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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亮:柏桦《左边》阅读札记

2012-09-28 17:1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胡亮 阅读

  左边是哪一边
  ——柏桦《左边》阅读札记

  胡 亮

  近年来,随着经济齿轮的加速运转,思想与文学种族日趋边缘化。曾经如此负重的诗歌,放下了若干似乎不应该的“包袱”,变得轻飘飘,如同一个从地球引力中解放出来的气球。诗人也被确侦为手无寸铁,被彻底看透。他们的革命童贞与政治幼稚病终于得到蔑视。于是,双方都松了一口气。出版社的僵硬脸孔也挤出了一丝笑容:他们敏感到某种变化并像魔术师一般迅速解开了麻绳和铁锁。这样,中国大陆专治当代诗的学者,终于迎来机会填充饿肚子,就像一个大饕餮。二零零三年初,《北岛诗歌集》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在此前后十数年内,胡宽、食指、多多、芒克、严力、杨炼、周伦佑、孟浪、李亚伟、海子等人的诗文集纷纷面世。忍冬花——林贤治推出的一套诗丛以此命名——终于开放,染满旧尘,却又悬挂着露珠。也许只有极少数的诗人,比如黄翔、廖亦武、贝岭,咬着牙与九头牛拔河,输掉了,然后小心翼翼地搂抱着这输,担心这输出现破缺……所以作品不能出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少量的遗憾。比如,我们需要一部《前朦胧诗全集》,一部《莽汉主义诗文汇编》,一部《徐敬亚文选》,一部《蓝马文选》,也渴求着一卷老江河或“立刻发生的诗人”陆忆敏。当然,昔日游侠儿,今日神往者,心有灵犀一点通,仍然共同期待着这样一部至珍之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

  《左边》是诗人柏桦的自传体长篇随笔。柏桦在一九九三年八月开始动笔,次年春完工,共分为五卷:忆少年,广州,重庆,成都,南京。一九九三年,在此前后,铺天盖地而来的是寂静,更加寂静,针与细尘相撞的轰响让众多诗人屏住了呼吸。然而回忆是不能阻止的,回忆甚至可以迎面撞碎大口径的子弹。这回忆如此逶迤,交错着激烈、恍惚、偷着乐和“且把酒低酌”。一九九六年,回忆大概已经缔结了一个“共名时代”,一个压抑不住的女编辑,维色,自作主张将《左边》分五期连载于《西藏文学》,——这让我对《西藏文学》产生了意外的缱绻之情。五年后,《左边》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若干年,在大陆,此书只见其名,不见其影,江湖中多有问讯。到了二零零八年,一个蛰居攀枝花的诗人,曾蒙,忽然萌发了一个奢侈的念头,他要整个儿霸占第十一期《青年作家》的版面,推出《左边》修订本……让人惊叹的是,他居然得以遂愿。然而,《左边》被贴上了“小说”的标签。小说,再没有比这更安全更圆滑的文体了,因为小说所画的,是鬼魑,而不是犬马。然而《左边》,正是一代诗人的声色犬马之书。一代诗人,故意的过度的声色犬马,与“君子之道”构成了松松垮垮的对峙。也许根本就没有对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而已。时间已经过得差不多了。我预感到,《左边》很快就将正式出版。二零零九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的于奎潮——他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马铃薯兄弟”——把我的预感变成了玲珑现实。这次出版,《左边》被删去了一千余字。越过书刊审查制度的锋刃,被切除的那一小截疣子,我们相信也自有其命运,甚至还会继续生长。这也算是洁本时代的妙处。

  在西方学术界,“毛泽东时代”,或“毛时代”,早已成为一个习用的概念。但是我仍然怀疑,在中国,是柏桦在完成自己的天造地设。毛时代,按照柏桦的理解,意味着秩序、顺从、教条主义、关注精神而轻视物质的激情、斗争情结、细胞的反叛、莫名的激动和怒气。这个时代具有强大的规定性。比如,一九七八年十月,那个浑身火焰的诗人,黄翔,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张贴《启蒙:火神交响诗》,所采用的方式,正是“大字报”;后来的莽汉主义,在遥继古代文人任侠精神的同时,也延续了“造反派”的话语模式。柏桦选用的这个副标题,套用了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书名。在这部小型名著中,本雅明福至心灵般地紧攥住波德莱尔,还有十九世纪的巴黎。而波德莱尔,他那“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左边》得以出现的一个提醒或动机。至于“左边”,这个忽然陌生化的词语,来路倒还清楚,只是含义颇为飘忽。早在一九八四年冬天,柏桦就在一首关于父亲的诗中写到,“左手也疲倦/暗地里一直往左边”。但是,后来父亲发生了变化,“再不了,动辄发脾气,动辄热爱/拾起从前的坏习惯/灰心年复一年”。是的,在这首诗中,肯定出现了两种生活态度。但是父亲后来的巨大宁静要说服和安顿诗人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彼时的柏桦,还处于母亲——一个“下午的主角”——的笼罩和复制之中。左边,心脏的居所,就这样指向一个强烈的春天,指向怪癖与宿疾,指向失血与脱水,指向震颤、焦灼、悬念、加速度、多动症和坏习惯,指向新左派思想和嬉皮士运动。

