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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百岁老人“人生边上”的思考

2012-09-28 12:16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吴志菲 阅读

  2011年1月25日下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来到杨绛家中,送上插满鲜花的花篮,给即将迎来百岁华诞的杨绛拜年,并祝她健康长寿。贾庆林深情地说,杨先生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在创作、翻译、评论、剧作等领域都倾注了心血,卓有建树,影响深远。“您崇高的精神境界、淡泊谦逊的人生态度、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我们感到由衷地敬佩。”

  博学、魅力、恬淡、低调……这几个词汇都可用于描述杨绛和钱锺书伉俪的公众印象。

  钱锺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报刊和电视难见宣传他的踪影,甚至所谓的一些学术活动都不参加。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只忙她分内的事,坚守她和钱锺书的文字世界。杨绛曾对记者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然而,就是这位淡泊处世的老者,她的作品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

  一代才女已成为世纪佳话,她在“人生边上”的思考闪耀着人生智慧……   

  与钱锺书的相逢 “缘起一面”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杨绛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身为大家闺秀又是才女,杨绛却全然未脱孩子般的淘气。在东吴大学时,除了戏曲、歌咏、器乐演出外,她还很得意自己善于“削水片”,“一片薄砖或瓦片抛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几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结婚。在别人印象中“书呆子”气十足的钱锺书,在生活上对杨绛却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随后,夫妻俩游学于英、法。 

  住“牛棚”的“模范夫妻”

  1966年 “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杨绛陪钱锺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传统戏曲中的才子佳人相会后花园,在这里有了新的演绎。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锺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即便在动荡的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后来,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以表彰她为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杰出贡献。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以羸弱的身躯挺立着“打扫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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