有可分辨的特征而且可让人辨识它们。”有心,就是不信,不信,不服,所以要极端、凸出。“天非求同于物,非求不同于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诚。”道是先验的。“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道必须信任,“凡有心者,虽欲一不可得也。不一则无信矣,夫无信者岂不难知难从哉。乾坤唯无心故一,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者易,而从之者也不难。”“我与物为二,君子之欲交于物也,非信而自入矣,譬如车,轮舆既具,牛马既设,而判然二物也,夫将何以行之?惟为之輗軏以(车辕与衡轭联结处插上的销子。)交之,而后轮舆得藉于牛马也。輗軏,辕端持轭者(驾车时搁在牛马颈上的木架)也。故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械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车与马得輗軏而交,我与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坚,天地之远,苟有诚信,无所不通。吾然后知信之物軏也。” 《东坡易传》

  文的最高境界是几近于道。几是距离、层次。怎样的文几近于道?孔子认为诗可“群”,孔子暗示,诗导致的群、团结、共享的层次几近于道。“诗三百”何以能够流传至今,因为群。但是,文的“几近于道”,也可以通过权力来定夺。这是文的“以其所见者推其所不见者”的一个天然悖论。道在屎溺,但道不是屎溺,但有时候,道就是屎溺。苏轼时代,朝廷中几乎人人写诗,写得好的不在少数。懂得诗之奥妙的也不在少数。美政,美的事,可以交给美去定夺,也可以交给行政、有司去定夺。诗并非事实本身。天人合一,但是天也是天,人还是人,无论如何天人合一,开端处的分是无法弥合的。哲人孟子早就预见到文与政最终无法合一,他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意思也是,政见不和就独立写作,政见合的时候就美政。天是天,人是人,文政合一只有通过中庸之度来调整,完全的一仅是暂时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是一阴一阳谓之道。古代文统的软肋在于,中庸之道仅依赖权力者个人的修养,慎独(阴),而缺乏制度(阳的)的保证。文人苏轼运气好,生逢其时。文化在宋已经具有宗教的地位。“郁郁乎文哉”(深邃沉默的文啊!)文具有最高的、神性的制约力量,一切世俗行为的最高核准权,某种程度上甚至制约着权力。诗是文统的核心,诗人就像神职人员。宋神宗就是真的忌惮苏轼,他也必须收敛。宋神宗看了被王珪告发的苏轼的诗后,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真是千古至言。这位“有司”不但有权力,而且有较高的修养,是明白“诗就是诗”的。他说:“彼自咏桧,何预朕事?”“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也可以言龙也。”他还指出:自古称龙者多也,如荀氏八龙(东汉荀淑八子皆贤,时谓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耶?”王珪顿时“语塞”。王安石也施援手,他虽然在变法上专断独行,但并非为了一己之私,而是忠诚于他的政治主张。苏轼的门人黄庭坚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政见,“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但并不因此否定苏轼作为诗人、朋友的存在。这时,他已经被贬官,不在朝中,他听到苏轼命在旦夕,就写信派人连夜飞马进京递给宋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宋太祖曾经立碑“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

  苏轼没有被处死,1080年被流放到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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