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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文东:追寻诗歌的内部真相(2)

2012-09-29 21:2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敬文东 阅读

  在了无意义的现象学层次上的事境中寻找意义(或者强行赋予该种性质的事境以意义),一如西渡所言,的确是一种强制性行为。与米歇尔·福科(Michael Foucault)说历史是断裂的几乎相类,意义语境和真实的、活生生的事境的断裂也差不多是必然的,或者说,它和事境的联接正是以断裂为形式来获得的。相对于真实的事境,意义语境只是某种虚构(是某种,不是随便哪一种);凡生活过五天以上的人都会知道,人是天然需要价值虚构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诗歌天然就应该站在虚构一边。在这里,诗歌显然起发明的作用。它具有一种不能预见但可以描述的结局。这种结局表明了某种价值的变化,也表明了人对事境的超逸企图。诗歌依靠意义语境制造出一个个虚构的世界,尽管这些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众多世界,很可能在有些人那里距离事境太过遥远,显得过于飘渺难寻,但对这些世界的制造者,依然是有效的、重要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诗歌所构造的诸多语境,都有某种挣脱事境引力以求失重飞升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致在今天的许多人眼里,既显得幼稚可笑,又让人感慨唏嘘。在今天,我们宁愿相信,这种欲望已经不那么真实可信了。追求一种不真实的东西,不用说,既让人鼓舞,也让人感伤,尤其是考虑到已经有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案例是海子和李亚伟④。海子试图通过语言的某种神秘力量,进入到大诗的境地、元素的境地,直接在元素的层次上进行歌咏(海子:“黑夜降临,火回到一万年前的火 / 来自秘密传递的火,他又是在白白的燃烧 / 火回到火,黑夜回到黑夜,永恒回到永恒 /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天空。”)⑤;李亚伟试图通过语言营造的狂欢化功效,使自己可以进到无所羁绊、随意施溺灌肠、大喊大叫的绝对自由境地(李亚伟:“我有时文雅,有时目不识丁 / 有时因浪漫而沉默,有时 / 我骑着一匹害群之马在天边来回奔驰,在文明社会忽东忽西 / 从天上看下去,就像是在一个漆黑的论点上出尔反尔 / 伏在地面看过去,又像是在一个美丽的疑点上大出大落。”)⑥。没有必要反对他们的诗歌追求,以及他们由此展示的令人惊叹的诗歌才华,也没有必要反对他们分泌出的诗歌样态。只是他们不同程度地误解或者夸大了事境和诗歌语境之间的关系,过分凸显、放纵了语言超常的隐喻能力,却是不能不指出的危险。
  
    汉语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有海子、李亚伟的出现,排除其他种种可能因素(比如时代的、年龄上的等等征候),语言的自述功能就是值得考虑的原因。虽然语言归根结底是人造的(至于它怎样被创造了出来至今仍是一个大秘密),但语言这种人造物和其他的人造物区别很大:它有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要求和能力(即自述性),它能由此牵引人走向某种彻底脱离了事境内容的虚幻境地。尽管我们在大多数时候通过和语词商量,也能控制它的走向,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都有可能成功。语言的自述性从功能的角度看,可以当作语言的隐喻功能的派生产物。语言在创生初始,就有朝向意义语境自为努力、自我运动的势能(《圣经》:“太初有言。”)。这种势能相对于事境无疑是增加了的势能:它依靠隐喻功能,不断将处于水平面的事境中人的肉体以精神的名义向上超升。在势能无穷大的地方,我们无以名之,姑且把它称作天堂、至境、极乐世界。语言的自述性是语言内部的力比多,它有不断自我膨胀的天然能力,也有强制使用它的人顺从自述性自身的本己力量。当一个诗人一任该种力比多的控制放纵自己的诗情,大有可能出现海子凄美的“天堂”诗句:“太阳向着赤道飞去 飞去 身体不在了 / 赤道向着太阳飞去 飞去 头 不在了。”(海子《太阳·诗剧》)在这一刻,很显然,也很让我们伤感:事境和意义语境之间的断裂呈现出了最大的态势。
  
    无论我们怎样善意地设想语境与事境的同一性,都有一个不可变更的事实:语言和事物之间只存在一种幻真性。如果一个诗人仅仅听任语言自述功能的牵引,就很有可能错误地理解了(或夸大了)事境的真实内容,由此,语境对事境的存储功能也会得到大幅度的修改。这种极端的诗歌语境有可能彻底丧失了对象化的事境成分。20世纪80年代汉语诗歌的普遍语境已经显示了这一危险。
  
    我们很可能既无法用事境内容去证明诗人的成就,也不能把诗人的工作仅仅看作是对事境内容的机械反应和生理反应。但在诗人和事境之间,无疑有一种互探的关系。所谓互探关系,借用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话说就是:诗人戴着面具进入事境并能动地参与对事境的修建。1619年,笛卡尔在《开场白》里这样写道:“上场的演员们为了不让观众看到他们脸红,都戴上一副面具(persona)。像他们一样,我在登上这个世界舞台时,也戴着假面具出场。”不过,诗人戴着面具进入事境,却不是为了躲避读者,在更大的程度上,倒是为了和事境捉迷藏:在现象学的事境之外,寻找一种虚构的可能性空间(即本文所说的意义语境)。就是在这种捉迷藏式的、寻找式的互探关系中,诗人和事境的关系变得异常暧昧、含混和复杂。事境和诗人的互探关系的几乎所有秘密,差不多都可以从那副面具中找到相关答案。对于诗人,毫无疑问,这个面具就是语言以及由语言的隐喻功能(特别是自述性)构成的意义语境。
  
    在风起云涌的80年代,海子和李亚伟是非常打眼的诗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极端的形而上学冲动。他们赋予了自己身处的事境以某种虚幻的价值。我愿意把这个价值组成的空间(即意义语境)称作情景。如果说事境由人的行动导致的生活事件组成,情景就是事境在意义语境的框架中生成的阐释性空间,是通过各种幽暗的门洞从而达成的语义结构。尽管生活事件本身也有语言的参与,但原生态的事境中的语言一般都是就事“说”事的。海子和李亚伟愿意在事境与情景之间设置遥远的距离,我们且不去管它,问题是,在事境和情景之间只可能有这样的关系吗?
  
    尽管人的确需要在诗歌中获得情景,以获取对价值的消费,尽管现实确实一如约翰·墨菲(John Murphy)所言“只是一种长久不衰的解释”,但是,虚构的世界(即意义语境,即情景)必须要限定在有效的范围内;势能不可趋向于无穷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不可能达到无穷大,更是因为高蹈和灵魂远游的时代很可能已经过去了。事境的引力越来越大;并不是我们挣脱引力的能力越强,我们就越有力量。在情景和事境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正比关系。诗歌的确对事境有发明作用,但是,80年代的普遍事境已经消失了,有眼睛和心灵的人不难感知这一点,因为一种新的速度已经给予了事境的整体。正如埃里克·梅舒朗颇为感伤地说到过的:“发明是一种天赋——就像古罗马的占卜官用他的棍子的一端在天空划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里,时间所带来的一切——飞鸟和云彩——将提供解释和估量时间的材料。”⑦

二、描述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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