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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雪波:里尔克、博尔赫斯和镜子

2013-09-05 09:1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梁雪波 阅读

  博尔赫斯曾在一本书中宣称,一切文学都带有自传的性质。不过,这本早年的著作后来被他视为“可笑”和“糟糕”的,据说,他甚至一度走街串巷去各个书店收购,想把它们彻底销毁,不知道他想销毁的是否还包括那一句话。至少,在里尔克看来,把作者和作品中的主人公相互混淆,是绝对错误的,他甚至指责有些评论家把《马尔特手记》的主人公布里格当作作者生平素材的矿山来开采。然而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从里尔克的作品中勘察出诗人的童年记忆、阅读、交游等生活与成长的痕迹,能够看到诗人通过精神的漫游和技艺的修炼所呈现出的艺术化人生,也能够嗅到那个时代独特的文化气息是怎样消化并渗透于诗人的笔下。

  《马尔特手记》被视为一部具有突破性质的现代主义小说,传统小说中的叙事大大让位于对思想的描述和感情的细腻表达。里尔克在作品中所显示出的,并不是像我们通常以为的一位在书斋里孤独沉思的诗人形象,而是一个具有非凡吸收能力的诗歌学徒,是一个在文化时尚的潮流中吸纳、抗争,从而进行自我形塑的变构者。里尔克通过与罗丹的接触领悟了应该如何“学习观察”,从塞尚的静物画体会到艺术应该是“物”的自我呈现,他通晓妇女时尚,不厌其烦地细描各种女性服饰,为一副巴黎博物馆的名贵挂毯铺陈美丽的赞词,他生动地描绘着车水马龙的圣米歇尔广场,对达盖尔银版摄影术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而他对“恐惧”的体察和描摹,则与莎乐美所引介的在当时颇为时髦的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密不可分。

  也正是在莎乐美,这位游走于尼采、弗洛伊德等文化名流之间的才女的引导下,里尔克试图通过小说以精神分析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为此他塑造了一个多少有点“病态”的母亲形象:为了纪念一个早夭的妹妹,在七岁以前,里尔克一直被母亲打扮成女孩子的模样,穿着女式罩衫和连衣裙。不过据学者后来考证,给小男孩穿裙装正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它不足以说明里尔克母亲的病态,但极有可能因为性别的混淆而影响到他对自我的认知。对身份的认知和所引发的恐惧来自于一面镜子的投射。这是《马尔特手记》中一个经典化的场景:小布里格有一次独自在阁楼里玩耍,从平日不常打开的衣橱里发现了很多过时的衣物和家族流传下来的古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穿上一件衣服,在壁橱的镜子里映出了自己奇怪的身影,他觉得有趣,于是一件件地换装,一遍遍地“尝试无穷无尽、变化多样的可能性”,他还戴上了夸张的面具,镜子里的幻影让他迷醉不已。但是,突然,他被裹得太紧的衣裙绊住了,不小心碰倒了桌子,桌子上的小摆件撒了一地,他想捡起,却被身上的衣物缠住而难以动弹,此时慌张的他从镜子里突然看到,那个幻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实体”,一个“庞大、陌生、吓人的角色”逼视着“另一个我”,他惊慌地逃走了。

  无独有偶,在博尔赫斯的自述里,也有十分相似的童年经验:“面对镜子我始终心怀恐惧。在我儿时,家里放着些讨厌的东西。有三面大镜子竖在我的书房里。还有那些光滑可鉴的红木家具,就像圣保罗书中描写的晦暗的镜子。我害怕它们,但我是小孩,什么也不敢说。所以每天夜里,我都要面对三四个我自己的影像。”小时候博尔赫斯不但对镜子充满恐惧,还害怕假面具,他拒绝戴上面具化装成魔鬼加入孩子们的游戏,在一次狂欢节中,他曾被一群戴着面具、穿着化装服闯进来的朋友吓得不轻。镜子制造了另一个我,而面具则隐藏了人的本来的面目,一个戴上面具的人很自然地会接受道具对他的潜在操控,做出相应的表演。博尔赫斯对镜子和面具的恐惧,显示出主体认知中的矛盾与焦虑。

  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镜像理论”,他认为,刚出生的婴儿本是一个“未分化的”“非主体的”自然存在,属于无物无我、混沌一团的“前镜像阶段”,这一阶段的婴儿没有任何整体感或个体统一感,有的只是支离破碎的身体经验。婴儿成长期的第6至18个月为“镜像阶段”,在这期间, 婴儿逐步能够在镜中辨认自己身体的形象,把自己的真实身体和镜中自我相认同,从而完成自我的同一性和整体性的身份认同过程。人类对主体的认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满足感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之处。但拉康继而又充满洞见地指出,婴儿对自己的认识由于不是通过自己客观的身体获得的同一性,而只是一种基于他人眼光的想象中的误认,正是这种误认构成了身份,构成自我的恰恰是这种自我异化,它导致了自我的永恒分裂,我分裂为自身和自身之镜像……我们很难想象,在博尔赫斯那多重影像并置的房间里,他是如何在恐惧与孤独无助中度过一个个日夜的,我们也很难揣测他还看见了什么,因为在后来的小说中,博尔赫斯曾借小说人物之口把“镜子和交媾”一并划入“可恶”之列,这未必不是作家的自我意识在他者身上的投射。

  不管怎样,人们对镜子的各种反应和观点都显示出这一平常器物的魔力。从金属镜到玻璃镜,镜子的发展其实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在里尔克生活的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照镜子,而在18世纪以前,玻璃制镜还没有大规模投入生产,镜子曾一度属于昂贵的奢侈品,再早一点的12世纪,人们则认定镜子与魔鬼和巫术有关。按照拉康的理论,婴儿是在“镜像阶段”开始对主体的认识,进而从想象界进入由符号组成的象征界,因此镜子又被称为“象征的母体”,其制造业上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个人对身份的探求历程,因为人的自我认识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无法自然建立,必须在相互注视与被他者的注视中获得。镜子成为一个中介,它以实存的形式制造了无形的映像,它既有形又无形,既呈现又隐藏,既让人通过视觉感官认识了“美”,又因其自反性而像谜一样令人不安,从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心灵图像,从海德格尔的“敞开”与“去蔽”的观看之道到福柯的“权力的眼睛”,从拉康的“镜像理论”到鲍德里亚的“拟像社会”,哲学家们对镜像的思考从未停止过。而在里尔克、博尔赫斯等诗人的笔下,对镜子/镜像的沉思与书写呈现出现代主义以降文学写作的另一种面貌,同时也伴随着人对主体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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