  就像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在《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中所做的那样,柏桦也详细分析了其早年经验:表达欲、怀疑论和恐惧感的下午、偷吃蛋糕、白热化的母亲、革命间歇的尸体与裸体之梦。这在证实一个时代的典型性同时,也交代了柏桦何以成为柏桦。他已经不会成为一个军人、工程师或小学教员,只剩下一条路,是的,只剩下一条路,他不能不朝向左边尖声歌唱:“热血漩涡的一刻到了”。柏桦的早年写作向度就这样与左边严丝合缝。惟其如此,柏桦才有可能注意到一代诗人,黄翔与哑默,食指、北岛、多多与芒克,万夏、李亚伟、胡冬与马松,周伦佑、杨黎与蓝马。这是火神与酒神的方阵,他们展现了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和身体性的撒娇美学,从对所指的偏离来到了对能指的偏离。这让我想起另外一本与《左边》相似的书,赫伯特·洛特曼(Herbert R.Lottman)的《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该书谈及一家午夜出版社,在这家出版社所有的出版物上都印着这样一段宣言:“在法国仍有作家们拒绝俯首听命。他们深深地感到,思想必须得有它的表达形式。行动要依照确定无疑的思想,但更是因为,如果不允许把它表达出来,精神就会衰亡。”《左边》无疑正是这样一种表达,以及表达之表达。

  必须谈及万夏,以及他的逆转。万夏是莽汉主义的急先锋,正是他,打开了一个看不见的锈铁笼子,放出了一头喘息着、坏笑着的吊睛白额大虫:当然,我指的是李亚伟。而当李亚伟啸叫山林之际,万夏却搁置了莽汉主义向度上的写作,落脚于另一个群体,“汉诗”,倾心于丝绸、民俗、中药与谶纬,几乎快要变成高濂、张岱、李渔一流人物了。“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以长期习惯了的左边形象从右边出发了。”与万夏的突变相比,柏桦的渐变有交错、有进退、有摇摆,最终归于右边之右,归于极右。这一点,是有前兆的。童年时代,柏桦就在一个缺少阳光的花园里“从左到右闻到什么是旧时代的气味”。我有理由相信,后来这气味一直在他的鼻孔边嚣叫扰攘。于是,不得不有所调整。“当我赠与世界的力量渐渐减弱,我已把它唤回并集中在自己身上。”柏桦一边把自己从象征主义的迷狂和超现实主义的神经质中拖拽出来,在字里行间加入一种“软弱之力”;一边为张枣、陈东东、钟鸣、韩东、王寅、庞培、潘维、杨键、长岛等人诗文中那悄然回眸的汉风之美而长久地惊讶,孤单地激动。就这样,柏桦一步步远离了躁郁的广州、重庆和成都,来到了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的江南。在一次谈话中,柏桦不无得色,向我附耳泄密:“最近,我爱上了杭州。”后来,我们在《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民国的下午》、《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等诗篇缓慢冲涮出来的一个下游,毫不费力地读到了《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这部书,恰好题献给江南。柏桦在《左边》中流露出来的向往,“冬夜学习围棋,春夜翻阅旧籍古词,夏天纳凉饮酒,秋夜听园子里蟋蟀的清鸣”,最终被替换为中国十七世纪一对神仙眷侣的逸乐与忠贞之美,“生离死别就是这样朴素,/单是为了今天的好风光,/我也要把这两两相忘,/也要把这人间当成天上。”惟其如此,柏桦才有可能注意到,在火神和酒神的方阵之外,还有另外一支小分队,安闲的,素简的,枯静的,缓慢的,落花与流水的小分队,漫游、隐逸与凭吊的小分队。这个小分队,拖着温香软玉的调子,唱起了左边的挽歌和右边的新生歌、自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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