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南方来信 南方美术 南方文学 南方人物 南方评论 南方图库

南方文学

赵野:一些云烟,一些树(2)

2016-12-20 09:3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赵野 阅读

  4

  “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几天来,我的脑子里老是没来由地闪出瓦雷里《海滨墓园》里的这诗句。此刻我在大理凤凰吧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床边一扇朝南的窗子,冬天的阳光先照亮对面的雪山,又照亮眼前的屋顶,然后照在我的床上。天空一片碧蓝,只在雪峰上有一团云慢慢飘动,仿佛要飘进我的窗里。窗帘是红色的,被阳光照得热情迷离,我有点超现实的感觉,开始想起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急风骤雨,今天想到的却是云淡天高,那种暴雨涤荡过后的清新、透澈和青春盛筵。马松在《灿烂》一诗中写道:“我与花平分秋色/一灿一烂”,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那是我生命中最明亮、个性最舒展、心灵最纯净的一段,此刻往事浮现,心中还涌起秘密的骄傲和悲悯。

  1982年3月,我们叙永一中的三个同学在川大扔进一颗石子,搅动了一池春水。先是许廷杨路过成都,住在我的宿舍里,早我一年入学的浦宁成了化学系的学生干部,并已在写诗。我们三人青春热血,把我们的诗抄在浦宁从化学系弄来的一块黑板上,再把这块黑板竖在学校主要的教学楼文科楼的入口处。我为我们这诗歌板报取名“白色花”,来源于七月派诗人阿陇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们要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这刊名充满青春期的悲壮、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是那个时代大学生的主旋律。

  板报面世当晚,许廷扬就离开成都了,我因为羞怯,竟不敢去看效果。后来听同宿舍同学说有很多人在围观,还有人抄着上面的诗,我才踏实下来。以我当时的能力,完全不知道下一步何去何从,两天后,胡冬敲响了我的宿舍门,我第一次超越同学这个范畴,有了同志和战友。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细节,我从此步入了诗歌江湖。一个月后,我过了十八岁生日。

  胡冬是历史系80级的,早在写诗,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因他的掌舵,我们立即以“白色花诗社”知名,有三十多成员。我们每周更换一期,并很快扩展成两块黑板。大概四期后,浦宁就受到系里的压力,撤走了化学系那块,胡冬又带着我们不知从哪儿偷了一块补上。学校当局明显不喜我们的行为,却只是以一些温和的手段干扰我们,我们也以各种小伎俩从容应对,颇有乐趣。到五月份,终于来了一次高潮。

  文科楼大门外有两面墙,专用于张贴各种海报和告示。五月是成都最迷人的季节,阳光温馨,田野一片碧绿,到处开着不知名的花朵。我们诗社在一个周末组织了一次郊游,那次活动一定有它动人的地方,二十多年后我碰到一个参加者,她还给我讲起一些故事。星期天晚上我们回到学校后,看到文科楼外面的墙上有一篇好几页的大字报,署名“战海”,非常严厉地批判我们的诗歌晦涩、灰暗、低沉、不健康等等。随后几周,几十篇大字报贴出来了,除了几篇貌似公允,一边各打五十大板外,其余全是支持我们、为我们辩护。这局面使我们可以一直置身事外,每天像观众一样看热闹,心里暖洋洋的。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个“战海”是谁,是某人的自发行为,还是学校当局的授意。我们自己则肯定没有写过或组织别人写过一篇反击文章。这次事件像一阵好风,把我们吹向美妙的云端,我们收获了最初的自信、虚名和成就感。

  5

  很快暑假到了,我回老家经历了一次小小的艳遇。那是我初中班里最漂亮的女孩,我和她已经好几年未见了,偶然的重逢使我们情愫顿生。我们相约登山,夏天的太阳一片盛大,我们手拉手穿行在山上的树林里,内心和外面的阳光一样炙热。我先拆散了她又黑又粗的辫子,然后有了不太标准的初吻和与女孩子的第一次亲密拥抱。

  九月初回到学校,胡冬非常欣喜地告诉我,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暑假期间,他和他的高中校友万夏、廖希聚会时,发现彼此成了同道。万夏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在西南师范学院都组织了诗社,并都在各自的学校有着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他们当即决定三个学校要联合起来,第一次聚会定在西师,时间是本年的国庆节。

  当时川大还有一个以唐亚平、文雪为首的女子诗社,和我们有着美好深厚的友谊。几周后,胡冬、陈梁、唐亚平和我登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陈梁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的,胡冬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后来成了中国电视界的栋梁人物。

  一到西师,我们立即感受到了有如水浒梁山般的兄弟情谊。万夏带着两个同学也从南师过来了。一大帮子人每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廖希和他的朋友们为了这次聚会,卖掉了手表、衣服以及别的一些值钱的东西。我不知我是怎样融入这种热烈的江湖氛围的,因为那时我滴酒不沾,性情也不豪放。

