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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人性的诗化叙述

2015-05-22 09:1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冬婴 阅读

  世俗人性的诗化叙述

  冬婴

  姚彬自称“俗人”,俗里俗气地写诗,俗里俗气地做人。这于道貌岸然、一味崇高的诗坛是一个不小的反讽。这个反讽并非刻意而为,在姚彬那里,它显得自在而本然,不做作,不伪装,尽管我们能从中嗅出某种戏谑的气息,但其核心处却是极为严肃的。即是说,反讽之于姚彬,仅仅是他的人与诗产生的客观效果,他自己本身却无意于这种反讽,他只是在自己认定的人生属性、社会形态和诗性元素中快乐前行而已。当然,这不是说姚彬缺乏足够宽广的诗歌视野,而是说他自己认定的价值比起传统的、常规的价值对他更具吸引力,甚至痴迷、凝定到了不及其余的程度。俗人的价值指向当然不会是优美、崇高,但真正的俗人也不会不负责任地对既有价值实施颠覆、解构,甚至摧毁。姚彬是真正的俗人,与通常意义上的诗人形象判然有别,与后现代诗人的做派也大异其趣。他要做的,就是将人生世相尽可能还原到本来的模样,然后津津有味沉迷其间,最后以诗化的方式喷薄而出。因此,阅读姚彬诗歌,浓郁而本真的世俗人性会激发我们潜在的世俗欲望,并将苦苦执守的虚幻之美涤荡得无影无踪,让人在无所挂碍的松弛中体会到本然而实在的生活之美。也因此,抬首之间,我们会望见一个在大光头、长胡须和粗语气辅助之下显得遗世独立的诗人形象闪耀在辽远的地平线上。

  世俗人性是姚彬诗歌的矿藏。在消费时代,或者说后道德时代,人们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传统诗歌观念的惯性作用,时代里弥荡着的道德意识和风气,以及心中难以割舍的理想情怀,很多诗人依然以高雅的同时也是痛苦的姿态坚守着诗歌的传统属性和道德功能。这固然是诗歌的一种重要职责,却也容易造成诗人对世俗人性的忽视和逃避,以致诗歌丧失现实基础显得偏执、浮泛和虚妄。姚彬不是这样,他将笔力集中转向世俗人性,全力表现世俗之人的生活形态和心理状态,从传统的对立面揭开了一个粗俗、混乱却又无比真实的人性世界,并由此表达对人与社会的体验、认知和思考,率真而洒脱。世俗人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以诗的方式进行表现,是姚彬的发现和聪明之处,他因此而与其他诗人区别开来,自有“独一无二”的况味和风采。他说过,“写诗的人其实应该做一个地道的创造者,应该保持无穷的探索态势,应该形成自己的特色,应该有自己的城堡和侍卫”。以此检视其人其诗,不能不说姚彬做到了心手合一。他的特色在于不故作高雅,做俗人,写俗诗。“我开始闷闷不乐,我的语言没有颜色,我不能给你的生活抹上颜色,还以颜色/我开始不在乎你,因为我终会失去你,我要争取生活的主动/即使是死的主动我也要争取”(《对于花和语言我是没有办法的》)。这里有对个人情绪状态的直接抒写,有对人生有限性的无奈认同,有对事件必然结局的最终默认,也有对个体生命尊严的主动守护,一切都显得朴拙、率性,让人体会到一个世俗之人复杂、微妙而又坚韧的生活情态和心理活动。“我不再深信该怎样生活,宁愿相信灰色就是模糊,模糊就是可生可死/承受纷乱的和平,不再深信天伦之乐,宁愿跪拜无意义的虚设,清净无为,卤莽无畏/万事万物无所谓,去登高不望远,去远游不思亲,去领奖不侥幸,去死亡不装大”(《悲伤不能说出来》)。其间透出诗人在历经世事沧桑后的喟叹与怀疑,但不是绝望与否定,反倒是对世事真相的接近与接受,并且剥离了此前心灵的某些重负,显出本然,显得超脱,是一种世俗智慧的诗性表达。我们从姚彬的诗歌中,可以遇到很多美好风物与情景的反向书写,一改传统的形象和意味,别具风情。比如《明月》,诗人没去表达经验和臆想中的美好情愫,而是写出了明月下的别样风物、人生感怀以及联想到的历史情景,并且“漫不经心”地组接出一幅荒芜、沦落、混乱不堪的图景,营造出辽阔而沧桑、错杂而零落的氛围,让人有些窒息,不知所从,却又深深思量。最后一句“杀人者与自杀者都是我”更是与经验中的“明月”格格不入,有惊骇之效。但也正是如此,姚彬实现了对“明月”亦即世俗形态的还原。

