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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回答探花关于诗歌写作的六个问题

2012-09-29 20:2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探花 安琪 阅读

时间:2004年10月13日
地点:北京合德堂
提问:探花
回答:安琪
形式:邮件

    一、众所周知,庞德是意象派的创始人,也因此被尊称为现代诗歌的开山鼻祖。你多次坦言不讳受庞德影响至深,甚至称其为诗歌创作的导师,对此读过庞德和你作品的人多多少少也都认同。饶有意味的是,庞德开始创作意象派诗歌却是受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有论家甚至直指庞德曲解了中国诗歌导致意象派的诞生。对此我想问:庞德受中国诗歌影响、你却受庞德影响,这能不能说你在吸收中国诗歌文化上相对显得"麻木",由此走了一条舍近求远的弯路?

    答: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引用庞德《刘彻》这首诗,全诗如下:“绸裙的窸瑟再不复闻,/灰尘飘落在宫院里,/听不到脚步声,乱叶/飞旋着,静静地堆积,/她,我心中的欢乐,睡在下面。//一片潮湿的树叶粘在门槛上。”庞德这首诗是对刘彻的一首题为《落叶哀蝉曲》的改作,刘诗如下:“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扃。望彼美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我用了三分钟不到的时间打完庞德的改作,却用了至少三十分钟时间打刘彻的原作,刘诗里仅“袂、墀、扃”三字就费了我好长一段时间,因为我用的是全拼,而这三个字的读音我又一知半解,只能根据某些部位来判断,结果每一个字的第一判断都是错的,查找便被拉长。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古典诗词与我的距离已经远远大于西方现代诗了,即便这西方现代诗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改写也是如此。

    这里面的原因有我本人的中国古典诗词功底不深,更主要的是现代诗的写作自胡适以来走的就是白话诗的路子,白话文与文言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这点不是我说的,当时语言文字改革时,反对派林杼就曾愤愤不平地说,如果都改为白话了,是不是大学里的教授都要请路边那些大字不识的挑夫卖货的去啊。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为一个现代诗作者,我的写作一起步就直接用的是白话文语言,而非文言文语言,产生对文言文语系的吸收比较难或根本没有办法也就是自然的。庞德的改作虽然来源于中国旧体诗,但无论是语言的使用还是语意的营造上都很现代,是一首不折不扣的现代诗,我相信对大多数现代诗写作者而言,进入庞德改作肯定比进入刘彻的原作要简单得多快得多。在诗歌写作上可以说,中国诗词对我没什么影响。有影响的只是他们作为人本身的气质和人生态度,这点上我比较喜欢李白和苏东坡。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批留洋的诗人们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西方诗而且也身体力行了,以后的诗歌写作延续的就是现代史上的这一脉而非古典诗词,所以中国现代诗的源头其实是在西方,从这一点上看,我抓住了庞德并非舍近求远,而是一步到位。你不也说庞德是现代诗的开山鼻祖吗?

    借这个机会我刚好也说一下我对庞德的吸收在哪一方面,何以我没有影响的焦虑。因为我学习的是庞德的写作方法,也就是在一首诗里无限制地熔入一切,在他的《比萨诗章》中,可以轻易地看到这种手法,他在监狱里,把见到的、听到的、读到的、回忆到的都写到了诗中,诗论家杨远宏先生一直不接受庞德的《诗章》,同时也很反对我学习庞德,他说,庞德的《诗章》纯粹是一个濒临崩溃的人为了不至于发疯而采用的强制写作强制记忆。他甚至说,庞德的《诗章》都不能称之为诗。我想,杨远宏先生可能是为了怕我学习庞德也学疯了才说此话的吧。但是,当我读庞德后知道诗可以这样写时我很惊讶并且高兴,我想,我也可以把我见到的听到的读到的回忆到的都写入一首诗啊,像庞德一样。我开始实施了,于是你看到的我的《任性》《九寨沟》《纸空气》等等都是如此。我借用的只是庞德的写作手法,但内容完全是自己的,所以我的写作特别放松,没有在庞德的阴影下的感觉。

