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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高才:追忆绿原先生诗风译韵

2012-09-28 17:4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裴高才 绿原 翻译 阅读

  上月初,首都文艺界、出版界与学术界在北京中国出版集团大厦,举行了绿原先生的追思会。会场外树立着诗人的大幅肖像——眼睛里透出和善、睿智之光,像正在与对面的朋友进行倾心交谈。置身此景,不禁勾起了对这位诗坛泰斗、译界巨匠、杰出编辑家与评论大家的无尽思念。

  “特务”真相

  笔者与绿原老首次见面于2004年盛夏,笔者随湖北作家代表团首访俄罗斯归来之时。

  在圣彼得堡期间,因接待方只安排我们参观普希金中学,未安排我们参观普希金博物馆,且该馆到了闭馆时间。当接待方前去交涉说:该团是来自中国的作家代表团,团长谢克强是一位诗人。没料到,对方不仅破例对我们开放,而且由玛佐馆长亲任讲解员。随后,克强兄深有感触地对我讲:“老弟,你写过数部名人传记,黄陂是一个出诗人的地方,该是为诗人作传的时候了。”一句成真。我返程一到北京机场,就单独行动,前往京城八里庄,拜访从湖北黄陂走出的当代诗坛名人、著名翻译家与编辑出版家绿原去了。

  早就听说绿原老一生历经磨难,既遭遇过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又莫须有地被列为“国民党特务”和“胡风分子”,蒙难长达25年之久。当年的报纸上曾经出现一幅漫画,将绿原描绘成一个戴着墨镜、手拿无声手枪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

  不仅如此,就连沈醉在传记中,也说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而且许多报刊进行了转载。为此,我当面向绿原老求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人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他说:“沈醉当时是什么人?中美合作所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专门杀共产党的。而我是受他迫害的!”我返乡后因撰写《名流百年》,再次向他说请益,诗人通过其女公子发来一封电邮,说明其“特务”问题缘由。文中说:

  有一件并非“不言而喻”的私信,十年以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益”,竟被用来帮助虚构了一个“反革命集团”。

  1944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曾经和其他学生一起,由校方统一征召,为来华参战美军充任译员,受训期间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分配时便被通知由“航委会”改调“中美合作所”。当时我不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只能向胡风求助,便给他写了封信,这就是1955年加以删节后公布出来企图“不言而喻”地证明我是“美蒋特务”的那封信。即“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绿原给胡风信(自重庆)”,其大意是: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瓷器口,十五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有些改变。”“我仿佛真的要开始做人了,处世确实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来不及等胡风回信,当天下午我就到赖家桥乡下去找他。胡风当时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关,但认为因“思想问题”而改调,无疑是危险的。于是他立即为我决定那儿去不得,并帮助我四下寻找就业的机会。记得他介绍我去找过重庆美国新闻处的刘尊棋先生,刘先生又介绍我去找过时事新报社国际版主编陈翰伯先生。不料这时,冀汸从复旦大学章靳以教授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因我未去“中美合作所”报到,正在对我(以及另几个同样未去报到的学员)进行暗令通缉,通缉令业已下达校方云云。看来我在重庆呆不住了,胡风于是又为我写信找何剑熏,由何介绍我化名到川北岳池县教书去。

  ……

  1955年我在公安部的审讯下,没几天就把那封私信所包含的政治风波讲清楚了,公安部不到几个月也把事实核查清楚了:我不但没有去过“中美合作所”,连一天译员也没当过。“胡风呢,胡风当时是怎样对你说的?”这也是当时反复问过的一问题——我的答案只能是事实:当时他不但没有叫我去那儿,而且积极帮助我及时脱离了虎口。

  然而,实在想不到,明明是国民党特务势力的迫害对象,竟在一则按语的“不言而喻”的逻辑支配下,一下子变成了“美蒋特务”;更想不到的是,明明由公安部查明了真相,但为了维护按语的权威性,仍不得不把这项诬枉继续坚持下去,直到二十五年之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以恢复,两个“凡是”论被推翻,这些谣诼才悄然偃息下来。(绿原:胡风和我,《我与胡风》,晓风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浴火重生

  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自1955年起,绿原被单身监禁了5年。到1960年8月,又被转送到秦城集体监狱“劳改”了两年。

  尽管遭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凭着对真理的坚强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刻苦自学了德语,使他的视野更广阔了,思想更深刻了。可从他当年在隔离时期所写的《又一名哥伦布》,窥见他当年作为“这个哥伦布形销骨立”的身影:

  “……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飘流在时间的海洋上/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坚信前面就是‘印度’——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1962年,绿原虽然离开了秦城监狱,却仍然戴着“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与他见面谈话,因为他不能留在中宣部,便让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做文字工作。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降临了,出狱后的绿原重新在“牛棚”(亦称“劳改大院”)被囚禁……

  1969年的中秋节前,尚在“牛棚”的绿原,又随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体人员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直至1970年,绿原被告知“维持1965年的摘帽结论,解除群众监督”,他因此在工余时间陆续整理了《重读〈圣经〉》、《谢谢你》、《母亲为儿子请罪》、《但切不要悲伤》等诗稿,同时开始翻译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美学论文及文化散文。

  1973年,文化部“五七”干校大多数人陆续回到了北京或分配到全国各地。只剩下像绿原一样有“问题”的五十来号人。1974年底绿原等人才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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