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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的游牧式写作

2013-02-22 10:23 来源:南都周刊 阅读

许知远

许知远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许知远十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传媒界,致力于他的“媒体写作”。从决心以写作为业时开始,他便确认文学时代已告结束,面临的是一个“新闻报道的时代”,当此信息蜂拥之际,媒体成了“时代的教堂”,媒体写作者当然是“时代的牧师”了。于是,他醉心于《时代》、《滚石》、《经济学人》的新闻写作,梦想当一名“牧师”,以一种他名之为“新闻体”的形式布道。

  实际上,这是一种跨文体写作。不同于一般新闻记者的记述,他不求“客观”,不局限在具体的事象里。他喜欢介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分明是一种社会批评。但是,他又不愿意遵守经院里的语言逻辑,相反,追求文字的弹性、韵味和风采,从而带上一种文学性,不像论文而近于随笔。

  在业已形成的写作环境中,这是反规制、反主流的写作,自由的写作,异类的写作。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一个比喻的说法,或可称为游牧式写作。

  游荡者

  许知远自称是一个“游荡者”。在他的身上,有着比一般青年人更激烈的青春的躁动;当他怀着无穷的欲望策马前往时,却不像那类纨绔子弟漫无目的地浪游、嬉玩,而是在远方不断展开的跳动着的地平线上寻找世界变革的秘密。他宣示般地说道:“生命中应该有一条更为宽广与缓慢的河流,它的源头连接着历史的深处,缓缓地穿越我的一生,并流向下一个年代。这条河流中蕴含着人类一些永恒的情感。”这样的历史感已然包涵着一种人类彼此间的联系,一种共同命运的承担。他表示,生于七十年代的人,必须担负起时代变革的重任,除此无以证明自身的存在。

  因此,许知远的游牧式写作总是带着他的问题意识,取不同的方向和路径,从边缘进入中心。所谓中心,其实是价值核心。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吸纳来自书籍、网络和现实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场景和细节,显示出固有的形态乃至意义的丰富性来。

  许知远是一个爱国者,但又不是那类惯见的国家主义者,反倒更加近似于“世界公民”。他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同代人正在卷入中国的“一场伟大的试验”,在刚刚开始的关于变革的戏剧中担任了“新主角”。他渴望参与,不只一次表示说,要帮助塑造一个新国家、新社会的形成。“帮助”一词的使用很有意思,其中既有责任感、义务感,又确乎有着一种外来者的意味。诱惑与强制,自由与责任,在许知远的写作中形成为一种张力,而随时随处表现出来。

  在《未成熟的国家》里,他悉心梳理中国的现代化史,比较别的史书,明显地有着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全书从昨日“帝国的崩溃”开始,结束于今天“社会的焦虑”,他认同中国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整整一代人全数“放弃”的说法,致力于搜寻二十年直至一百年间那些“丢失的东西”,被发展与变革中的巨大的经济成就所掩盖和遗忘的东西。

  《祖国的陌生人》记录了许知远在国内走访的见闻与思考。从大陆到台湾,从北京到外省,从曾经作为沿海殖民城市的繁华的大上海到内地灰暗的煤区,从“废都”西安到迅速崛起的年轻的深圳,他描绘了不同地域间的差异,历史的皱褶和现实的阴影。书中出现的人物有知识分子、维权律师、作家、报人、市民、民工、小老板……是众多的鲜活的面孔,组成了陌生的祖国,吸引他去辨识,记忆和想象,并因此陷于思考乃至困惑之中。