    那么为什么是我而不是那么多读过庞德的人这样写呢?这就牵涉到主观能动性问题了,我觉得我身上具有庞德的一些东西:激情、意志、野心、包容、感性、阅读、经历等等,这里面最关键的可能是激情,它像一把火熊熊燃烧起来,把遭遇到的一切都收进火里。当然,到后来当我已经完全能够驾轻就熟地按照这种模式来写作时,我突然心灰意冷,觉得不想再走老路了,这一方面因为激情消退,另一方面也是自己求新求变的心态使然。但内心,我对庞德无比尊敬。

    二、诗歌的先锋性或前卫性实质是对传统诗歌审美规范的叛离,也是西方现代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全方位渗透。我觉得最突出的表现不是诗写范围的拓宽,而是诗写技巧的复杂化,也就是诗歌创作凸现出来的技术性问题。技术这个词汇虽然早就诞生,但是我觉得与现代工业文明密接更加天衣无缝。这里面是不是又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工业文明对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中国社会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相对滞后或落后,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进程?

    答:这点没有去细想,只是在这次山东之行里听到中间代诗人格式谈了一下,大意是中国古典诗词非常成熟地对应农业文明,现代诗在对应于现代文明方面就很弱,因为它还没发展到成熟阶段。你的问题是倒推回来,就是现代文明弱了,所以现代诗就弱。但在我的阅读里,其实中国现代诗一直跟中国的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好像都是直接从西方找到对接的流派或写作手法,然后就拿来。这里我讲的主要是拿来西方的技术,亦即写作技巧,当然,技巧拿来了,如何用就看各人的本领了。我在这么写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中国现代诗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而非格式所说的不成熟,也不是你所说的相对滞后或落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新诗史上那么多优秀诗作,很多已经都把西方现代技巧与中国特色结合在一起了,这点列出的诗人名录有很多,我就不打算一一细说。探花兄你也读过那么多现代诗了,你仔细判断一下是不是如此。我也曾在不同场合听过欧阳江河和伊沙说过到国外参加朗诵会的感受,就是中国现代诗已经和西方现代诗写作处在同一水准上了(大意如此吧),伊沙还说,每次他参加完诗歌节回来都很自信,想来这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中国现代诗我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你这个问题我提出的是反对意见。

 三、诗歌和诗歌评论是两种性质的写作。诗歌通常是感性的,诗歌评论则是理性的;诗歌评论的语言和思维讲究逻辑性,而诗歌的语言和思维向度却常常是反逻辑的。我们知道,每一个诗人特别是成就突出的大诗人,都有或隐或显的创作理念支撑着自我诗歌创作实践,这是因为创作理念对诗歌作品无形之中起着向导和规范的作用,而这种理念一旦经过精心的归纳和总结,往往就升华为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艾略特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你在最近的山东之行后,积极参与了极光诗歌论坛"当代诗歌大讨论",开始认真对待诗歌文论写作。我想问的问题是,你现在进行文论写作仅仅是对既往的诗歌创作做理性审视或解剖,还是开始了诗歌创作内在规律的探索之旅?

    答:我一向重视理论写作,在福建时就是如此,我也经常跟朋友说,一个人会写诗我还不太服他,但要是会写理论我就服了。这虽然是戏语但也可看出我对理论家的景仰,因为我的理论水平一直比较差,所谓缺什么就喜欢什么吧。另一方面,一首好诗出来后如果没有理论家进行行之有效的解读,它的价值也会打折扣。作者是烹饪师,理论家就是品尝者了,烹饪师老说自己水平好品尝者不认也不像那回事啊。这样说有点自贬了但我说的是真心话,所以我就想,与其被动地等待理论家评判,还不如自己成为理论家。以前精力主要放在创作上,理论就顾不上,现在创作状态有所消退,正好把精力移一些到理论,正好极光论战开始,算是赶上一个强化训练阶段把。

    对理论我自己还是有困惑的,一是理论词汇。有一阵子我特别喜欢《读书》上的那些生硬晦涩的理论表述,觉得那样才叫理论。后来我在某篇文章中读到,原来那些词汇很多是改革开放之初一些翻译者脑筋还没转变过来时硬译的,结果变成了这样一种枯燥的翻译体词汇。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写写感性一些却又不是不讲道理,也不是意气用事的理论。这些都在摸索。

