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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梵:南京人老梅

2017-07-06 09:2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黄梵 阅读

老梅是他的中国名,至今我都说不准他的德国名,他与通常的德国人颇有些不同。比如,我曾在南京答案酒吧见过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我们一伙人聊天三小时,他愣不说一句话,但他自始至终把身子挺得直绷绷,一丝不苟地认真倾听。老梅倒像个中国佬,话多,永远一脸嘻嘻哈哈的神色,尤其表达情义的方式,颇似中国人。我们相识于南京的某次文学聚会,之后往来就颇多。他当时是德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外派人员,负责管理南大德语系的德语图书馆。大概因为有写小说的夙愿,他颇喜欢与小说家交往,还喜欢促成他的小说家朋友们彼此认识。二零一二年他就促成了德国当红作家施益坚与我在先锋书店的对话。当时十分凑巧,我和施益坚刚各自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老梅发现这两部小说不约而同都有十分大胆的时间架构,他觉得应该来一次对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次对话结束后,我会继续把小说改上三年,这部小说就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以第六稿面貌出版的《浮色》。正是由于老梅的牵线搭桥,我认识了歌德学院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徐央央。他的初衷显而易见,希望我去他的国家看一看,当时歌德学院有一个中德作家交流项目。按照佛教的说法,他大概属于加持力很强的人,他加持在我身上的小小夙愿,果真于二零一四年实现,我那年六月受歌德学院之邀,去德国呆了一个月。

我去德国时,他正在汉堡颇远的郊外家中赋闲,为一个工作选择纠结不已:是否接受德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派遣,去朝鲜教德语?巧的是,哥廷根大学安排我出游的第一座城市就是汉堡。我和哥廷根大学的师生一同抵达汉堡那天,他完全像一个中国人那样表达他的情义:特意从郊外辗转进城,陪了我一天。我至今还记得见到他时的模样,他大大咧咧推开汉堡文学中心的大门,笑咪咪举着右手向我走来,左手拿着送给我的礼物:他主编出版的中德双语小说集,里面收有我的短篇。汉堡的文学中心是一幢十九世纪的老楼,由私人捐赠,气宇轩昂的大厅白天用来做咖啡馆,晚上摇身一变,就成为探究严肃文学的演讲大厅。那天文学中心向我们提供了内容丰富的体验:参观、喝咖啡、听讲座、对话等。趁着活动空档,老梅努力向我介绍他的家乡汉堡,说他最强烈的心愿就是在汉堡文学中心为南京作家举办讲座。他的话如他编的书一样,弥散着浓重的南京情结。翻看他主编的书,虽然觉得封面俗气,但感佩南京耗去他不少心力,他特意选了一幅玄武湖的照片,印于书封。我很少见到有哪个外国友人,对南京有如此深厚的情感。他每次离开南京与我告别时,有一句话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我一定还会回南京!

记得那天傍晚,他一直陪我走到汉堡的实验小剧场,等到入场铃声响起,他才挥手与我告别,那一番饱含情义的告别语中,当然又少不了那句口头禅:我一定还会回南京!说实话,我当时真看不透他的未来在哪里,尤其去朝鲜教书会令他的未来走向哪里?更没想到那大大咧咧滑出他喉咙的口头禅,竟又“一语成谶”,且是因祸得福的“一语成谶”。

事情是这样。我的德国行程快要结束时,得知他利用乡下的万般空闲,作出了要去朝鲜教书的重大决定。他的这个决定,弄得我和施益坚(德国作家)觉得他差不多快成了梵高——精神失常,就等着朝自己脑袋开一枪了!

他去朝鲜以后,一直杳无音讯,我替他担忧之余,有时又觉得自己的担忧挺好笑,他这么一个开朗、好相处又遵纪守法的德国人,想必朝鲜还是能容得下他……直到今年六月的一天,我一连接到朋友几个电话,得知他正被朝鲜驱逐出境,这一驱逐,倒又圆了他的南京梦——他被驱逐回南京。至于他犯了什么严重的事,会被朝鲜如此严肃对待,朋友没有多谈。我知道他若是在南京彻底安顿下来,一定会跟我联系。他一直把和我的关系“保养”得很纯粹,这关系只听差于文学,他从不让自己的生活琐事、不堪搅和进来。我知道这让他在我面前保住了基本尊严,他越狼狈不堪时,我越不能主动与他联系。七月中旬,我突然收到他发来的一则短信:“黄梵你好!我已返回南京!现在还没空安排见面,但我始终记挂着这事……”“听话听音”的法则,其实一样适用于朋友,他的短信既表达了回到南京的兴奋,也像一道屏风挡住他暂时的困境,还传达出他对未来的信心:他的境遇一定会好转,到那时他将和我见面。我当然懂得这则短信竭力“保养”的东西,于是回信让他放宽心:“我很高兴得到你的音讯,也期待早日和你见面,但等你真正空下来时我们再约!”这一约定竟滑行了半年,直到第二年一月,他才向我发来约见的短信。我能想象他如何花了半年才走出恼人的困境,如何让自己重振旗鼓后才来见我。

再次见面时,他一味和我谈着南京,独独不太谈朝鲜。我当然“懒得”问他离开朝鲜的原因,和离开时的惊心动魄。看着他的脸,我想从他的皱纹度量出他经历的磨难,当然十分徒劳。我很佩服他仅用半年,就把自己从低谷“保养”到了从前的正常状态。那天,他还带来一个学汉语的德国小伙子,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加深着小伙子对南京的美好感觉。分手结账时,他完全像一个中国佬,拔腿就冲到服务台付钱。我知道,他希望我看见他的境况跟从前相比,没有一丝改变。

我则一反常态,回到家里就给朋友打去电话,朋友对他离开朝鲜的原因清清楚楚。原来他在朝鲜“犯的法”那么轻微,而遭受的惩罚却那么严重。他负责向朝鲜大学德语系德语资料室推荐书籍。一天,一个负责审查的朝鲜人,从他推荐的小说中抓到了“把柄”:那人在整本小说中只找到一句有点怠慢社会主义的话。于是,他被勒令七十二小时内必须离开朝鲜。在朝鲜临时订不到回国机票,所幸南京接纳了他。他抵达南京时,因一路的匆忙“逃窜”,令他丢失了电脑和银行卡……

我感佩于他压根没提这段艰难的日子,他总是在我面前保持一成不变的洒脱,会不会这也是德国精神的一部分?即坚守精神认同所需要的稳定形象?

(刊于台湾联合报2017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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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7-06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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