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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平访谈:“散文是对时代的全息观察和反映”

2016-03-25 08:5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杨献平访谈:“散文是对时代的全息观察和反映”

  ◎杨献平
  ◎姜广平

  关于杨献平: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1973年生人。1991年12月入伍至巴丹吉林沙漠,1998年-2000年为空军政治学院三系十三队学员。2011年调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从1995年开始,先后在《天涯》《人民文学》《大家》《中国作家》《山花》《诗刊》《青年文学》《芙蓉》《啄木鸟》等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批评作品。先后获得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数十项。已出版《沙漠之书》、《匈奴帝国》、《生死故乡》等十多部个人作品集和长篇小说,并主编《笔尖下的西藏》及《散文中国》系列书籍近三十部。其中,《沙漠之书》进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散文随笔奖评选前二十名。《生死故乡》出版后,在国内引起一定反响。现为中国作协会员,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
 
  导语:

  有论者认为:杨献平的原生态散文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在两个方面,一是独特而率性的文字细述,一是巨大的想象磁场和深邃的时空深广度。这些文字带着一股浓浓的青草味道,有着金属的质感,又有种让你无法抗拒的悦目与清朗。它们仿佛不事雕琢,浑然天成,看似粗粝,实则精细,宛若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野花。这些文字的野花,生长在巴丹吉林沙漠,生长在南太行山深处的莲花谷,生长在万物生灵的最低处——即使这最低处的呈现,也依然有一种内在的到达。在缺乏浪漫想象力的时代,他的文本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人类童年里的想象。

  杨献平认为,散文是个人的一种姿态。当代散文已逐渐由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受关注”“异军突起”转向边缘化、冷漠化,形成了远远落后于小说诗歌的一个相对冷僻的文学门类。杨献平认为,根本原因是散文写作者在求新的道路上矫枉过正,在自我审察与惊醒的过程中过于迟钝与麻木,并且以此来作为区分“族类”的基本杠杆,使得散文写作日益成为“一群人的剧场”,自我封闭,自我“过滤”得过于严密,而导致了新散文写作发展的难以为继。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我们还是先说原生态散文吧。这似乎是你的标签,重要标签。你也是这个流派下的标志性作家。虽然我看到你在书上说,你不愿意站到某个旗帜下,也不愿意被归类。但至少,你是散文原生态的首倡者。

  杨献平(以下简称杨):关于“原生态散文”这个主张和提法,它有个背景。即,2006年到2000年左右,整个中国的散文写作一方面求新求异,另一方面追求形式、语言等各个层面的创新。基本上沦入了“向内转”“玄怪异”的窠臼。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当中,我想到的是,散文一方面需要回到现实生活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场。这里面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学一直是滞后于时代的。这当然和文学需要沉淀的自身规律有关,更和写作者参悟时代本质的能力有关。另一方面,散文这一文体因其敞开性与大众性,它更应当去链接大地人群、生存烟火与精神灵魂,不应当把一个最具有普适意义的文体搞成“个人的精神宫殿”和“一群人的内宇宙解剖和展露”。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仓促之间,提出了“原生态散文”这一理念。

  其实,“原生态散文”与其说是理念,不如说是主张;与其说是另立流派和旗帜,不如说是对当时整个散文写作的一个呼吁。当然,说校正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一个毫无力量和“资源”的写作者,做这样的事情,是对批评家的僭越,也是自不量力的。幸亏,有一些朋友支持,我们一起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原生态:散文十三家》一书。为了证实或者说呼吁,更为了引起一些注意,我为该书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后记,明确提出,散文应当具备“大地原声与现场精神,人间烟火与众生关怀”的品质。其实这几个关键词,也不是我首创,古人早就说到了这层意思。所幸的是,这本书在散文界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汪政、张清华、何平等批评家在对话中也提到了这本书,尤其是“原生态散文”这一主张。

  姜:你当初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文学概念呢?就“大地原声与现场精神,人间烟火与众生关怀”而言,其实所有文学种类都应该有着这样的理念啊!