    为了提高理论水平,我一遇到理论家就抓住他们问理论怎么写,有一次在北大旁听文论课,记得那个年轻的女教师说,理论就是先掌握几种不同门派的观点,然后再套用到一个个案里。记得她还举了《小红帽》做例子说,同样一篇《小红帽》,可以从女权主义来分析,从神话体系来分析,从什么什么体系来分析等等,当时我就想,理论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也太简单了?倒是有一次杨远宏先生到北京,我抓住他请教时他说的比较有启发,当时,我刚好应约要写一个诗人评论,急得不行,杨先生说,你分析他的诗作这总没问题吧,我说行,然后呢?他又说,你看能不能从他的诗作里引申出什么观点,引得出的话就是理论了。杨先生最后还说,最不济你也可以把他的诗作跟当下的诗歌环境或整个诗歌史挂上钩嘛。这可真是经典教育,我顿时有点开窍一样连连点头。当然,目前还没认真使用杨先生的教诲。

    我现在进行的理论写作主要是想把自己以前思考过的表达出来,像“百年中国新诗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我在各种场合都说过,就是没有把它细化,这次借极光诗学探讨索性把它整理一下,就成为一篇文章了。我的理论写作一般都是经过自己思考的结果,很多观点完全是自己的,像2000年应黄礼孩编《诗歌与人》70后专号之约写过一篇序言《他们制造了自己的时代》,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制造”二字用得好,符合70后的出场状况。后来做中间代时又用“是时候了”来下论断,也是获得大家的认同,以后很多人在说中间代时都说“是时候了”。可以说我现在的理论写作更多属于经验之谈。我还不会使用现成的概念去套,什么弗洛伊德,什么福柯,什么萨特,都没用过。在理论领域我连起步都还谈不上,只能先就自己的创作进行审视和解剖,也许在这样的审视和解剖中会发现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那可就是意外收获了。

    对这一点,康城和西北龙不约而同地说起过,康城是在电话里说我的很多观点都是自己总结出来的,与众不同。西北龙则在极光发贴说,从我的山东行系列看诗歌实践如何带出诗歌理论云云。我自己还真没想那么多,还在学习,每天为了对付极光探讨都是筋疲力尽的,哪有功夫想那么深。

    四、记得在接续你的《昆玉河》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安琪要做诗,我只做人"。这里"做诗"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说你的人生境界比我高,诗写是你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实际还影射你的诗歌语言技术含量很高,挤压、错位、扭曲、变形各种手法变幻莫测,让人常常惊叹不已的同时觉得你的诗歌还有"做"的成份或"琢"的痕迹。写诗与炼句并存,你是如何看待诗歌中语言锤炼的境界的?

    答:人生境界比你高倒不敢这么说,我因为把太多精力投注到诗歌其实反而损害了很多生活的乐趣、责任和情意,境界是谈不上,只能说除了诗歌我的生活能力生活态度不够高不够端正。我读到弘一法师出家那一段的心理活动和感受时很有感触,好像有一些于我心有戚戚焉。对诗歌语言,我很幸运地出道于漳州诗群,漳州的写作对语言技术的要求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每一句都往不说人话的方向走。而语言和思维是一种互动循环,语言怪异了思维就跟着怪异,思维怪异了语言就跟着更怪异。所以,漳州的诗人们一般生活境况都不是处理得很好,这是题外话了。你所说的“做”或“琢”在漳州诗歌语言系统里是很明显的,我后来也发觉了,那是在1998年我开始走出漳州到外省开诗会以后,我知道漳州的诗歌语言走入误区,因为你太折磨汉语了,你可以一两句不说人话,但如果每一句都不说人话那不是存心不让人懂你嘛。明白之后我的《任性》《庞德,或诗的肋骨》等长诗就不再晦涩,你看它的每一个单句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当中的语言奇迹还是时不时闪现一下,但不是拗口或堵塞的那种,这得益于当时的强化训练。我觉得,诗歌作为一门最充分强调语言的艺术,肯定是要经过锤炼阶段的,那些以为诗歌可以像说白话张口就来的人是把诗歌看得太容易了,这样的写作肯定不能突出出来,肯定是走在别人后面。