  这种还原当然首先得力于姚彬对世俗生活的认同,而在文本之中,实现这种认同的主要方式则是叙述。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热爱的是叙述,我要克制抒情,特别是满眼鲜花的夜晚/我要刻苦地叙述放大的脸,缩小的脚步,后退的心脏”(《来自6月28日的叙述》)。对于叙述与抒情,姚彬很能区分它们的功用和效果。这种功用和效果不仅仅是表达方式的不同,它直接透视出或者说决定着写作者的心理结构、生活向度以及诗歌的形态。抒情很容易预先架空诗人的心理感受,一开始就朝向优美和崇高升华开去,稍不注意就会沦入虚假、故作而又力不从心的境地。姚彬诗歌直面世俗生活,而世俗生活最基本的形态就是琐屑、散漫、杂乱和即兴,唯有叙述才能深入其中并与之相映。姚彬为自己的诗歌形态和价值取向找到了合适的方式。他的诗歌随性、自在,在体式和句式上“不修边幅”,一口气吐在哪里,文字就跟到哪里,活脱脱就是琐屑、散漫、杂乱和即兴的世俗生活的原样缩微。就算是“如此累赘的叙述很容易让人误解姚彬根本就是一个不会写诗的人”(《俗人姚彬之十一》),他也毫不在意,由此可见姚彬对于叙述的自觉与执着。叙述支撑着姚彬的诗歌城堡,抽掉叙述,城堡必将坍塌。而叙述方式本身也需要支撑。对姚彬而言,这种支撑除开他强大持久的世俗之心以外,主要来自世俗语言和生理语言。与世俗生活相映,姚彬偏爱世俗语言。“我向你们保证即使姚彬吃饱了穿暖了也不勾引别人的老婆/况且勾引别人的老婆是多么的费精神耗金钱,即使她主动/难道你不给她买件衣服化妆品之类的,难道还要让她出钱开房”,这俨然是他跟另一些男人在摆弄关于情人的龙门阵,直接,真切,像说话。假如将“老婆”换成“妻子”,就不是姚彬了,假如不用“勾引”一词,就不生活化了。生理语言的大面积运用,也是姚彬的偏爱。生理语言与理性语言相对,不讲究语言的道德意义和优美动听,取道肉体感官,表达对身体的重视、迷恋和依赖,并从中获得身体的释放和言说的快感。“你的皮肤太嫩,你有痒,有薄薄的疮,你有无影腿”(《明月》),“搂着白夜跳舞,给狗嘴换几颗象牙,在狮子的骨头里种植炎症,/胡子是亲手栽下的,头发是别人拔掉的……生无稻粱,路遇鼹鼠,腋藏苦茶,腹纳丁香,肛吐莲花”(《自画像》。这样的语言摆脱了伦理功能和审美功能的束缚,姚彬借助它们返回到了生命的本来形态,心灵不再压抑,轻松自在,酣畅淋漓。姚彬痴迷于世俗生活,并用与之相映的叙述方式完成了世俗生活的诗化表达,在疲软而单调的诗坛,是一个有见识有胆气的创举。做一个真正的俗人,其实并不比做一个道德家来得容易。

  但正如传统诗人忽视了世俗人性一样,姚彬也忽视了道德人性。世俗人性与道德人性相互对立,但它们又同时构成人性的丰富和完整,缺少任何一方,人就不可能形成健全的精神结构。我并不认为姚彬自称俗人是一种标榜或者策略,但在完成了俗人的修炼之后,似乎也应该拓宽对人性的认识与表达。姚彬的诗歌是一种犯规(不犯法),这种犯规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丧失人的全面性,极有可能沦为单向度的喜剧趣味。道德人性其实也隐伏在姚彬的人性结构中,只是他有意回避而已。假如让世俗人性与道德人性互为补充、彼此渗透、相容相谐,诗歌必将创造万千气象,产生更大穿透力和统摄力。这,是姚彬迟早都会面对的自我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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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5-22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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