  杨:正如你所说,这个理念不仅是散文的,也是艺术的根本之道。我个人观察,这些年来,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太久也太多了,到现在都没停止。甚至,我们的文艺与西方同步的能力远远超出了对自身传统的承继。艺术上的借鉴和兼容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通往巅峰与大师的必由之路。但过分地去摈弃一个东西,张扬一个东西,往往会畸形。尤其是在汉语这个特殊语境和文学传统当中,我们自身很多东西被我们自己割裂了,丢弃了,这也是一味“拿来”带来的负面效应。关于“大地原声与现场精神,人间烟火和众生关怀”,这一个理念不仅是深植于我们传统文学血脉,也是文学之本质所在。重新提出和张扬这样的一个理念,一是基于当时的散文写作氛围。这一点上面已有解释。二是强调回归传统。所幸的是,大致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散文整体性地回到了传统甚至时代现场来了。这一点有目共睹。抒情、变异性的书写与呈现,怪癖和过度审丑的从大面积涌起到自觉地撤离,相信身在散文场中的人也是有所觉察的。

  姜:现在,原生态散文的状态,与原生态散文刚刚提出伊始的状态相比,有了哪些变化呢?

  杨:“原生态散文”从一开始就不排斥散文任何层面上的创新和想象力,尤其是采取多种方式发现和呈现当下时代之本质的高强度的“试验”与“创造”。“原生态散文”也绝不直接模仿和照搬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及其场景的“纸上陈列”。但是,最初的原生态散文,很多在文学的典型性和艺术性做得不够,或者不够精致和独到。这也是一个问题。2006年之后,中国散文可以说整体性地回到了生活现场和时代现场,出现了不少好的作品。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自己的直觉或者预言能力还是可以的。但对于“原生态散文”这个提法,我宁愿它从来没有过。因为,一切的标签对于文学本身来说,都是毫无价值的。我愿意“原生态散文”的主张能成为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以才华和思想,能够真正书写并且建立起,迥然于此前任何时代的,专属于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学“万峰耸峙”与“江河并流”。

  姜:新时期以来,散文也经历了很多发展与变化。什么新散文啦,文化散文啦,大散文啦,在场主义散文啦,这一点跟早先的小说界差不多。世纪之交,继先锋文学之后,小说界倒是一茬一茬的流派。现在的小说界倒是不再有什么提法了。散文流派其实倒是古已有之,与小说相比,散文更是文学正统。但当下谈散文流派的意义何在?

  杨:中国散文有两个高峰,第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它是史传,其实融合和调动了所有的文学经验和技术,当然,还是司马迁那颗思接千载、承当万世的勇气和雄心,襟怀与思想。《史记》所开启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我觉得至今还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标杆和参照。第二个是鲁迅、胡适这些人的启蒙主义写作和新白话文运动。前者是古代散文乃至文学的一个制高点和丰碑,它引领了数千年的史学传统和文学道统,后者则是开启民智,以文学方式介入大众,并以此推动现代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由精英向泛众的深入,这是两个时代的不同处。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相互衔接的,并没有因为时代巨变而断裂。

  姜:严格地说,中国散文其实出现了四个高峰,一是先秦诸子时期灿若星辰的大师与先贤们的杰作,二是唐宋八大家,其后是晚明小品,再接着是五四时期。

  杨:撇开一段时期的散文不谈,进入新时期以来,散文的发展尤其是出现新的迹象和气象,变化和新鲜,这要归功于小说家,如张承志、史铁生、张炜、贾平凹,周涛、马丽华诗人,余秋雨等学者,以及林非、王宗仁等一些散文家的共同努力,才使得散文从模式化的散文写作中解脱出来。如果将这一功绩全部移植到后来的“新散文运动”的那寥寥几个散文家头上,我觉得是有失公允的。关于这一点,我很多次讲过,也和几个大学做散文研究的朋友做过讨论。我觉得这一个说法非常荒谬,遵从者完全毫无主见。后来的新散文运动,周晓枫、冯秋子、张锐锋、祝勇,包括并没有加入此行列,但已经非常不错的散文家和诗人钟鸣等人,这些人对散文的再度解放与创新做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尤其是他们的“实验”精神与“挣脱”“自立”的非凡勇气和诸多“有声色”的“实践产品”,都是可圈可点,值得尊敬的。

  姜:你如何看余秋雨的散文?

