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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房子:王琪博诗生活的词根

2013-03-01 09:0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何房子 阅读

画室中的王琪博

画室中的王琪博

  在重庆南岸一栋灰暗的楼房里,王琪博每次深夜的酒后都能准确地穿越那些黑暗的向下的楼梯,找到自已的家,一个混住着跟随他多年的我们只知道叫矮子的中年人以及我们很难叫出名字的江湖面孔的地方。自从他的妻子,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女人离开这里之后,琪博也就很少回去了,矮子也走了。

  2006年的夏天,琪博说,他回去过一次,碰上停电{不用说,那一片具有尘土一般色泽的楼房是这个城市每年夏天拉闸限电的重灾区},他点上蜡烛,痛快淋漓地写了一个通宵的诗歌。这个不惑之年的情种,是什么触动着他心中的伤痕和隐痛,以至于如此迫不及待的表达?这个千金散尽的男人,是什么让他在夜总会的喧哗和黑屋的沉寂之间寻找到一种汉字的对称?是一个地点,具体到此地。不,此地已如此抽象,生活和诗歌已变得像一张a4的白纸,它的两面彼此纠缠,两败俱伤。

  一个地点就是一种命运的说法在王琪博身上显然失效。重庆可能是达州,南岸的黑屋可能是杨子岛酒店的一个房间,它们奇妙地混和在一起,构成了王琪博诗生活履历中加速和减速的辩证法,一个告别了故乡达州的少年,在80年代的诗歌洪流中一路狂奔,当他再度想起来时的路,竟是一次梦境的邂逅。

  昨夜凤凰山的山尖刺进我的梦境
  疼痛中醒来
  我点燃一支烟
  想起家乡:达州
  ——《达州市》

  而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加速使他激情的火焰越烧越大,越烧越快,越烧越痛,透过这持续的青春火焰,我们看到他所到之处和身份标签在不断地变幻,重庆最早的咖啡馆老板、达州的房地产商和夜总会的主人、重庆时装表演团的团长、雪域高原的囚犯、混迹于东南亚的赌徒、无所事事的城市闲民,他无所顾忌地奔向广阔的生活,这些几乎不搭界的身份造成了王琪博的混乱,它们像一根又一根的从天而降的绳索把他抛向命运的半空,又重重地摔在城市坚硬冰冷的水泥地上,这注定了王琪博的诗歌是回旋的、向下的、坚硬的、含混的。

  生活比诗歌更诗歌,他以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方式和自己博命,和汉字博命,和时代博命,和他爱的人及不爱的人博命。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会惊异于他瘦弱的身体里爆发出的巨大的能量,在20多年的持续的轰炸中,时间的水晶已成遍地碎屑。当他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必须回忆的时候,该消失的都消失了,不该消失的也消失了,他窝居在解放碑一星级酒店的套房里,独自用汉字疗伤,开始一点一点地拾起时间水晶的碎屑,它能重新拼凑出生活的图案吗?哪里有标准可言,当王琪博的爆发力对准汉语的时候,他就是当代中国新诗的颠覆者。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派的旗手到如今的诗歌个体户,不断地颠覆使王琪博的诗生活环环相扣,扭成死结。他用诗歌颠覆生活,他的生活因此像一些分行的文字跳跃、分叉、断裂,他用经历颠覆阅读,他的诗歌因此在个人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找不到父亲,甚至找不到亲人。事实上,他从来不关心人类和和抒情,不关心东方和西方,他关心的是自己独特的处境,它如此深刻而痛苦地疏离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但它真实的存在着,以王琪博式的方式存在着。“全神贯注于艺术作品,肯定会带来自我从世界疏离出来的体验。然而艺术作品自身也是一个生气盎然、充满魔力、堪称典范的物品,它使我们以某种更开阔、更丰富的方式重返世界。”{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从某种意义上说,王琪博戏剧化的大起大落的经历正是一部漫长的艺术作品,自始至终呈现出不可替代的疏离感,他“重返世界”的道路不是修辞和虚构,是回忆和现实。

  在王琪博身上,诗歌就是生活方式。当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诗人纷纷拉着经济学的尾巴华丽转身的时候,王琪博则带着诗歌的狂野和人民币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贴身肉博,他从来不曾从诗歌中抽身而出。问题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则,问题是时代突然变了,诗歌的山头上突然楼去人空。

