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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病痛缠身仍微笑 闻梁思成故居拆眼泛泪光

2012-09-28 14:01 来源:中国青年报 阅读

  他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也是耿直敢言的环保斗士。秉持着“饮冰室主人”梁启超那份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他率先以公民的名义为环境发声,为“无告的自然”请命。

  在这个环境异常脆弱的国家,梁从诫无疑是一个坚强而固执的存在。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这位78岁的老人在与疾病抗争数年之后,因内脏器官衰竭,撒手人寰。

  他过世的消息,就像一枚小石子,激起些许波澜,但很快便沉没在大型盛会闭幕、房贷政策波动,以及一系列中国式的社会新闻里。11月2日,在位于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灵堂里,梁从诫的告别仪式简单而略显冷清。依从他生前的心愿,仪式婉拒花圈、花篮,前来悼念的人们手执单枝鲜花,向他进行最后的告别。

  有人评价,梁从诫的离世,代表着中国环保一个时代的结束。1994年3月,梁从诫创办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时,环境保护还只是一小群社会精英的想法。短短十多年过去,一小群人的行动已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尽管人们在提起他时,总是习惯性地加上“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的头衔,梁从诫的种种行为却显得颇为“寒酸”。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印在用过的废纸上,事先剪成一小叠,做成“名片”。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着勺子、筷子。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

  “自然之友”副会长梁晓燕回忆,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报到,梁从诫从来都是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有一次,他甚至被会场的门卫拦住:“你给谁报到?”“我自己!”门卫不信,直到梁从诫掏出委员证,对方才放他进入。

  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文件柜、保险箱是梁从诫的朋友淘汰下来的。黑色的沙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椅子套则是工作人员在家里缝好带来的。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人员亲手制作的贺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

  梁从诫明白,环保主义者光做到“身体力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力、有策略去影响他人。然而,十几年中,人们常常看见梁从诫单薄而无奈的身影,在一个工业发展狂飙突进的国度中显得格格不入。他像一个孤独的老人,“可他依然坚持着,淡然而从容”。

  一名“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记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梁从诫经常在国家机关、大学和社会机构进行演讲。有一次,全场只有5名观众。他却笑着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的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他甚至感召了一名在五道口服装批发市场摆摊的小伙子。这个染着金发,崇拜切·格瓦拉的年轻人,每天收摊时,总会穿梭于市场的各个角落,捡拾废弃的塑料袋。

  然而,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在许多场合,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一段时间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梁从诫,总是这样一个老头:执拗、脾气火暴,不撞南墙不回头。

  1999年,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

  2001年,在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他因为河床干涸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他当面斥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以至于这位官员气得拂袖而去。

  在川西一个小县城,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放大嗓门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

  然而与外界给予的高度评价相比,梁从诫内心一直有着深深的挫败感。“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他私下不止一次跟友人感叹。

  有感于败多胜少,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梁从诫曾把环保比作“一场难以打赢的战争”。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他说:“不能因为赢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好好活了。”

  唯一让他欣慰的是,“自然之友”开始受到足够的重视。一次,在全国人大有关环境立法的会议上,作为唯一一家被邀请的NGO(非政府组织),邀请信的抬头写的是“自然之友”,而不是“梁从诫”。

  然而,从2003年起,朋友们渐渐发现,梁从诫变得沉默了。在他多年的好友、新华社记者王军的记忆里,曾经爱说话、情绪活跃的梁从诫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之中,甚至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

  他开始拒绝一切公开的宣传方式,不参加公开的签名活动,对通过广播、电台进行宣传的方式,持“保留态度”。在NGO年检的时候,这名“勇敢的抗争者”一度甚至感受到生存的危险。他成了某些官员眼里的“危险人物”。

  为此,他严格将“自然之友”的工作集中在“没有政治风险”的环境教育方面。除了演讲、培训班,梁从诫还买入中国第一辆环境教育教学车“羚羊车”,派志愿者去贫困地区的“希望小学”分发资料、开展环境教育。

  不断有人质疑:梁从诫只将矛头对准环境教育,而不去关注环境污染,是不是“懦弱者的表现”。也有人责备他身为梁家后人自甘“平庸”,沦为“体制内的好人”。甚至,一些“自然之友”的元老级会员,为此黯然离去。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梁从诫只能独对友人落泪。

  有人评价,很大程度上,梁从诫是利用他的家族名望促进了“自然之友”的发展、壮大。然而,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都知道,其实,梁从诫十分抗拒贴上“名门之后”的标签。每有学校请他演讲,打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的横幅,立即都会被他拿下。他跟人解释:“我都70多岁了,每次一介绍,我还是别人的儿子,甚至孙子,我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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