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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洪子诚:目前的文学难说处于辉煌或者低落时期

2012-09-28 17:22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王研 阅读

  洪子诚:我觉得目前的文学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辉煌的时期,也很难说它是一个非常低落的时期。

  程光炜:简单地评价这个文学时代好还是不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永远都可以不断重复的探讨。如果里面没有具体的分析,那这种探讨只能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曾经在大学读过中文系的人一定不会对洪子诚先生的名字感到陌生,他编撰的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洪先生的研究功不可没。

  尽管洪先生已年过七旬,但是,仍然埋首于学术研究。对于当下文学的发展状况,他的判断非常严谨,并不轻易给出结论。他说:“目前的状况,很难评价。我自己也判断不出究竟是非常好,还是非常不好。我倾向于认为,这个状态就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状态。我比较同意陈晓明讲的一句话,‘一个时代有几部好的作品,有几个比较好的作家,这就够了’。不管是什么时代,大多数作品可能是一般的,或平庸的。顾彬、林贤治他们把现在的文学看作一个文学非常糟糕、非常低落的时期,我并不赞成这样的观点。难道90年代以来的文学比‘十七年’或者比‘文革’时期更低落吗?目前有很多的作家,每年出现大量作品,其中肯定多数很一般,没有很高价值,但也出现了不少好的作品。所以我说现在属于‘正常’的状态。我当然不认为这个时期很辉煌,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也很难说它是一个非常低落的时期。 ”

  洪先生表示,他现在作品读得比较少。长篇小说读的是比较有名,或引起争论的那些。他说:“我是做文学史研究的,不是做现状跟踪、批评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是以文学批评作为基础。当然,也有这两方面都兼顾的,如上海的陈思和先生。但我没有这样的精力与敏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被批评家牵着鼻子走的。当然,我也有自己的选择、判断,也有自己的看法。 ”

  同时,洪先生也提出,现在谈论文学问题总是“一锅烩”,有的人很喜欢做“整体性”判断,并且把许多其实有差异的想象“同质化”。他说:“比如评价当代作家,90年代以来的诗歌,那么应该意识到是在说哪些作家、哪些诗人。现在作家这么多,作品那么多,应该搞清楚自己要讨论的是什么范畴。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大众文学。如果用‘纯文学’或者‘严肃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所有作家作品,那会把事情弄乱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讨论细化。现在一谈当前文学问题,就说作家怎么样,文学怎么样,好像作家作品都是具有‘同质’的整体,这不能说服人。 ”

  相比洪先生,程光炜教授更接近当下文学的创作前沿,他认为,简单地评价这个文学时代好还是不好,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个永远都可以不断重复的探讨。如果里面没有具体的分析,那这种探讨只能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必须要根据具体的问题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 ”他说,“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不断有新的作品出现。当代的作家写的东西太多了,很多成名的作家,尽管已经功成名就,但是,仍然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比如王安忆、莫言等等。事实上,研究当代文学是一个如何认识当代的问题,当代文学是在一个不断延伸的时间视野中的,而我们就生活在当代,很难做出完备的、准确的判断。 ”

  洪子诚:商品化、市场化是发展趋势,但是作家不是就没有选择的空间。作家对自己的定位在制约中有选择的权利,不同类型的作家存在和区分应该成为常态。

  程光炜:能说鲁迅离得开市场吗?鲁迅后来被精英化以后,大家都以为鲁迅不屑于市场,事实上,鲁迅恰恰是最计较市场的。

  谈到商品化对作家的冲击,洪子诚认同商品化、市场化对作家写作的影响肯定存在。不过,他认为,“对于商品化、市场化问题,要看到在当前的 ‘两面性’。对于社会、文化的这个强大趋势,我的看法是,作家不是就没有自己选择的空间。你是更看重思想、艺术的探索,还是更看重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为‘畅销书’写作?什么都要当然最理想,不过可能性一般不大。既有思想、艺术的创新,同时又畅销、为大众普遍欢迎的作品并不是没有,但在我看来,对当代的写作来说,还是特例。这样,在批评上也就要检讨那种一致性的尺度。我知道雅俗合流是一些批评家的理想,甚至是他们对文学现状的描述。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文学应该分流。 ‘雅’与‘俗’的概念、区分,自然是历史性的,它们的边界也在市场流动,互相渗透。但是说没有边界,我并不相信。而且我认为这种区分是有积极意义的。 ”   而程光炜更是明确提出,从广义上看,所有的作家都离不开市场,“能说鲁迅离得开市场吗?鲁迅后来被精英化以后,大家都以为鲁迅不屑于市场,事实上,鲁迅恰恰是最计较市场的。 ”因此,广义上,所有作家都离不开市场,没有了市场,不可能有作家。 “因为文学的生产、作家的生产,都要依靠市场。但是,从狭义上来讲,不同的作家与市场的关系也是有远有近的,纯文学距离市场相对远一些,通俗文学、畅销文学则更近一些。郭敬明、韩寒这一代人,他们的成长道路和文学生产方式,与传统文学是不一样的。传统文学的话,比如莫言这一批作家,他们都是从短篇开始,通过杂志发表作品,然后再出长篇。但是,郭敬明他们则是绕开了短篇的训练,直接与书商挂钩,一开始就出长篇。但是,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只是文学的生产方式改变了,与市场的关系更直接了。 ”因此,程光炜认为,不要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时代,说是市场经济把文学变差了,实际上,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作家本身。 “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是有能力重新去团结读者的。 《上海文学报》采访我的时候谈到一个问题,我说,并不是当下的现实不值得去描写,而是作家远离了现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结构大调整,我们却没有一个长篇去记录这个时代。如果出现这样的长篇,肯定有很多人去读它,至少我们这一代人会想去读它。但是,当前当代文学有很多的构成,你究竟要谈怎么样的当代文学,哪一部分当代文学。你说作家都不好,作家都退步,那么你应该讲清楚是哪些作家不好,不要笼统地看问题和说问题。 ”

  洪子诚:我与评论界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像《秦腔》这样的作品,细部上写得不错,但是,从长篇的整体来说,却存在很大的问题。

  程光炜:作家们肯定还有不可预期的东西存在,未来的10年,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还有阎连科,也许会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只能寄予他们的个人造化了,这个事情帮不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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