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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寻找当代杰作

2013-12-27 08:3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杨炼 阅读

  寻找当代杰作
  ——为《诗意的环球对话》而写

  杨炼

   一

  什么是当代中文诗的杰作?如何找到它们?这个提问令人晕眩。仅就中文诗人而言,从数量上,就听说今天中国有二百万写诗人口,二百万人,每天在“生产”多少作品?选择杰作,首先在数量上就是一个天文学。更困难的是质量,所谓杰作,该放进什么价值系统中去判断?最方便的捷径,当然还是藏在“中文”这个掩体后面,依托着三千年绵延不断的诗歌传统,把自己和世界隔开,关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自我欣赏。但问题是,经历了二十世纪政治的、文化的,甚至语言的重重分裂之后,还有一个纯粹的中文语境吗?没有,却虚幻地谈论它,是浅薄的一厢情愿、或更庸俗的商业化?但不走这个捷径,则意味着必须在全方位上接受“他者”的检验:背后是中文古典诗歌杰作的“他者”,面前是古今世界文学精品的“他者”,谁能做到全方位的不可替代?这问题是提给诗歌的,更是提给人的。一个“主动的他者”,核心之点在“思想”一词上。全球化语境中,我们能否找到——创造一种更深也更新的标准,来判断作品?去建立那个理想中“诗意的全球化”?

  我以为,诗歌的国际交流,必须立足于不同本地的深度。根决定着枝叶的生长。当代/中文/诗,三个词包含着三重提问。一、“传统与现代”:如何理解过去三千年里中文古典诗歌的持续转型,又如何在当代增强那转型的能量?二、“中文与外文”:全球化的现实,带来了更大的市场,还是更深的困境?如何从更彻底的“不可能”出发,揭示中文包含的精神启示和质量?三、“人学与文学”:如何拒绝任何借口的简单化,坚持持续地赋予形式,用诗作的创造性呈现思想的深度?这三重提问,其实是每个中文诗人自我追问的三个层次。但,它对我们应该不陌生。两千三百年前,中文诗史上留下名字的第一个诗人屈原,就以他的长诗《天问》,给后代竖起一个高标。一首问“天”的长诗,从宇宙起源,经自然万物、神话历史、政治现实,到诗人自我……近二百个问题,却无一句答案。正确地说,整首诗的能量,正在于以问题“加深”问题。这位中文里的但丁,遗留给我们一个专业提问者的姿态。那问题中的问题是:“你有更深刻提问的能力吗?”这个声音,像一个精神血脉,流淌到今天,依然鲜活。

  我曾用“眺望自己出海”这行诗句,概括中国二十世纪至今的历史,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和所有中国诗人的命运。一个意象:诗人站在海岸边的峭崖上,眺望自己乘船出海。这既基于我自己亲历的国际漂流,更在给出一种思维方式:所有外在的追寻,其实都在完成一个内心旅程。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勾勒出了中文诗人精神困境的轮廓。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物质和文化冲击下,清皇朝崩溃,但“新文化运动”追求现代化的狂热,却表现为对自身传统极端虚无的态度。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冷战的“国际”意识形态语汇,混淆了民族主义和专制传统的内涵,缔造和传播着思想的空白。“文革”结束后,贯穿八十年代的现实和文化反思,是当代中文诗的真正起源。那个思想激荡的十年,至今仍然令诗人们充满“乡愁”。回顾起来,那并非因为曾产生过多少精深的观点、丰满的作品,相反,那时大多数广为传颂之作,大多经不起重读,就是说远未成熟。曾经激动我们的,其实是一种特定时代里人生、思想、创作间深刻的生死同步。一个文学史上罕见的、生命即是诗歌的命运时刻。追问“文革”“谁之罪”的能量,促成对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心理乃至自我潜意识的层层反思。那像一种思想“语法”,既是回顾中国,更在打开解读世界的方式。最美丽的交流,仍然是“知音”那个词:我们得在自己内部,“听懂”别人。这里,“思”与“听”融融为一。我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本身就是一首史诗,其深刻的思想意义,还远没有被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充分认识到。那怎么办?是归咎于九十年代以后泛滥世界的“利益主义”,且自己也加入它分一杯羹?还是不放弃我们的“出海”,继续像屈原和但丁那样漂泊,汲取痛苦反思的能量,哪怕这在今天仅仅是个人行为?答案当然是后者。但别误解,这并不沮丧。二十一世纪的思想特征,正是个人的孑然独立。我们不再能依托民族、文化乃至“东西方”等等群体模式。每个人都得全方位筛选世界资源,来建构“自我”这座精神之塔。所谓“国际对话”,像一阵清风,只能吹拂在这一座座个性之塔间。对于折磨国人够久的体、用话题,我给出的定义是: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我这条小船沿着它航行。同样的思维,也引领着穿行于世界文化汪洋大海的每条航船。我们用诗歌的旗语遥相呼应。这本《诗意的环球对话》,就是我们的航迹。