  这场精神狂欢的高峰是在一个黄昏,大家在嘉陵江边点燃篝火,热血沸腾,青春呼啸,真有风云际会的感觉。此前我们已一致决定要成立一个联合的诗社,要办一份刊物,要形成一个新的流派,以区别于当时对我们有着绝对影响的朦胧诗,也提出了很多新的主张。那晚聚会的主旨是命名,一次革命的命名,一代人的命名。我们都自觉是开路先锋,在淘汰了一批各色各样奇奇怪怪的名字后,“第三代人”这个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名词,得到了与会所有人的首肯。我们的分代简单却格局宏大,1949年前的不算,1949年到文革前是第一代,北岛们的朦胧诗是第二代,而我们是第三代。

  接下来,我们一定很和谐地讨论了很多细节,最后一晚在西师的一间宿舍里,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分裂甚至决裂。分歧是从讨论具体的诗歌作品上开始的,而我成了引爆人物。那时我少不更事,内心有着严格的诗歌标准,完全不懂江湖里那种微妙的感觉。先是我觉得廖希和他的朋友们的诗作问题较大,以我的审美,认为那些作品不够成熟,不够好,并且直言出来。接着对方指责我的作品不具备独创性,没有摆脱朦胧诗的影响。今天我要承认他们的指责是对的,那正是我最喜欢北岛们的时期,我主张要有传承,根本就没想要彻底摆脱他们,PASS他们。

  争吵渐渐升级,言辞越来越激烈。川大的朋友因为和我的情谊,出来支持我,南师的朋友也基本上站在我们这一边。双方的火药味都很浓,对艺术主张的捍卫最后变成了青春活力的率性演示和意气用事。去年万夏和我谈起这段往事,说我拍了桌子,扔了板凳,我自觉那时我没有这种豪气和脾气。总之结果不欢而散,西师的朋友们怒气冲冲,扔下我们走了。天刚发亮,万夏和我们相约再聚后,从北碚直接乘车回南充。唐亚平有事留在重庆了,胡冬、陈梁和我先是去沙坪坝的红卫兵墓地缅怀一番,然后去菜园坝火车站,发现我们三人身上总共不到五元钱,只够买半张回成都的火车票。

  我们买了三张站台票上车,车过江津后开始查票,我们逃无可逃,被带到列车长面前。胡冬对列车长说我们是川大历史系的学生,出去实习掉了队。我们展示了校徽,我掏出了身上所有的硬币,里面有好多一分二分的。善良的列车长相信了我们,让我们用三元钱补了一张三个人的联票,把那些硬币留给了我们。第二天清晨到成都,我们堂堂正正地出了站,用剩下的一块多钱在车站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坐公交车回到了学校。

  6

  胡冬从我们诗社的投稿箱里发现了几篇诗作,惊叹其才华。作者胡晓波是经济系的新生,我们以最大的热情邀请他加入我们的阵营。胡晓波腼腆内向,数周前我们在成都小聚,他还说起一次诗社活动时胡冬让他出了十块钱,他拿出钱后心里却一直在嘀咕这钱是不是以后还要还他。这笔钱当然没有下文,他为此整整心痛了两个月。胡晓波毕业后就远离诗歌了,现在成都经营几家夜总会,他的第一任妻子唐丹鸿却成了诗歌界颇有声名的女诗人。

  不久,成都科技大学(现已并入川大)的北望找上我们。北望是79级的,慷慨大气,成熟练达,极有个人魅力和号召力,在他们学校也聚了一批人,我后来才明白他的真正意图是要通过诗歌这个形式组织学生社团,从事民主运动。北望对“第三代人”这个概念和我们几个学校准备结成诗歌联盟的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们和西师那边已经彻底闹翻了,一个月后,胡冬、北望和我乘长途汽车,经过一天颠簸,和万夏他们继续共谋大计。

  在南充,我们商量了三个学校结盟办刊物的诸多细节,气氛和谐美好,还是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江湖热肠。我们还就诗歌的写作技艺和修辞手段作了大量研讨,自以为发明了好多新的方法。南充之行似乎非常成功,清澈的天空仿佛也映照着我们高远的理想。

  记不清什么原因,回学校后我们决定的所有事情都没有结果。我们的“白色花”也在随后的冬天里自然凋谢了,胡晓波说是他坚持编完并出版了最后两期,而我和胡冬却不知干吗去了。接下来的寒假胡冬随我回到我的老家过春节,一个黄昏我们骑自行车在河边玩,看见几个外地女孩背着包走来,胡冬和她们搭讪后,知道她们也是成都的,来这边旅游。我们立即成了朋友,里面有后来的女诗人刘涛。

  新学期开始后,胡冬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少见到他的影子。我自己是绝无能力组织起一群人的,我们的社团等于崩溃了,而北望在科大却搞得轰轰烈烈。我们两个学校只有一街之隔,我就天天和他们混在一起。北望和他的朋友们对我表示了足够的欢迎和尊重,和他们在一起我更有如鱼得水的感觉。那个春天,北望和我到处活动,联合成都的八个大学,成立了“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筹办“第三代人”诗刊,我被推举为主编。那又是一段风风火火的日子,几乎每周都在不同的学校有活动或聚会。青春像花朵一样绽放着,任由挥霍,那份舒展和美丽多年后还会让我叹息和感动。

