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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主编杨拓答诗人安琪问

2012-12-17 09:3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安琪 阅读
  杨拓:力求呈现带“血型”的个人化写作
  ——《东北亚》主编杨拓答诗人安琪问
  
  提问:安琪
  回答:杨拓
  时间:2009年10月29日
  地点:北京
  形式:邮件
杨勇

  杨勇:1970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密山市某乡村,现居中俄边境绥芬河市。著有诗集《变奏曲》,《点灯》,与诗人杨拓编有大型民间诗刊《东北亚》。
  
  1、杨拓你好!《东北亚》有两个主编,其中杨勇我从未见过,你因为在北京我们好歹也遇到若干次,就抓住你来回答问题了。在我的印象中,你们两一直很低调,比如这次,我网络搜索半天,也没找到你的博客和联系方式,这么多年你在北京究竟干什么呢?
  
  答:你好安琪!很久没见面了,自从你们主持的《诗歌月刊》下半月停办以来,也不知你还在不在北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和杨勇在北京是见过面的,也许是贵人多忘事吧!哈哈!应该是去年,杨勇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参加牧野主办的诗会;还有一次是在上苑的一次诗会,当时我没去,但事后杨勇和我说过,看到诗人谁谁了,其中就包括你。这也许是他的低调吧!在诗人们的访谈无比时髦的时代,你的这次访谈,却是我破天荒第一次回答一个人的专门访谈,也许算是我的低调吧。
  
  我的博客是存在的,只是我很少光顾,懒得打理,园子里已经长满了荒草,让很多关心我的人,一次次失望而去。我建立博客是比较早的,那是各大网站还没有这个玩意儿的时候,我就请我的同学夏子华先生帮我在一社区注册了一个,我天天写日记,我感觉博客的到来,是日记鸟枪换炮的一次革命,待到博客铺天盖地的时候,我却渐渐地没了兴趣,也许是我的偏见吧,那就是我感觉博客是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很多个人的私密并不适合于在博客上晾晒,有的博客已经成了一些人沽名钓誉的人生新闻发布会。我不能为了写博客而写作。
  
  我是2000来北京的,明年就整10年了,我也算是诗人中的老北漂了。我来到北京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下的一个报纸混饭吃,10年没有换别的工作,也算一个奇迹了,所以在和一些诗人聚会的时候,一说起这事,大家都感到很惊讶!哈哈!回首走过的路,我对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讶!我怎么一件事情能干10年呢?!
  
  2、这么多年杨勇又在老家干什么呢?
  
  答:诗人杨勇是我的一个多个脑袋连姓都不差的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兄弟。虽然我身在中国的中心北京,结识的诗人很多。他在中国的边缘绥芬河,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北京的喜事常常传到边塞。我在北京也不时回想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那些日子在我的人生中是最深刻最美好的记忆。刚来北京北漂的那几年,我一直怂恿他来北京,虽然他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来我也很理解他的决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也许我们北方人家庭观念强罢,毕竟他不像我当年光棍一个,他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杨勇很勤奋,在文学创作、摄影上面逐年都大有长进。只是这条龙还在黑龙江绥芬河宣传部“干事”到现在,他工作认真、细致,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我当年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干事,由于不是“变色龙”,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拍当地领导的马屁,现在还是干事,眼看着比他年龄大的比他年龄小的一个个飞黄腾达而去,他的才华,工作能力却不被重视,他这条不会变色的龙,只能盘着,这也是一个奇迹。当然,对所谓诗坛的疏离和对诗歌和心灵的坚守,他还是在中国的最边缘认认真真地写作着,这也是他所向往的安静的生活方式。
  
  3、  资料显示,1995年,你和杨勇创办了《东北亚》诗刊,请回忆一下创办的往事。《东北亚》在编辑上大体循着什么样的思路?
  
  答:为了偷懒,关于创办的往事。我把杨勇的一篇文章《岁月的见证》(此文发表于《东北亚》10周年专号)的一段嫁接到这里:
  
  “关于《东北亚》,它的第一期让我们回忆的东西是最多的。当时,仅有五六万人口的黑龙江边境小城绥芬河,由于开放,居然也聚集了几个诗写得有那么点意思的诗人,如杨拓、阿西、舟自横、王明刚、天马等,都不是绥芬河土生土长的。当时,在这几个写诗的当中我与杨拓接触是最多的,杨拓1992年从黑龙江的讷河迁居到绥芬河,与其兄一道经商,并且已在国内一些诗歌刊物上发了一些东西。那时我们都处于青春期的自发的写作状态,我们聚会饮酒,没日没夜地谈论着某杂志上的诗作并且还深深地激动着。凭心而论,绥芬河做为诗歌的写作之地,从哪一个角度讲都是边缘,也与外界热闹的诗坛几乎没有一点儿联系,因为闭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在为寻求诗歌的深层突破而苦闷着。或许,《东北亚》就在这种潜意识中萌芽了。
  
  1995年元月中旬,我和杨拓去哈尔滨,见到了当时在《青年之友》工作的青年诗人他他,他很热情,我们一起饮酒看兆林公园的冰灯,言谈间说到了办一份诗歌报刊意向。再后来,我们冒着哈尔滨巨大的严寒,去车辆厂(现在已倒闭)找马永波,他在这所大厂的十三楼办公,门卫不让我们进,我们在雪地里面跺着脚,哈着气,许久才等到了他。他送给了我们一本哈尔滨几个诗人编的《过渡》,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诗人的名单,我们还一起在他家的小屋里合了一张影。背景就是他家几平方米拥挤不堪的蜗居。之所以有这样深的印象,是我们认识了马永波后认识了他的诗,尤其是那份《过渡》,让我们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很高的办刊起点和想法。
  
