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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陈思和:当代作家语言很粗糙,韩寒让人狂热

2012-09-29 21:41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蒲荔子 阅读

  日前,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思和来到深圳,参加广东女作家李兰妮长篇自传体散文《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学术研讨会。这本书,让陈思和将目光关注到平时并不十分留意的抑郁症领域。

  而对于自己一直潜心研究的中国当代文学,也让他有“旷野无人”之感:“中国文学从1990年代以后,就停留在稳定、凝固的美学趣味里,没有流派、没有师承、没有特点、没有追求。”在会后记者对他的专访中,他一桩一桩地谈论近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纷争。在他的视野里,与他相熟的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并不是简单的“垃圾”二字;“韩(寒)白(烨)之争”并不能动摇两者任何一方的现状;朱文是最可惜的天才小说家;新一代没有出现真正反叛的作家……

  这位被认为是严谨、敏锐、独立而富有激情的学者,多年来很少在媒体上出现他的声音。他“置身事外”的观察,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当代文学。

  经过文革的革命式语言

  中国语言之美被毁坏殆尽

  记者: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近些年关于当代文学的争论很多,您是否也关注到这些?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上海学者朱大可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沦为垃圾场。

  陈思和:我上网比较少,但我跟顾彬很熟,交流也很多,他的说法是被媒体绝对化了。他是诗人,对诗歌更了解,对文学的要求就是对诗的要求。以诗歌的标准来要求小说,小说的语言当然就显得很粗糙了。他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说的也就是语言的粗糙、小说家的浮躁、媒体和商业的制造。但我很喜欢喝二锅头,顾彬也喜欢,因为便宜嘛。(笑)

  记者:很多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回应说,作为一个汉学家,他不可能完全了解中国文学。

  陈思和:这是事实,他只能从他自己的角度作出评判;他所批评的,更多的是被媒体炒作的那批书,比如卫慧的《上海宝贝》。另外,顾彬是外国人,要把汉语说得精确,不可能。我请他上过两个学期的德国文学史,讲到德国诗歌时,他也是说很好,讲到德国小说时,他一样地批评。像伯尔、君特·格拉斯这些作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作家,可他用汉语评价同样是:垃圾、语言很差。就是这几个词。

  记者:他对中国小说和德国小说的批评是否基于同样的理由?

  陈思和:一个理由是,他认为这些作家都是战后作家,而德国的语言在纳粹时期已经被毒化了。二战后许多优秀作家都不搞创作了,去搞翻译。去翻译法国、英国的文学,以唤起人们对以前的德国语言的记忆。

  他批评中国作家“垃圾”、“语言很差”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五四一代作家部分程度上因为翻译而创造了现代汉语,经过文革的革命式语言,中国语言之美被毁坏殆尽。在德国,伯尔、里尔克、策兰都是翻译家,所以他批评中国作家不懂外语,甚至不能通过翻译来唤起民族语言的记忆;而中国现在搞翻译的,又没有几个是真正的作家。

  当代作家语言很粗糙

  但余华《兄弟》非常有价值

  记者:说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王安忆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她说白话文会越来越糟糕,因为我们越来越没有约束,对语言没有敬畏之心,“现在打开一篇小说,到处是空洞的形容词”。

  陈思和:当代作家的语言确实很粗糙,甚至很多很著名作家也有很多语病、漏洞。也有精雕细琢的,但心无旁骛潜伏十年精心打磨一部作品的很少。

  记者:撇开语病这些基本的常识不说,有些作家会认为,粗鄙也是一种风格。

  陈思和:这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文学可以庸俗,语言可以粗鄙,生活化的语言有时更有表现力,但情操不能粗鄙。比如很多作家写情欲,都会流露出男性支配的心理,这是情操粗鄙;但沈从文写水手和妓女做爱、唱黄调,却让人觉得这是生命本能的美。我们要说的,是现在很多作家缺乏对文学神圣的看法,读者、作家、出版社,都把文学当成商品一种,当成流水线的产品。

  高尚不高尚与具体的语言没关系,与支配语言的人的心灵才有关系。写得肮脏不怕,关键是你有没有力量把这种肮脏化解。土地肮脏吧,苍蝇蚊子、大小便,什么都有,但最后这些会变成生命;如果你只看到苍蝇蚊子,就肮脏了。

  记者:余华的《兄弟》曾受到过语言粗糙的指责,但《兄弟》又恰恰是余华“十年磨一剑”的作品。您怎么看?