  杨:余秋雨近年来招人烦,但他的《文化苦旅》一书对散文的再次“解放”和“拓展”功不可没。后来的散文流派还有“后散文”。谢大光做过一套以此命名的丛书。再就是陕西诗人和散文家黄海的“原散文”和我的“原生态散文”。其实我很赞赏“原散文”这个理念,它很科学,有理论可以支撑。周闻道的“在场主义”我起初不认同,觉得没有科学性和可阐释性的理论。他们开始做的时候,我也看过他们的相关理论文章,觉得不靠谱。也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和评奖。六年后,我忽然明白,周闻道、张生全、沈荣均等眉山散文家们其实在做一件给散文“长脸”的事情,那就是,以民间的名义,设立一个大奖,这对于提升散文的地位,激发散文写作者的雄心,是非常有益的。2014年,与周闻道兄见面细聊,对于散文,我俩有一个共识,当前的散文写作,就是要调集各种手段、智力和能力书写我们这个时代及其各种生活和精神现场,进而深刻反映“此时我在”这一文学命题,关于这个,应当成为散文作家的一个自觉地“使命”和发力的要点。

  姜: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体制散文。最近评论家何平谈及上世纪的先锋文学,也用了“国家计划”背景下的“被设计的先锋文学”这样的说法,倒也是意味深长的。但什么体制散文呢?什么又是非体制散文?散文的生态性,或者文学的本体性,可以被什么体制与非体制界定吗?

  杨:散文没有体制和不体制的说法。那时候觉得,不在体制内就相对无拘束一些,作品也自由主义一些。但事实上,文学没有体制不体制那一说,文学可能会受到体制的影响,但体制决定不是限制文学的“千斤坠”。有一段时间,我想,如果一个写作者不考虑到发表,有藏诸名山,传之后世的淡泊,不那么在乎当世名利的话,体制还有效吗?这一点,杨显惠先生可能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人。他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肯定是会留下来的作品,而且价值也会越来越高。因此,体制内外的说法不成立,说自己体制外的写作者,无非是一个标榜。羞于说自己是体制内的写作者,其实也没有必要。完全取决于作家对于文学的态度。一方面想要现世功利和好处,一方面又想与其他写作者做一个意识形态和身份上的区隔,这一个心态,比比皆是。

  二

  姜:你多次谈到你对散文的理解,譬如你所理解的散文写作的“现场回归”。 还有你的《原生态:散文十三家》,既清晰的廓清了你的阅读轨迹,也表明了你的散文立场与评价标准。凡此,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你的散文观。现在,我们就请你把你的散文观再一次系统地表述一下。

  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就是用来书写写作者所处时代,尤其是他对文学的理解,他的个人时代经验和时代在他个人身上的痕迹,把这样的一种“状态”“文学”地呈现出来,就是了不起的。所谓回到现场,就是回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的所有场域,回到人和人群的生存状态、精神困境和思想要求上来。无论受众多少,《原生态:散文十三家》作为一个适逢其时的散文主张,还是比较成功的。我的散文观大致如此,紧贴“此时我在”这个时间和生命节点和空间,力所能及地,以人为全部参照点,进行触及时代真正本质和人心人性的发现和表达,应当是散文写作的一个要点所在。语言精准、新鲜度、自由精神、创造力、形式好,我觉得这是衡量散文的一个基本参照。

  姜:你提到的当前的散文写作,已经形成一个大致如下的格局。一个是以已经成名的散文作家意识和喜好为主宰的“纯粹新散文”跟从式写作。这种情形,其实可以看作是这一类散文作家的集体无意识,也可以看成是这些散文家的文学操守。

  杨:文学可以模仿,但在写作初期。写了一段时间,再模仿,无异于抄袭。据我观察,散文写作者目前甚众,但真正有自己的“道路”和“精神向度”的却寥寥无几。相当一部分写作者亦步亦趋,跟风走步,鹦鹉学舌,东施效颦。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缺乏思想,缺乏识见,缺乏自我感。他们以为某些被吹捧的才是最好的,某些报刊喜欢的才是主流和方向。这样的写作者是没有前途的。这一现象,也可以上升为当下全民集体无意识在文学层面的一个具体表现。

  姜:你还谈到一个散文作家首先要奠定的是立场,是对散文乃至散文这一文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而这一切,是建立在对前人作品乃至当世作家创作的透彻认识和整体估价上。现在,你还持这样的观点吗?我总觉得,这样一来,对一个散文家而言,规定性的动作就多了点。这样的散文家能否成为大散文家,就值得怀疑了。

  杨:一个写作者必然是文学的行家,或者杂家。一个写作者也是很好的批评家和文学观察者。闷头写也是好事。但要真正地洞彻和了悟文学,还是要有对前人和同代人作品的非凡透视能力。唯有这样,你才可以在写作上更宽裕和自由,更能站在前沿的位置,去环顾众多同道,并为自己的写作开定一个较好的角度,有一个相对较高的起点。这个不是规定,而是一种自觉的自我要求。文学被要求就会坏事。文学是最自由的东西,一旦把某个说法作为教条,那就距离毁灭不远了。