  新著《一个游荡者的世界》,是一部世界旅行记。笔涉的地方有印度、不丹、俄国、欧洲和中东。由于许知远一直带着他的“中国问题”周游列国,这就显得很特别,与其说是这是游记,不如说是一部“马上沉思录”。他说:“中国社会内部的成就、困境与失败,在世界的其他角落越发分明。在旅行中,我总是不断地寻找这些痕迹。”整部书是叙述的,现象学的,但又总是不时地穿插纲要式的议论;这样,使得叙述中的断片看上去反而变成了论说的根据。《列宁的阴影》一篇将中国与俄国划出两条平行线进行比较。许知远写道,中国的经济增长震惊了世界,但是在社会内部,却有停滞甚至衰退之感。他以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为例,十年前,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渴望进入外资公司、私营企业、自行创业,或成为新闻记者,而现在,他们蜂拥麇集想要考取政府公务员、进入国有企业。他认为,目前迅速膨胀的官僚系统,正在毒害整个社会精神。对于俄罗斯,他上溯至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魅力为平庸的官僚系统所取代,除了保持现存秩序,不再尝试任何新事物,社会失去了希望与朝气,荒诞感和幻灭感到处蔓延。而今,俄罗斯经历又一次历史的循环,进入了另一个“停滞年代”。历史的似曾相识是饶有意味的。

  在路上

  在讨论中国问题时,许知远常常把它置于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框架之内。除了晚清历史,他很少借用史事,或许这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但是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现代性和现实感两者之上。他不能不注目先进的西方,敏感于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尤其是类似东欧和中东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在他那里,中国和世界是一体的。

  在同一个世界体系里,他比较了多种同质和异质的成分,如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特色和“亚洲价值观”、“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通过三峡工程、北京奥运会、法兰克福书展、Google进入或退出中国市场等等国内及国际新闻,他一再解读中国崛起;他质疑约翰·奈思比、约书亚·雷默、马丁·贾克等外国人士关于中国的种种说法,对国内学者撰写的《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等一批大众读物,给予猛烈的嘲讽和批评。他的作品,述及众多国家、地区的人物和事件,立场是一贯的,理念是明澈的,批评是雄辩有力的。其中,尤以和法国作家珍·法兰可斯雷蒙的同名著作《极权的诱惑》为成熟,表现出了一个社会观察家和批评家的独立性。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许知远的批评是多方面的、尖锐的、凌厉的、持续的。在事关国家、社会、体制等大的方面,除了批判民族主义、发展主义、技术主义、庸俗的实利主义、消费主义等等之外,还特别批判了自己的同类,老一代知识分子在多年的政治迫害和反智主义的冲击之下,使命感与中心感的丧失,以及年青一代的“思考无能”。

  对于一些具体的人与事,包括曾经心仪的师长与朋友,批评更为率直,自然也包含了某种期待的温情。比如对陈丹青和阿城这样他称为“一代最敏锐与智慧的人物”,就怀疑他们的严肃与真诚,认为他们的一些观点的表达只是某种“漂亮的表演”,甚至内心是否存在着某种持续的信念也都成了问题。他指出:“他们有智慧和感召力,却没兴趣承担起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更严肃的使命。”

  知识分子敢于明言,批判社会,挑战权势,却往往怯于解剖自己。许知远不然,在他的著作中,会不时看到自我反省、批评和谴责,这在当今志得意满,自我炒作已成风气的知识界中特别罕见。他坦言自己知识浅薄,浮游于生活的表层,精神因此变得平庸;又剖白说自己害怕失去既得利益而逃避责任,满足现状,缺乏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缺乏内心深处的追问。

  这是一种品质。知识分子需要具备某种人格特质,作为内凝力形塑自己,不但知识和思想而已。

  许知远的游牧式写作是富于活力的,这是十足的青春文字,也是先锋文字。其先锋性,源头可以上接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和《新潮》两种杂志。在过去的动荡岁月里,北大校园里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是开风气的人物。这支先锋队伍的呼号,一代一代,一直激励着后来者许知远,使他,一个忧伤的年轻人终于长成勇悍的骑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所谓“实验小说”,最先以“先锋”命名。在叙事方式和形式上翻弄点小花样,算什么先锋呢?在西方,当“先锋”从一个战争术语演变成政治名词和艺术名词时起,它就不限于形式革新。“先锋”首先是反叛的,它瓦解组织,质疑秩序,否认当下,岂但不惮于自我孤立,而且简直偏好孤军深入,而表现为一种英雄主义。

  先锋因向往未来而一直“在路上”。凯鲁亚克在路上,许知远也在路上。凯鲁亚克的道路通往反叛与虚无,许知远的道路同样通往反叛,但是没有灰烬,只有火,和火。

  许知远,1976年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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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2-22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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