  陈思和:这部小说在我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中国当代小说里没有一部是直面改革开放这30年的,没有一部直截了当地写10年文革和这30年的“兄弟”关系。余华写到了大量的丑陋,让人受不了,但是却是这个时代的镜像。当然,书里也有很多细节的问题,这也是这本书的遗憾。

  朱文如果写到现在

  将成为改变时代的作家

  记者:您有一个很独到的观点,就是文革这样的特殊时期,存在大量的“潜在文学”,很多人写着不同于主流的文学。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作家反而不写了。比如马原、朱文、刘索拉都不写了,徐星也写得很少。

  陈思和:朱文是因为时代对他的贬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可惜的作家就是朱文,他是真正有革命性、先锋性的作家。他的小说拒绝抽象、退回本原,是少数几个能有力写出当代生活的作家。我曾经把他的《尖锐之秋》推荐给美国一个学校,学校把它翻译成英文做教材。如果他写到现在,他将成为一个改变时代的作家。

  记者:您说的“时代对他的贬斥”,是否是指他1998年和韩东为首发起的“断裂”运动导致的后果。

  陈思和:朱文当年发起“断裂”运动,把鲁迅、巴金说得一文不值,受到文学界的围攻,最后他受不了,放弃了写作,辞了公职,转向拍电影。他是那一批作家里写得最好的,很可惜。

  记者:那么,“他将成为一个改变时代的作家”具体指的又是什么?

  陈思和:上世纪90年代,先锋文学之后,中国文坛进入了一个“超稳定”的阶段。没有流派,没有师承,没有特点,没有追求,没有反抗,停留在稳定、凝固的美学趣味里,与时代融合、合拍。但文学的某种使命,就是应该与时代不合拍,年轻人本就应该是骚动的。只有朱文突破了这个美学趣味。

  朱文的想法让人深思

  而韩寒让人狂热

  记者:说起朱文发起的“断裂”运动,会让人想起两年前的“韩(寒)白(烨)之争”。同样是反抗权威,同样是年轻人与老一辈的碰撞,您认为韩寒是否延续了朱文的行动?

  陈思和:我很欣赏韩寒,但争论不能看表面的言辞。韩寒和白烨的争论,概括起来就是“文坛是个屁,不跟你们玩”。这是这个时代的现象;韩寒的批评,不会改变白烨的生活,白烨的论断,也不会改变韩寒的境遇。而朱文之所以被围剿,是因为他是在体制内反抗体制,威胁到一个已经成型的群体的地位,所以最后他从电力系统辞职了,拍起了电影。

  打个比方,(上世纪)50年代,政治控制作家,大家都看赵树理这样的作品,要是内地出现一个作家写王朔这样的作品,大家肯定很敏感,但台湾一个作家这么写,就没人关心他——离得太远了,完全不搭界,对我根本没有威胁。

  记者:这个时代没有像朱文这样在美学上真正反叛、真正有创造性的作家?

  陈思和:朱文当年和青年的关系,是他有独立的想法,他的想法让人深思,而韩寒让人狂热。现在年轻的80后作家在主流文学体制里几乎没有声音,这一代作家也没有出现真正反叛的个体——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自得其乐。

  记者:那您如何解释这个时代年轻人更愿意也更能发表意见?尤其是在网络上。

  陈思和:正是这样,现在,年轻人的骚动被网络和媒体控制或引导,独立的思考越来越少。对抗、骚动也成了时代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他们用染黄头发、过夜生活表达自己的对抗,宣泄自己的骚动——没有对立。说好听点,这叫多元,说难听点,现在是集市贸易,市场消磨了一切对抗——所以你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你不爱看,就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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