   二

  我的第一次有意识的跨国诗人对话,机缘于和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二○○三年在约旦阿曼国际诗歌节上的相遇。从到达阿曼开始,我就期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去询问我一系列对中东现实、文学的疑问。对这渴望,阿多尼斯恍如天赐,给了我最充分的满足。他的阿拉伯现代诗创始者身份、他汲取世界灵感而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大量作品、他决然独立的思考态度和思想深度、他为坚持这份独立忍耐的世界性漂流,以及最根本也最美丽的,他对阿拉伯文化诚挚的爱,使我敬佩,更给我启迪。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对话,已经发展成一种系列,一个独特的国际文化现象。两个远隔万里、如此不同的语言文化,仅通过诗中隐含的“人之处境”那条幽径,竟互相理解得如此充分!“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这句话的美感,在中文和阿拉伯文的诗歌之间,敞开得晶亮透明。我们的共识,奠基于诗对政治简单化、商业庸俗化的先天拒绝(而非被拒绝)。我们对反专制、对巴以冲突的明确态度,是做人的起点,而非诗歌的目的。诗歌的“激情”,必须和群体的“情绪”区分开来,因为诗歌“激情”始终质疑自身,而“情绪”则经常流于色彩变换的口号,刺激听觉却失之浅陋。中国和阿拉伯的思想者,都必须双向“独立”:对内,在自己文化的复杂转型中,既理解其难度又把握其能量,拒绝任何形式的肤浅偏激,却始终坚持冷静的自觉。对外,不追随异国情调和居高临下的简单化,保持对全方位现实的批判性,面对世界性思想危机,发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独立思想者的声音。我的感动,也同样来自交流的方式:两个诗人,完全保持着“第一手”状态,无须经由任何“第三者”,就直接达成了完美的交流。好像擦净了一扇总蒙着西方媒体油污的窗户,我们一下子看清了彼此,且发现有兄弟般的相像!归根结底,我们的理解,来自中国和阿拉伯古老文化这首“原诗”。我们的诗作,显现出这“原诗”可见的部分。对话,则在探测使冰山浮动的大海。它们继续诗歌的提问。其能量,远大于提供答案。可以说,对困境的独特应对,使每个人成为一个文化个案。对话就像一场个案们的互相验收。中国近三十年迅疾、多向的演变,阿拉伯世界最近一举重绘政治地图,都令预言者们愧悔无地,诗人们却拈花微笑,因为诗歌的触角,早已探测到了变化的潜流。诗歌写出过“毁灭”,但它的写,又恰在“再生”。诗是一座“向下修建的塔”,人不得不生长,去成为它的塔基。

  我的书,都是一个个“思想——艺术项目”。它们不停地打开新的思想深度,激发出无法重复的形式创造,直到蓦然回首中,突然发现“出海”驶出的航程。这本对话集,恰是我独特生活方式的产物。一个中国诗人,住在北伦敦,每个月若干次,跳进地铁直奔希思罗机场,“伦敦”几乎等于“疲个地理”(我开玩笑翻译的“Piccadilly”)那条地铁线,它把我带向机场,一个地球上的形而上,四通八达也一动不动。我的蒙古血统,或许在这儿找到了当代草原。大群陌生人(像羊群?),擦肩而过时,一丝微笑,凝在空气中,缓缓消逝。二十一世纪,人这样“存在”,可以说“丰富”,更得说“单调”。那种浮泛的相遇,和压根儿不见面,有什么区别?各种“文学节”,也无非一个个机场。繁忙而固化的“程序”是:到达,朗诵,收费,走人。文学是种“生意”,而生意是活着的“意义”。好危险啊!我们可能享受了掌声,却不知不觉浪费了一生!我得说,二○○三年和阿多尼斯的对话,给我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我为什么不抓住这不期而“遭遇”的机会,去寻找太空中两颗思想星球的碰撞,击碎固化的外壳,用我内部的中国中文之思,去逼近其他星球的什么“思”?我的“国际对话项目”就此开始。一个新地方,一种独特的吸引力,都在暗示可能性。是的,总是特定的对话者、特定的主题,让一篇对话自然而然地生成。但再仔细看,这里有什么“自然而然”吗?抑或全然仰仗一种自觉?每个提问,必先摆进我脑海里很久,才可能摆上桌面,让对话者听到,录音机录下,最终写成文字。通过这文字,那些我们对话的场景,才跳出时间的逝水,停留在我手掌中。无论阿多尼斯面前那一杯阿拉伯咖啡浓浓的香气,还是积雪的白桦树林中米库舍维奇小木屋里伏特加的热度,又或者和阿莱士首次在迪拜“帆船宾馆”、继而在成都白夜酒吧的倾谈,都隐现在字里行间,成了“思想”的有机部分。“思想”,是这本书中唯一一个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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