  政治、经济、文化
  老子被排在第三 
  你一我不认识
  他二是我好兄弟 
  我想倒过来排时
  我有些认识不了自己
  我本来就不认识自已  
  ——《三人行》

  时代的列车驶进了急速的弯道,诗人却在拼命放大他的个人僻好,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到了该有一个结的时候了,我们能够想象的情境是,那些王琪博当年培训的时装模特们在某一个夏天纷纷投身到了大款和官员的怀抱,而他们的团长则在诗歌的T形台上孤独地掂起、移动着沉痛的脚后根。

  让我们跟随这些变幻的脚后根,去迹近生长于诗人王琪博命中的的汉语词根。

  (1)鸟笼:一个诗歌少年对大学的叛逆

  1983年,中国新诗新一轮革命的前夜,继朦胧诗之后,更多的诗歌圈子在中国的民间和大学开始暗自涌动,这一年,《当代文艺思潮》公开发表了徐敬亚于两年前在大学时期创作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它如同一枚炸弹,引爆了汉语的天空,从南到北,从四川到北京,那些利比多泌过剩,而精神被压抑过久的年青人渴望飞翔,渴望青春的粉刺刺向所有囚禁他们肉体和精神的牢笼。新诗代开始了。

  也就是这一年,来自大巴山深处的王琪博带着泥土的气息走进了重庆大学的校园。当年这是一所典型的工科大学,但它在抗战时期培育出来的自由和革命气质如同一股恒久的电流持续地流进80年代,青春一旦被电击,热泪就会淹没所有的高等数学和电路原理。少年王琪博以一种叛逆者的形象踏上了诗歌的不归路。多年以后,王琪博在诗中写道:

  一只巨大的鸟笼
  被知识主人的手提着放在嘉陵江畔
  歌乐山下 长高的时节
  我顺便朝前飞
  一不注意就跨进了重庆大学的门槛
  ——《我的大学》

  一个“顺便朝前飞”的少年闯入了工科大学的的鸟笼,是宿命,更是物以类聚的狂欢。青春的翅膀不是用来拍打方程式里的数字,它在鸟笼里煽动热血,然后用带血的羽毛涂抹少女的裙边、成绩单上的分数、以及每天狂想的诗歌白日梦。王琪博就是那只渴望高飞的鸟。

  人类蓄谋已久反剪双手
  背上一对翅膀
  将自己变成交通工具
  在枝头修建站台
  通过歌唱 深明大义
  ——《鸟》

  《鸟》像一道谜语一样,它的谜底一旦说出,也就不是鸟了。人类的智慧可以把人送上天空,但生活却画地为牢,“鸟笼”因此成为王琪博诗歌中能指的链条,它不停的滑动,从一地到另一地,或大或小,它始终笼罩在诗人命运的迁徙中。它的极端空间状态是“牢房”。

  世上最高的牢房
  是11月26日天堂挖进人间的地窖
  ——《牢门积雪》

  从鸟笼到牢房,时间也许不再重要,但空间对一个人肉体和精神的挤压和盘剥却构成了诗歌事件,在自我意识的扩张和外部空间的缩小之间,诗人体验到的是生之痛楚,生之恐惧,生之荒诞。

  从人间漏进的风
  可随意把雪花吹成舞蹈
  把水吹成冰 把自由吹成渴望
  把每位公民吹成有被收审的义务
  ——《牢门积雪》

  风的随意正可理解为命运的偶然性,正如萨特在小说《墙》中通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巴勃洛。伊比埃塔在狱中所表达的,命运被操纵在一念之间的偶然性手中,恐惧是生与死之间的一道墙,但墙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你蔑视死亡,就可能获生;你害怕死亡,则可能陷身死神之牢。经历过牢狱之灾的王琪博在与一系列呼啸而来的偶然性频频过招,蔑视战胜了恐惧,并最终在诗歌里获得新生。

  在“鸟笼”时代,王琪博就固执地认为“读书不如写书 听课不如听老师的女儿在爱情中讲述誓言”,值得庆幸的是,足够巨大的“鸟笼”容纳了一个工科学生的诗歌梦境。不,不是一个,是一群,一群出没于小酒馆和女生宿舍的诗歌红卫兵,他们醒目的标志是长发和黄书包,自发的集体主义以及对诗歌的狂热使他们肺活量大增,集体的喧哗淹没了晚自习的寂静,交织着文明和野蛮、 狂妄和无知、精神和肉欲、热爱和颓废。那真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那些清涩的脸啊,那些疯狂的大脑,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分辨出那是怎样的生动和愤怒。