  姜:恕我直言,在这一本原生态散文十三家里,走出来的不是很多。被人们广泛接受与认知的也没有多少人。当然,这可能与散文这一文体相关。

  杨:诚如所言,《原生态:散文十三家》当中的作者,走出来,广为人知的,还真的没有几个。这和他们自身有关。有的转向小说,有的被工作拖累,有的洗手不干。但那本书里的许多文字还是非常漂亮的,放在整个当代散文当中,也不能说很差。另一个,至于其中的很多人能不能走得更好更深更远一些,现在还不好说。说不定哪一天,这些人忽然又横空出世。因为,文学不是一时之兴趣,而是一生之情结。

  姜:这样,我们今天也就不得不重提散文写作的出路和方向问题。

  杨:关于这一点,我也很迷茫。从当前的散文写作整体态势来看,散文还是处在没落时期,尽管有几个被叫好,吹捧的,其实也是很悬乎的。我们的媒体,读者,很多时候是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跟着跑的多,一权威说好了,马上跟上,连篇累牍,共吵共喊。风一过,又是一片沉寂。还是要以作品说话。作品永远是作家的立身之本。关于当下的散文出路,我觉得唯有去书写属于自己文学地理,特别是时代之下的众生情状,人在此时代的心灵痕迹和精神诉求,才是比较好的一条通达之路。我认为,散文应当更宽泛一些,不要拘泥于任何人对散文的定义,对散文的要求,写自己的熟悉的,喜欢的,观察和思考深刻的,与自己生命灵魂关联紧密的,永远不会有错。像小说一样探究人心人性,状绘时代之下的万民行状,像诗歌那样饱含隐喻和建构的热情,并且具备科学的直觉,自由、向善、亲切、低姿态、关怀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散文的主方向。

  姜:一个传统的,也是人所共知的共识性话题,即“形散而神不散”,你现在如何看待呢?散文界对此有颠覆性的理论,但我想问的是,这些颠覆性的理论,其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有没有切实改变散文的文学生态?

  杨:我并不觉得“形散神不散”的定论过时了,也不觉得这个定论有什么好。对于一个获得大家公认的文学理论,在纸上言说是可以的,因为他是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永远有距离。文学理论不是教你如何去操作,而是理解文学门类的一种方法。如果把这些当真,并且奉若神明或者踩在脚下都是幼稚或者不懂得创作规律的表现。我的意见是,对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没有必要刻意颠覆。因为,文学理论是随着文学作品而走的,文学理论是文学作品的“副产出”,作家,只管用适合的,新鲜的,富有创造力的方法去做自己的事,写自己的作品就够了。事实上,很多试图颠覆已过时文学理论的做法都像是未成年的孩子顶撞父母,当时生气,事后还是要和解。对任何文学理论,适合我的则采纳之,有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听从之,其他的,都可以放下,没必要过分计较。文学理论,从来不可影响文学的生态,但是,我们要警惕文学批评背后的非文学力量。

  姜:非文学力量!这个话说起来有点沉重,也很大。不一而足了。其实就像小说界,散文有一段时间也非常热衷于写个人的私生活。个性话语未尝不可。但散文写作的个人化、内心化和另类化倾向如果越过了边界,可能就丧失了散文的立场与本质。散文,在我看来,还是应该给人们以美的享受,让人在一种美的浸润中获得满足与愉悦。

  杨:私生活也是散文应当着力的一种。私生活也是文学应当书写的领域。因为,个人私生活里也有各种外部的影响和痕迹。一个人处在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即使隐居,出家,这些也都是受时代所影响的。当然,有些私生活写到了内心的卑暗处和人性恶、自私等等层面,我觉得是可以赞赏的。自我审视、自我点验和拷问,其实也很有震撼性。散文不唯独提供美的享受与愉悦。散文更重要的是对时代的全息观察和反映,更重要的是对时代的发现、记录、“审察”和“提炼和提升”。如果每个写作者都从不同角度和现实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精神要求这样做,我觉得才符合文艺基本的道统。

  姜:还有个现象,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很多散文家,其实第一身份并不是散文家,而首先是小说家或诗人。散文倒是作为他们写作的边角料存在着的。恰恰,是这些边角料,反倒别有情趣,也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学存在。

  杨:事实正是如此。专业的往往有匠气。工匠时间久了,就有了套路和模式。我个人还是喜欢那种剑走偏锋的,不经意之间的自然书写。在文艺这个路上,自然永远是一种葆有创造力的“老师”。所以,在上面,我表达了张承志、贾平凹等小说家开拓散文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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