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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无处可逃的立场

2012-12-28 11:02 来源:中国网 阅读
  贾谬
  
  阎连科是一个谜团似的作家,他身在体制之内,作品却接连被禁;他有严重的腰颈椎疾病,在知天命之年却已经写下5000000多万字的浩繁之作;在新作《风雅颂》中,他朝高校里的学术嘴脸吐了满面口水,而对倜傥不羁的后生韩寒他却赞赏有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长在中原厚土的阎连科不是张万新那种天才型的小说家,而这个钝刀般的中年男人,却又怎样在著作中给了我们如此锐利的感觉?
  
  2008年的仲夏是一个多雨的季节,苍生罹难的年份,天若有情当纵泪。一个阴霾的午后,《怀尧访谈录》敲开了阎连科的房门,答问之间所撞击出的话语火花,照亮了通往阎连科精神世界的门径。
  
  在《中国社会新闻》杂志专刊的访谈录中,吴怀尧称阎连科为“中国最具立场的作家”。我认为,这并非过高的赞誉,只不过还原了一个敢讲真话的作家真实的身份。所谓“最有立场”,不过是与王兆山余秋雨之流划清了界线。
  
  立场就是讲真话
  
  书籍被禁的现象,在古今中外皆不鲜见。据说,《红楼梦》就被禁过,而亨利·米勒所著《北回归线》的命运也曾被法庭宣判。施禁方往往如临大敌,而读者却从禁书那里找到了偷情般的欢乐,金圣叹老师曾说过,雪夜闭门读禁书,乃人生一大乐事也。
  
  禁书甚至也会成为名利双收的道具,卫慧的《上海宝贝》就是一则典型的案例。这本书被禁之时,已经大卖了近一年时间,前卫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出版商捞足了银子,作者也赚尽了眼球。这种时机下诞生的禁书,其意义是什么呢?当卫慧开始了国际巡游,在西方文化圈受到中国风尚先驱般的礼遇,我终于明白:原来,禁书不过是那个码字的“涉外美女”从国内转销海外的跳板。《上海宝贝》被禁,散发着自投罗网与商业策划的混合味道。
  
  相比之下,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与《丁庄梦》成为禁书,有着迥然不同的意味。因为它们非关暴力与色情,而阎连科又是一个体制内的作家。阎连科的组织身份,从军旅到作协,一直没有脱离体制。可想而知,著作被禁的后果对阎连科所造成的影响,与卫慧辈截然相反。而阎连科因此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所需付出的勇气,却鲜为人知。
  
  《丁庄梦》因为涉及了“血奴”“艾滋病”等敏感题材在上架不久后,即从书店消失。阎连科因其道德担当以及对写作禁区的突破,而获得广泛的尊重和赞赏。而阎连科却并不如此认为,他为自己的作品太过温和,没有表达出真实的惨烈与震撼而心怀遗憾。一个作家的真诚,促使他要在“愤怒与激情的积累”之后,再次涉及艾滋病这一题材。阎连科说,如此,他才能心安。
  
  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安身立命而委曲求全,在真实的震撼力面前不矫揉造作,惟此才能心安。立场就是讲真话,它如此简单,而又艰难。
  
  《风雅颂》,定时炸弹再次拉响
  
  阎连科就像中国文坛的定时炸弹,他的新作《风雅颂》在辗转几家出版社之后得以问世,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争议和大批知识分子的不安。
  
  《风雅颂》讲述了一个名叫杨科的知识分子荒诞的人生经历。他是高校里研究《诗经》的专家,当他抱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回到家中,却发现同为教授的妻子竟然与校长滚在了自己的床上。接下来的日子,他在高校里先是被讨好,既而被排挤,最终被赶进了高校附属的精神病院。而在那里,一群“疯子”却给了他大师般的礼遇。“飞越疯人院”之后,杨科又和县城里的坐台小姐成为知己。据《怀尧访谈录》透露,因为出版的原因,小说不得不修改了杨科的结局。
  
  即使经过了修改,这样无情的揭露,已经像一弹口水吐在了知识分子的脸上。在研究会上侃侃而谈的专家教授们,此刻仿佛裤裆里被狠命踹上了一脚,他们的文学胸怀荡然无存,以知识分子和高等院校的面子问题向作者发起了非难。在羞愧不安中,有人指责,《风雅颂》是在影射北京大学,它对高校的描写过于龌龊。而阎连科则坦言,“如果你可以正视,高校里边有很多很多事情比我写的还龌龊,只是大家不愿意去面对而已”。《怀尧访谈录》对阎连科的访谈在搜狐网推出之后,有网友留言:“我是高校老师,高校本身就很龌龊,清华、北大都不例外。”
  
  杨科的荒诞经历诚然折射出了当下学术界的龌龊面孔,但《风雅颂》的意义却不只如此。我认为,《风雅颂》的更大贡献在于,继钱钟书的方鸿渐之后,它为汉语文学提供了又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杨科是一个一直在“逃”的知识分子,他用学识与修养伪装了自己的懦弱以及对权力的屈服,然而,在高校的象牙塔里,他依然无法逃脱丛林法则的罗网。他逃回了乡下的老家,却只能从坐台小姐那里借贷人性的温暖。他唯一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是他被迫进去,已经逃离的疯人院。人们当下的精神处境,不就是这样吗?
  
  无家可归的窘境
  
  杨科一直在逃,却总是无处可逃,因为时代给了他无家可归的命运。正如阎连科的自述,通过几十年的“漂泊”与“奋斗”,他在城市里拥有了户口、房子、妻子、孩子,却感觉自己的家不在这里。他心里的家在生他养他的河南农村,可回去之后,却发现一切皆已面目全非。
  
  阎连科坦言,他对奥运会不感兴趣,奥运期间他会离开北京,“找个安静的地方闲散地待着”。然而,回老家却并不能给他带来轻松和安宁,他心目中的家已经遥远不可回归。他能做的,只是“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歇一歇”。
  
  人类文明的工业化进程,让我们的生命离自然的母体越来越远,最终无法回去。正如诗人黄以明在《远方》一诗中所写,“远方是母亲/道路从远方而来/从远方而来的脐带/剪断之后从此失去/从此让你痛苦一生”。我们正生活在远方,而母亲在另一个远方。
  
  “我们都是远方的儿子/在大地上寻找母亲/母亲让我们终生漂泊”(黄以明《远方》),这就是杨科式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阎连科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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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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