  正是在这种80年代典型的校园氛围中,王琪博出场了。在某一天的午后,他被室友邀请走进了81级的、同是电机系的尚仲敏的寝室,他们不是来谈诗的,而是来打架的、找说法的{当年这种事情大学校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自然架没打成,因为诗歌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成为诗歌战友。他们,一个四川人,一个河南人,一个愤怒青年,一个笑面书生,用打架的精神在诗歌的内部和外部左冲右突,让那个年代大学生诗歌的旗帜——大学生诗派从外省的重庆出发,一路迎风招展,遍布全国。

  1985年6月,来自重庆师院的燕晓东和尚仲敏、王琪博在重庆创办大学生诗诗报。尚仲敏在《大学生诗派宣言》中宣称:它(诗歌)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首,它要反击的是博学和高深。大学生诗派主张:反崇高。对语言的再处理——消灭意象,不在乎语言的变形,只追求语言的硬度。诗歌无所谓结构,它的总体情绪只要两个字:冷酷。大学生诗派带有浓厚的青春写作的意味,自由、叛逆而片面。在它的发源地重庆大学,源源不断地诗歌青年冲破工科的电阻找到了诗歌的发光体,更早一些的有79级的李元胜,尚仲敏、王琪博之后的有卢泽明、夏阳、何房子、叶昆山、马联。他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制造了重庆大学的诗歌长廊,他们在有意无意间为这所具有反抗精神的大学续写了方向,他们也因为大学的宽容和厚道而有了自我选择的可能。这种可能,现在还有吗?

  如果说,诗人在不同的时期都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写作路径,那么王琪博则是一个例外。他是大学生诗派的守望者,20多年来,他是大学生诗派主张的最坚定的执行者。他的诗歌中语言的硬和总体情绪的无所谓使他的诗歌在一条路上走到黑,黑的惨淡,黑的透彻,黑得所有的诗歌伪君子不敢正视。这正是王琪博诗歌的力量所在,当诗歌的青春土崩瓦解之后,他依然选择了坚守,在一片废墟上挖掘寻找那曾经照亮自己内心的油灯。

  做我下铺封底的我
  就一直相信青春的诗梦
  可随意到达我们通过一生努力都无法到达的境界
  ——《我们大学》

  他就是那只扑火的飞蛾,他闯进鸟笼必然带来火焰的颤动。在燃烧中,所有的诗歌“客观对应物”(艾略特语)已不再重要。王琪博不是沙龙诗歌技术至上的玩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花前月下的爱好者,他代表了一种无产阶级的无所畏惧和隐秘的疼痛,他是青春派驻生活的卧底。热火朝天的现实再添一把火,青春的衣衫、旧日的爱情已变得面目全非,但王琪博还在那里行动,“我们连夜跑步清晨还在原地”(王琪博《牢门积雪》。 这是悲哀还是幸运?对王琪博来说,这不应该是提问的角度。一个诗人就是一种精神现象,他的行动让历史的侧面更加生动、逼真,更加直接地呈现了一个人内心的限度以及可能抵达的边界。诗人柏桦的话在此有效,“诗人比诗更复杂、更有魅力、也更重要,诗人的一生是他的诗篇最丰富、最可靠、最有意思的注脚,这个注脚当然要比诗更能让人怀有浓烈的兴味。”(柏桦《我的早期诗观》

  (2)赌命:一次低于生活的随意的旅行

  生活是什么?诗人北岛写出了一个字的诗歌“网”,这是一个如此取巧和廉价的比喻,生活的沉痛和繁复被彻底地表象化了,生活岂止是网,岂止是社会结构,它更是个人的挣扎和流亡,当然,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pass北岛”的呐喊声中,后来者也在用一种集体取巧的方式来解决诗歌的难题。当代汉语诗歌充满了悖论,但最终结出的雄辩果实却不是因为取巧,而是缘于彼此差异的内心生活。事实正是这样,诗歌的准确来自于混乱,如何处理一团乱麻的生活,成为诗歌不同的风向。当教科书日复一日地教育中文系的学生“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时侯,生活的可能性被取消了,这是意识形态的怪胎。真的有一种高于生活的东西存在吗?为何诗歌和生活不能平行(我的朋友张执浩和余笑忠在诗歌网站《平行》表达的正是这种观念),甚至更低呢?工科出身的王琪博以一个行动主义者的姿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诗歌来源于生活而低于生活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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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3-0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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