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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蛙》主题的思考

2012-10-30 09:5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肖舜旦 阅读
  蛙声为谁而鸣?
  ——关于莫言小说《蛙》主题的思考
  
  肖舜旦
  
  2012年10月11日,注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被国人已热炒了许久的莫言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传言终于尘埃落定。纠结了国人好多年的“诺奖情结”终于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完满结局,有如天上掉馅饼,中国人终于如愿以偿地能在世界文坛上挺胸而立了。
  
  然而,在一片欢呼赞颂之声中,我依然想发出我的冷思考。其实,这种思考早在2011年8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授予了莫言的《蛙》时我就已经有了。《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这个问题其实在它获“茅奖”时就没有真正解决,而“茅奖”的评选据说全凭评委们的五轮投票角逐,最后评出了五部作品,而《蛙》为其中之一。但是很诡异的是,这次评选对于获奖作品居然没有任何获奖理由,以致有公众质疑评委们对这些获奖作品其实大多数根本没读过,完全是根据“诗外功夫”来投票的。
  
  我是基本相信这种说法的。虽然对于其他四部获奖作品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也确实没有读过),但是至少对于莫言《蛙》的获奖,我想表示怀疑。我根本怀疑这些评委是否认真读过这部作品,是否真正了解这部作品的基本主题和思想。因为像《蛙》这样在主题、思想、逻辑方面明显混乱不堪并存在重要问题的作品能够获奖,实在是一件有些煞风景的事。比如在2011年8月25日的《文学报》上读到了一篇“本报记者”傅小平对莫言获奖作品的介绍文章《莫言:从“低处”建构叙事奇观》,我甚至也怀疑这位记者是否认真通读过这部作品。因为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及 《蛙》的真正内容,都是一些泛泛之论,涉及内容最近的一段话是:“从整体来看,小说共分五部,分别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引出。尽管在文学形式上,小说用了书信体这一历史悠久的叙事模式,其指向的内容却无疑是非常当下的。它通过描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六十年的农村生育史,以及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路程。”这段话没有对《蛙》的实质思想、艺术水准的任何判断和定性,只是一种典型的空而又空的不负责任的文学“官话”,实在让人无语。
  
  鉴于此,我想对莫言的《蛙》说出一些真实的看法,也许可以让公众在狂喜欢呼中添加一些冷静和理性。  
  
  一
  
  莫言长篇小说《蛙》的核心问题就是它的主题思想的定性,但不知为何原因,许多评论家对此却都是装聋作哑,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当然,要想说清楚莫言长篇小说《蛙》的主题,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仔细品味文本,我们会感觉到莫言的写作思想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用了大量的笔墨,对上世纪的那场“人口运动”的残忍性、暴戾性作了极其生动形象地展示;但另一方面,又极力为之辩解,其中充满了一种深刻而复杂的矛盾——既冠冕堂皇又欲说还休,既巧言辩诬又此地无银。有时甚至让人怀疑,莫言在作品中究竟想表达什么?蛙声为谁而鸣?
  
  比如小说以浓墨重彩表达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赎罪,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体。
  
  小说题目《蛙》,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小说的主题。按照小说中的解释,“蛙”与“娃”、“娲”同音,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女娲造人是多子的象征,“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所以《蛙》的命名意味着“娃”的实质,这就与小说的计划生育“人口运动”“接轨”了。所以,作为一个医生、接生员,理应热爱生命,亲近“蛙”“娃”;然而,在对小说主人公姑姑的人物塑造上,莫言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姑姑偏偏最怕“青蛙”。这当然可以视为姑姑晚年忏悔心理的一个象征,因为自己在“计生”运动中毁掉了2800个孩子的生命,所以她有一种负罪感,故见“蛙”就恐惧。小说中有一段颇为壮观的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描述,姑姑晚上被千万只青蛙围追堵截、使姑姑失魂落魄、荒不择路、狼狈惊恐不堪,令人毛骨悚然。可另一方面,莫言又为姑姑的害怕青蛙设计了个完全矛盾的解释。在小说的“剧本”部分,姑姑解释自己的害怕青蛙,是因为当年女人为响应《人民日报》的“蝌蚪避孕法”,大量吃青蛙造成的。而当时姑姑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蒙骗也吃过青蛙丸子,从此,姑姑才害怕青蛙。所以,姑姑其实是“保护青蛙的英雄”。一方面自认为有罪,另一方面又否认有罪,这就是一组明显的矛盾。
  
  其次,就是在对姑姑赎罪心理的正面表现上,莫言的矛盾也无处不在。
  
  如果姑姑真要赎罪、真想赎罪的话,那么她就不仅仅是为自己在“计生工作”中的许多过火偏激行为忏悔:她应该反省的还有在文革时作为造反派,对有恩于她的老院长的“毫不客气”的批斗,以致老院长不堪凌辱,投井自杀的行为;还有对于她的同事黄秋雅的近乎虐待狂式的戏弄和殴打,以及在“张拳”事件中,让黄秋雅当了替死鬼的卑劣行为……甚至在晚年提到黄秋雅时还依旧发出得意、放诞且疯狂的胜利者的嘲笑,何曾有丝毫“赎罪”的诚意?即便是对“计生行为”的赎罪,也依然充斥着伪善和欺骗。比如姑姑在晚年以制作泥孩子作为一种心灵弥补、一种赎罪方式,并假设这些未出生的孩子以来世的投胎方式都出生在好人家,所以,姑姑是“毁了他们也救了他们”,心灵自得其乐,自我安慰,自我欺骗,同时还在自我辩解。
    
  二
  
  莫言小说中关于赎罪主题的这种矛盾和逻辑混乱还鲜明体现在另一个主要人物——蝌蚪的身上。蝌蚪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他的沉重的“赎罪”心理。
  
  蝌蚪的所谓“罪孽”就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自己的名利”而被迫同意了妻子流产,而导致手术失败妻子夭亡。稍稍有些判断力或了解一些当时时代特点的人都应该清楚,在这个问题上,蝌蚪其实无罪可赎。因为在当时条件下,作为一位军人、军官、党员,敢于顶风违纪计划外生育,这是天大的问题,有几人敢逆潮流而行?即便小说中的蝌蚪有胆量扛下这一切,可以置党纪、军纪及任何个人、家人利益不顾,现场他的姑姑会放过他吗?想想小说中描写的当时的那种阵势,暴力围剿拆除房屋的行动首先殃及无辜的四邻,好几家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危系于蝌蚪,可说是人命关天, 在这种情况下他难道还可能有别种选择吗?由此可见,蝌蚪的“赎罪”实在有些矫情。
  
  蝌蚪“赎罪”矫情之外还具有一种“恶心”的特点,让人很难接受。
  
  因为他的“赎罪”倾诉对象是一位身份特殊的日本人——当年占领他家乡的侵略者日本司令杉谷的儿子。这绝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的设置,意义何在?莫言没有坦言,他在创作谈里的解释是:“我让蝌蚪写信给外国友人,只是说明了一个常识。我们不会把内心的隐秘告知自己特别熟悉的人,离自己远的人,却很有可能成为倾诉的对象,因为他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这个理由难以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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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3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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