  回来后说干就干,我和杨拓与几个写诗的哥们儿谈了办刊的想法,大家都很支持,在争取了当地文联部门的同意后,剩下的一切就由我和杨拓来亲手操持。至于刊物名称,我们也反复取了许多的名字,最后还是选择了这种地域色彩浓厚的刊名,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越是地域的越是中国的”,现在看有些幼稚,因为后来的实践并不与初衷一致,我们也后悔过这个不太时髦的名称。好在刊物本身能说明一切。记得在发刊词中我这样写到:“诗歌没有疆域,但不能没有土地。太平洋沿岸东北亚一隅绥芬河市,做为东方日出的前沿,我们一直幻想着它诗歌的灵光┅┅我们会找到一条心灵的海域,深深沉下去,浅浅的浮出来。为了诗歌的东北亚,奋勇开拓!”语言够豪气的,其实我和杨拓也真的憋了这股劲,我也没有想到,《东北亚》把我俩今后的诗歌道路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东北亚》的日渐成长,它可能都跟我们这种豪气有关。
  
  经费是头痛的问题,当时我一个月600多元的工资,杨拓又寄居于他哥哥家。小说家、文联主席葛均义同志鼓励我们去拉赞助,并提供了几个好友名单。春寒料峭,我们先挑熟一点的地方跑,经济快速发展的小城对我们还挺支持,我们嗫嚅着说话,表达自己的心意,人家答应了,因缺票据,人家只能给二三百元,我俩通过各种途径弄票据,弄不着的就做罢了。记得第一期除了诗友们凑份子外,团市委、图书馆、东北亚公司都拿了一二百元不等,一共凑了1400余元。稿件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马永波帮我们约了哈尔滨张曙光、麦可、韩兴贵、何拜伦等诗人的,我们约了肖铁、张雪松、刑海珍、白帆等省内其它县市的。考虑到实际情况,为了团结本地大多数诗友,也为了取得多方的支持,第一期还弄上了散文诗。我为这期报纸做了插图,几年不画,我的那点美术细胞全丢了,不太像样子了。印刷时因为我教课,杨拓去近200公里的牡丹江市印刷(当时绥芬河无印刷设备),版式由绥芬河日报社的舟自横负责。一星期后,杨拓拎着两大捆报纸回来了。嗅着油墨的芳香,那一刻我俩着实激动了一阵子。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就是诗报的邮寄,一是费用,二是邮给谁。第一个问题我们找到报社的一位负责对外通联的朋友解决了。当时我们与外界诗友们联络少,我们就翻报纸杂志,能找到的有点儿名气的都寄,一下子发出去四五百封,杨拓写字漂亮,他一个人奋笔急书,我则装信封,糊胶水。万事开头难,《东北亚》的开头,我们就这么顶过去了。”
  
  至于编辑思路,这一点,我们一开始就确立了很高的起点,就是坚决不弄那种小打小闹,谁都可以在上面发稿子的‘小县城’刊物。要办成一个自由开放,写作独立意识强大,诗歌文本坚实,具有独创性的诗歌刊物。后来,我们在《东北亚诗刊》上描述过如此编选宗旨:《东北亚》强调不树立流派,不树立倾向性,公开、公正、开放、纯粹的编选宗旨;倡导摈弃群体模仿,力求呈现带‘血型’的个人化写作态势。”多年来,《东北亚诗刊》也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了。
  
  4、相对于其他民刊,《东北亚》比较独特的地方在于,它的两个主编似乎都隐身在幕后,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我这个判断对吗?说说你和杨勇的性格。
  
  答:你的判断很准确。我和杨勇都不是喜欢张扬的人,也不是喜欢上串下跳在诗坛上想混个“脸熟”的人,就更不必说去抢夺话筒了。我们一直认为,诗人要靠作品说话,如果在公共场合上说这是《东北亚》的主编杨勇、杨拓,而不是写出了某个重要作品的杨勇、杨拓,这是让我们脸红的事,我们更希望像写出了《回答》等重要作品的北岛,而不是创办出了《今天》诗刊的北岛,尽管他们同等重要。
  
  我是一个性格比较急躁的人,心直口快,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到啥就说啥。而杨勇却是一个能顾全大局,能够忍耐的人,这使我们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互补性。
  
  5、我零星知道你在北京十多年了,还有自己的房子在通州,这有点了不起,你认为北京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适不适合诗人居住?
  
  答:我是2000年初来北京的,一晃明年就是10年啦,真快呀!在时间面前人真是无能为力。我是有房子在通州,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有什么了不起的话,恰恰说明我们诗人的悲哀,在这个“富强”的国家,为这个社会苦苦赠送诗歌礼品的诗人,活得是多么艰难,连一个起码生活的地方——在一间房子面前都无能为力。
  
  我喜欢北京,在我眼里它就像大海一样包容着鱼鳖虾蟹……上至国家最高统治者,下至天当被地当床的乞丐,大家呼吸一样的空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你所接触到的人、事、物不断变化着,包涵着种种可能性。
  
  诗人在某种意义上应该算个隐者,古人云:“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北京这三者都站了,你说适合不适合居住。但在某种意义上北京是不够的,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够。一个更加民主自由的国度,才是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大作家大诗人能够产生的真正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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