 五、在传统和先锋的对决中,你早已一边倒向先锋的阵营,并且也以此创造了诗写方法多样性的奇迹,当我看到任命书格式也能作诗歌来写的时候,惊服之余也觉察到了你在叛逆传统诗写的道路上"撒丫"跑得有多远,而对你影响至深的显然还是如前所说的西方大师们,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从来没有、将来也不想从本民族诗歌传统中吸收营养乃至扬弃地继承?我说的诗歌传统是比较宽泛地指称本民族既往诗歌文化的精华。

    答:如果是从诗歌技艺上来看的话,我的写作传统的痕迹确实不明显,无论语言还是形式。但是因为我的诗歌写作与我的生活紧密相关,就是第一个问题所说的,火焰燃烧起来时一切都会被收入火中,所以,当我的燃烧状态遭遇到的恰好是与传统与本民族的文化有关的东西时,传统和本民族文化就在我的诗里显形了。你可以看我的《纸空气》,里面涉及到的三星堆、峨眉山报国寺、岳麓书院等其实都是很民族的人、事、物,还有《张家界》《九寨沟》等,都是很民族的东西在诗里体现出来,从这一点上说,我觉得我并未拒绝传统也拒绝不了传统,我生活在中国,就与中国的一切息息相通。

    当然我也承认,在写作技巧写作语言上,传统的东西对我的影响还是不大,这让我更有余地去继续学习,说不定就真有大突破。现在正在加大对现代文学的阅读,古典文学除了《红楼梦》等十大名著外,读的还真是不多。语言很难进入,惭愧,一直觉得文言文很难懂。

    六、你的诗歌一直是在构建一座座语言险峰,而意象群系更是十分博杂,颇令一些研究者或爱好者头痛。但是在读你近期诗歌中,大家显然意识到了你的诗歌语言有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其特征我归纳为口语化渗入、注重语感和节奏的协调性、在简单干净的语言中通过意识和情绪的流动逼近乃至侵入阅读者的内心世界,繁复、奇险的东西不见踪迹了,拉近了诗歌与读者的距离,这是否意味这种风格可能成为你今后的创作方向,如果沿着这个方向的发展你认为是不是也可以说成功实现了创作的转型,而从你的角度来看从"险境"进入"坦途"后最难实现突破的节点在哪里?

    答:2000年在我写出《轮回碑》和《五月五,灵魂烹煮者的实验仪式》两首诗后,我就知道语言训练的诗已经走到顶了,而且因为那两首都是特别长的,几乎耗尽了我的精力和热情,我开始想写写口语诗,此前在《奔跑的栅栏》阶段我的写作正像徐江说的可以归属为泛学院类,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写作也算尝过了。我一般比较喜欢新的有挑战性的东西,那么,现在看来就剩口语诗没写过了。最初曾尝试过一两首,但因为感觉没找到写起来像记流水帐,自己先就不满意。然后是2002年11月在西安与伊沙见面,我专程和他探讨了口语诗写作的优劣,也说不清在哪个瞬间突然就开窍了,回来后接连不断地写起口语诗来,当时还不是口语得很厉害,还能够结合原来的语言特色,像《意外》那首还保留了一些语言奇迹的东西,其中“我越来越管不住我的身体了/(是的,管不住就让它烂吧/烂吧)/可是我管住了我的眼泪”一直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可能是因为口语得恰到好处的缘故。

    到北京后因为一直在焦虑之中,悠闲的心境几乎没有,当然就没心思去造句啊不说人话啊,倒是口语让人觉得十分痛快,写起来读起来都有一种酣肠淋漓的快感,就几乎都写口语了。这种转型是不是成功现在也说不清,因为口语诗在我看来太容易了,容易得想写就可以写,很多时候我都是想,已经多久没写了,写一组吧,于是就写出了,我进入状态一般是比较快,真的是想写就可以写。为了备战这几天的极光讨论我重读了一些诺贝尔奖作品,觉得真正伟大的诗篇还是要讲究精神讲究宏大的,而我现在的写作有点游戏了却自认为是高手飞花伤人,这样不好,我决定以后要少写这些不经典的东西,宁愿少写也不乱写,否则把自己的气脉伤了可不行。

    回到你的问题就是,从“险境”进入“坦途”后最大的障碍就是难度降低,养成惰性后不利于诗歌写作的进一步深化。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感谢诗歌让我们相识,并成为朋友!

    200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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