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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从泰戈尔到莫言 “诺贝尔”眼神何以迷恋东方色彩

2013-02-25 10:11 来源:文汇报 阅读

  “诺贝尔”眼神何以迷恋“东方色彩”

  从泰戈尔到莫言,亚洲作家帮助西方读者打开文学新视野

  引言

  1月24日,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公布了该奖项2013年提名作家名单,中国作家阎连科获得提名,并成为角逐该奖项的10位作家中唯一的中国作家。这一消息公布后,再一次引发国人对世界级文学奖的关注。十多年来,中国本土作家和华裔作家在各个国际文学奖中获奖频频,甚至超过日本作家,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也在村上春树和莫言中选择了后者。这究竟是由于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提高所致,还是中国当代文学30年的发展,最终开花结果获得了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实力?

  文学与政治总是或显或隐地纠缠在一起,难以相互撇清,虽然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发布会现场答记者问时说:“获奖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奖从来都是颁给一个作家,而不是颁给国家。”但与其说这是一个事实,不如说是一个期盼。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作为由瑞典皇家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亚洲作家身上从来难免其“东方主义”的色彩,只是从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到莫言,其间有着某种显著的变化。

  泰戈尔:宁静的东方

  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凭借《吉檀枷利》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当时的殖民背景下,这一事件影响颇大,加拿大《环球报》撰文充满不屑:“诺贝尔奖金第一次授予一个不是我们称之为白人的人。诚然,对我们而言,要欣然接受一个名叫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人获得一项世界性文学奖金的看法,尚需时日,这个名字读起来那么诘屈聱牙,以致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时,仿佛觉得它不是真的。”那为何在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要颁给一个连名字都“诘屈聱牙”的作家?

  泰戈尔曾三度前往英国,而直到1912年第三次英国之游之前,即使在印度本土其知名度也一般。1912年前往伦敦前夕,泰戈尔首次用英语翻译了他自己用孟加拉语写成的《吉檀枷利》中的部分诗歌,他后来回忆说:“那些翻译的书成了我访问西方世界的资本,命运使我逐渐在印度以外的世界获得了地位,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是年5月,在给他的英国好友、伦敦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罗森斯坦看了他的译诗后,后者即将手稿转给诗人叶芝。叶芝对泰戈尔大加赞扬,而罗森斯坦则正式将泰戈尔介绍给叶芝以及当时旅居欧洲的美国诗人庞德。7月,罗森斯坦在家中为泰戈尔召开了诗歌朗诵会,11月,伦敦印度学会出版了英文版《吉檀枷利》,当地媒体报道不断,泰戈尔正式为英语读者所接受。随后,由英国诗人穆尔推荐,瑞典皇家学院将次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泰戈尔。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自去年开始,已实实在在地归属于英语文学了”,“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并称“我们毫无理由因为这位诗人在欧洲的知名度相对不高而有所犹豫,他的名字在欧洲尚未尽人皆知,乃是由于他的家乡远离欧洲之故。”这份当时的评语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然而泰戈尔之为欧洲读者所熟知,除了诗作散文本身精彩之外,翻译也相当重要。《吉檀迦利》在他本人译成英语之后,还经诗人叶芝润色,同时,法语版译者纪德,西班牙语版译者希梅内斯本身亦是文学家。

  另一方面,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工业文明和科学理性的急速发展的另一面是人的异化,正如诺贝尔颁奖词中所说:“西方人过的是一种匆忙的、疲于奔命的生活;与这些恰恰相反,泰戈尔向我们展示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印度辽阔的、平静的、奉为神圣的森林中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泰戈尔诗作中的宁静的东方恰好契合了欧洲人对精神家园回归的普遍期待。诗人庞德认为泰戈尔的诗作令人“突然发现了自然的新希腊,像平稳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中。”

  这些赞美之辞背后有多少投向神秘的印度次大陆的目光?然而泰戈尔并非只是一个代表了神秘的东方的诗人,当时的欧洲看不到他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因而在一战之后,对他的态度开始逐渐冷淡。

  “美”或“暧昧”的日本

  在日本文学中,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是恰成对照的两个存在。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身穿带着家徽的和服,在瑞典发表了演讲《我在美的日本》。而26年后的1994年,身着燕尾服的大江健三郎在同一个地方用英语演讲了《我在暧昧的日本》。

  川端康成获奖的年代,是冷战背景下的1968年,东西方处于对立状态。第三世界的潮流是民族解放,而当时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则深深不满于现状。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日本性”似乎扮演了一个完全他者的“东方文明”,具有十分的异国情调。诺贝尔的颁奖辞称:“川端康成先生显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同时也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显然加以维护和继承。”“我们对日本人的传统观念及其本质,几乎一无所知,似乎无法领略川端作品的奥蕴。然而,读了他的作品,又似乎觉得,他在气质上同西欧现代作家有某些相似之处。说到这一点,我们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便是屠格涅夫。”西方读者需通过屠格涅夫作品中感伤的氛围来领略川端康成的精神特质,然而,在《我在美的日本》中,川端康成丝毫没有提到一个西方作家,并在结尾以典型日本式的委婉语气进行了反驳:“有的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

  去年,日本NHK电视新闻在报道诺贝尔文学奖预测的同时爆料称,川端康成获奖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的积极参与。当时的日本驻瑞典大使松井明向日本政府发电报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已经有了一个倾向,即打开视野,把眼光投放到西方之外,但同时也苦于没有更多的西文翻译,所以几乎无从下手。因此,日本应全力以赴推进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扩散。”松井向西方推介了川端康成作品的英文翻译,同时还有之前的谷崎润一郎和安部公房。对此,千野政拓教授表示,他也是通过NHK的报道才第一次听说此事,无法判断是否真实,若属实,则与其说是政府的参与,不如说是瑞典学院先有了意向,再由大使个人来牵线推动。其实,这种猜测恰说明了亚洲国家对诺贝尔文学奖某种亟待认可的焦虑。

  无论如何,川端康成的获奖令日本第一次跻身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国家的行列。正如颁奖辞中所言,这一决定从根本上来讲,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川端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具有道德伦理价值的文化思想;其二,川端先生在架构东方与西方之间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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