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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李鸿雁:文学理想的时代诉求

2012-09-28 16:18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李鸿雁 阅读

  当下,文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市民文学、打工文学、言情文学、暴力文学、网络文学、乡土文学、底层写作、草根写作、美女写作、个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题材可谓广泛,内容可谓丰富,形式可谓奇巧,文学似乎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作家选择以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视角去阐释多元化的生活,去反映时代的变迁,从而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表面的繁荣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内心的沉潜与安宁,风光的背后潜藏着精神的板滞与文学理想的缺席。文学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景观化、肤浅化、粗俗化的怪圈,文学最应该传承的伟大、崇高、理想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当消费享乐盛行于文坛,当追逐金钱名利成为作家惟一的旨归,当心灵越来越空寂、越来越无所依附,当理想、信仰永远成为稀缺资源,当文学的理想主义渐行渐远,对文学理想的呼唤就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诉求,引发我们深深思考的一个重大命题。

  言说文学理想的可能

  文学是人学,它应该直面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呵护色彩斑斓的生命。它在当下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样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文学是我们时代的投影与文化的隐喻与象征,它永远能够表现着这个世界,不仅因为文学栖身于它,也不仅因为文学承担着世界的需求,更因为文学是为人而存在的。文学要对人类的生活进行艺术的表述与解读,生活的复杂决定了文学的多样,它自然可以对俗常的生活做形而下的表象式书写,此乃人性使然;它也更应该秉承理想、信念与崇高,对生活作出形而上的反思。遗憾的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许多作家已经放弃与丧失了对生活中有理想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的写作欲望与能力,文学与文学理想似乎远离了我们的时代。言说文学理想真的没有存在的可能了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言说文学理想依然并且永远存在可能。

  首先,文学具有表述理想与崇高的吁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说:“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马尔库塞说:“艺术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可以为变更那些可能变更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内驱力作出贡献。”作家可以而且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传承文学理想,砥砺人的灵魂,影响人的行为,以期影响整个社会。萨特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吁求。写作就是向读者提出吁求,要他把我通过语言所作的启示化为客观存在……艺术作品是一种价值,因为它是一种吁求”。文学应该倾诉理想,向读者发出精神的吁求这是文学的惟一追求。前苏联作家舒克申说:“在我看来,艺术的目的在于帮助人认识生活和自己,使人变得更有人性、更高尚、更美好。真正的艺术永远引导人们通向尽善尽美的境界,永远是真实的,与时代合拍的。”的确,文学作为纷繁复杂、五彩斑斓的生活的记录者、呵护者,对理想的诉求、对崇高的渴望,正是它的文化意义所在。其次,伟大的生活与伟大的时代为文学理想的阐释提供了可能。我们这个时代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同时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近年来,中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变化节奏之快捷,波及领域之深广,让我们目不暇接。空前的城市化进程,急剧膨胀的物质生产,快捷的信息传播速度,都让人叹为观止。在市场化转型与演进的今天,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文学的改变,生活既有消极、落后、阴暗、丑陋,也有光明、温暖、崇高、理想。文学亦然,作家的书写空间变得愈加宽阔,各类文学异军突起,这并不只是文学传统自身的某种技术性和时代性变异的结果,也有潜藏着社会结构中新兴力量的社会书写意图。当代经验瞬息万变,各种思想和价值观亦处于变化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全面崩溃,在一个经验碎片化的时代,如何捕捉住瞬间而永恒的美学和思想价值,这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作家深刻而全面地演示出这块土地上崭新的风貌,用无比鲜活的形象与细节铭刻下这个伟大时代的记忆,表现这个民族最富活力的呼吸,传达这个时代最本质的情感脉动,呈现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艺术水准。这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时代,一个开拓奋进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变革和激情的时代,沿着这一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旅程,书写人生的喜怒哀乐,展示生活的五色斑斓,艺术地抒写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意味着时代价值的重构,意味着对社会结构的重新塑形,而不仅仅是文学结构的重新塑形。从这个角度而言,言说文学理想成为了可能。   直言文学理想的困难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文学的理想在时下已被搁置与遮蔽。究其原因,首先,社会转型带来了人们生存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评价方式都发生了深层变异。市场经济使“消费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伴随消费时代一起到来的是文学以工业流水线的方式被营造、被生产、被推广、被观赏、被接受。消费者的需要就是生产的需要,获取最大利益就是生产的终极目的,被产品化的文学同样需要遵循这样的规则,文学的理想与价值标准被搁浅、被市场标准所牵制和左右着,金钱成了衡量作家与作品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条件。马克思说:金钱可以“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金钱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在这个时代被渲染到极致。为钱而创作,为钱而媚俗。迎合比批判来得便宜,低俗比理想来得实在。 快餐式、娱乐式以及渲染感官刺激的文学产品,更能满足观者最直接的需求。形态各异的文学实践都与本真的生活与生命毫无关联,更与理想和崇高背道而驰。其次,作家的背叛与缺席,使写作的多种可能被遮蔽。不得不承认,在当下,言说文学无疑是困难的,在社会历史结构的剧烈演进中,文学的准确定位,文学价值观的合理阐释,都使作家茫然失措。于是作家的心灵无法沉潜下去,背离了当代生活的基本面,风起云涌的文学诸端体态,都不经作家心灵滋养。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的迷失从根子上说是有些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社会背叛的结果。张炜说过在这样“一个充满嘈杂、涨满了各种欲望的时代”,“艺术家对于一种理念的守望,将显得越来越有意义”。毕淑敏也说:“我并不拒绝描写生活中的黑暗与冷酷,只是我们不认为它有资格成为主导。生活本身是善恶不分的,但文学家是有善恶的,胸膛里该跳动温暖的良心。在文学术语里,它被优雅地称为‘审美’。”守望理想、守望崇高、守望灵魂、守望信仰,本应该是作家的职责与义务。但是,市场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作家自动放弃了对伟大时代的密切关注与认真思考,更放弃了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以一种自语的言说方式替代了与时代的深层对话,背弃了理想、崇高、灵魂与信仰。文学本应为大众建构一个精神世界,但在作家那里却转而成为瓦解这个世界的有力推手。最后,作家选择躲避理想与崇高。所谓躲避崇高,就是回避价值判断,就是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也就是说,它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相信崇高的存在。黑格尔认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不仅仅对于一个特殊事物负责,对于一切事物负责,而且对于附属于他的个人自由的善和恶也要负责。只有禽兽才是真正天真的。”文学最应该表述的理想与崇高,被当代作家搁置了,正是对崇高与理想的放逐,使当代有些作家正在逐渐丧失了那种开掘生活中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的艺术写作能力。除了社会原因以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艺在审美理想上发生了混乱和迷失,即不少文艺作品不以真美打动人心,而是以眩惑诱惑人心。在简单粗糙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思路下,套路化、模式化、类型化地写作不可能对现实问题的复杂状态和深层根源认真探察并详加呈现。在把一切文化都试图用商业价值来加以判定的今天,创作理想与崇高的文学必然面临空前的困窘,如何克服这种窘况并实现有效的书写,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文学理想的永恒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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