  结识胡冬与北望,和他们建立起兄弟般的友谊,是我的幸运。我刚从一个偏远的小镇出来,怀着诗歌梦想,多愁善感,不谙世事。我信奉庞德“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和艾略特“纯净部落的方言”的写作教条,对写作以外的事并不热心,也不太明白。“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语言”,这既是我的心声,也是我的生命态度。我因为写作获得了他们的欣赏和认同,从此进入了一个辽阔悠远的世界。当北望和他的朋友们组织起近二百人的“大学生诗歌联合会”时,我被推到一个引人瞩目的位置,出尽了风头。虚荣和轻浮在年轻时是可以被原谅的,那时我确实很年轻,被我的朋友们宠爱和包容着。很多曾经相濡以沫的朋友,后来相忘于江湖了,此刻回想过去,我对他们要表达深深的感激。

  1983年夏天,北望毕业了。他带着一大摞诗稿回到他的家乡旺苍,在那儿打印出“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第一期会刊,中国第一本《第三代人》诗刊。同段时间,北京正在搞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7

  八十年代的成都风调雨顺,温和宜人,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着闲散、率性和颓废的生活。诗人在这儿如鱼得水,蔑视金钱和物质,放纵个性和情欲。万夏因此写道: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

  朦胧诗以后,成都为中国养育了半数以上的优秀诗人。川大经济系78级的游小苏在一个更成熟的圈子里,有着极高的声誉。他身边的朋友有欧阳江河,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有才智的诗人;钟鸣,他后来以独特的文体和博学的随笔知名;翟永明,中国最好的女诗人,也是一个谁都喜欢的魅力非凡的女人;学生活动家章署祥,他一直忠于自己的电影理想,最终用章家瑞这个名字拍出了《诺玛的十七岁》和《芳香之旅》。进校不久许晓鸣就介绍我认识了游小苏,我非常喜欢他那些美妙的抒情诗,很快也结识了他身边那些杰出的朋友。此时我也知道在成都附近的沐川,一个青衣江边山水极佳的县城里,天才的两兄弟宋渠、宋炜在写着洋洋洒洒、大气磅礴的诗歌。

  在北望的圈子里有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邓翔,他的诗语言质朴,意象清新,完全摆脱了青春的感伤,却又温情脉脉。他的诗行里有河流的流淌、风的拂动和树叶的沙沙声。在我们都还写着“习作”时,邓翔已写出了成熟的诗歌。邓翔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诗人,现成了一个经济学教授,此刻在剑桥做访问学者。我知道他的内心还充满着诗,纯粹的、与声名和虚荣无关的诗。

  《第三代人》出来后,我收到重庆诗人彭逸林热情洋溢的信,他盛赞了我在里面的那首长诗《随想》,并热烈的向我推荐柏桦的诗歌。没多久他和柏桦到了成都,从此我成了柏桦诗歌的热爱者,一直到今天。那次从他们那儿,我知道了张枣。那是多么明净的岁月啊,诗人们都真诚热爱着诗歌和他们喜欢的诗人。

  开学不久,校方就找到我,要我们不要跨校结社,并同意我在学校内成立一个正式的诗社,学校会提供活动场地和一定的活动经费。那时唐亚平也毕业了,胡冬老不见人影,我成了川大最资深的诗人。我让中文系82级的钟山做了诗社社长,我只挂着主编,有点“退居二线”的意思。钟山和他的同学温恕,是我们一致看好的很有才华的诗人。我后来知道我们那个“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当时被定为四川大学生中两大“精神污染”现象之一,要予以取缔。所以学校用怀柔政策,让我们在校内折腾。

  北望走后,留下一个接班人张光宇,继续各校间的各种组织和联络工作,我则通过科大的阿黄,和他们保持联系。阿黄是个朴素的诗歌写作者,热情、富有活力、忠于友谊和权威。但是我们再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聚会,也没出第二期《第三代人》,不是因为畏惧或妥协,而是因为我不具备真正的行动力。

  那些日子过去很久了,好多以为早已忘却的人事,现在却会不时闪现出来。生物系79级有个优雅安静、文气温婉的女孩,秘密地写着恳切自然的诗歌,我们常在一起散步,聊着人生和艺术的话题。她毕业后去了西藏,完全为着一些理想,我们热烈地通着信,充满阳光、热血和梦想。一年后她邀请我暑假去西藏,给我寄了一百元钱作为进藏的路费,这在那时是好大一笔钱。她在信中说如我不进藏,此笔款也可作我去其它任何地方的费用。我不知什么原因竟然真的没去西藏,而和另一个朋友结伴去了江南。她对此毫无怨言,我也一直觉得理所当然,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深夜,我在无眠中回首往事时才猛然醒悟对她的辜负。我单纯得没心没肺,觉得我们之间真的就是纯洁的友谊,那也就是八十年代啊。我和她后来还通过好一阵信,却阴差阳错的再没见过面。

0

热点资讯

© CopyRight 2012-2023, zgnfy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蜀ICP备06009411号-2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常年法律顾问:何霞

本网站是公益性网站,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媒体、公司、企业或个人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站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 移动端
  • App下载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