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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女儿

2019-12-27 08:4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你是我最好的诗”: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女儿

刘文飞(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录(《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阿里阿德娜·艾伏隆著,谷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女儿的回忆》)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我心目中的茨维塔耶娃形象。

我曾在博士论文中探讨茨维塔耶娃的创作个性对布罗茨基的影响,也翻译过她的诗文,自认为还比较了解她,尤其是对她作为主角之一的《三诗人书简》(再版时更名为《抒情诗的呼吸》)一书的翻译,更让我得以一窥她的内心世界,不知不觉中,我形成了这样一种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印象:她特立独行,激情似火;她敢作敢为,粗犷豪放。

然而,在女儿笔下,茨维塔耶娃却显示出了她从外形到内心、从个性到举止的另一侧面。

母亲只做两件事:操持家务和写诗

我们见过许多茨维塔耶娃的照片,从年轻时的美貌高雅到年老时的不修边幅,但无论哪个年龄段的照片,她不知为何都给我留下了壮实厚重、甚至颇为剽悍的感觉,可是《女儿的回忆》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我母亲,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三,体形跟埃及男孩子相像,肩膀宽阔,胯骨窄小,腰身纤细。少女时的圆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变得结实、消瘦,有贵族气质;她的踝骨和脚腕部位又硬又细,走起路来,步子轻快,举手投足动作频率极快,但是并不猛烈。当着人的面,感觉有人在看她,甚至频频注视她的时候,她会有意识地放慢脚步,尽力显得更温和。那时候,她的手势会变得小心谨慎,有所节制,但是从来不会拘谨呆板。

这里的“纤细”、“消瘦”、“温和”、“谨慎”和“节制”等词,于我而言都具有某种颠覆意义,它们折射出了茨维塔耶娃婉约细腻的一面。

茨维塔耶娃的传记作者往往都会提及茨维塔耶娃像阿赫马托娃一样不善家务,生活能力较弱,对孩子的关注似乎不如寻常的母亲,可是通过她女儿的眼睛我们却看到,茨维塔耶娃同样是一位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的伟大母亲。

作为杰出诗人的茨维塔耶娃,本可以靠诗歌为生,她5岁开始同时用俄、法、德三种语言写诗,18岁时出版的诗集《黄昏纪念册》赢得古米廖夫、沃洛申、勃留索夫等众多大诗人的齐声喝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诗歌创作也的确成了她的生存方式,即便在国内战争的严酷环境里她都能靠朗诵自己的诗挣钱(听众常常有红、白双方的士兵!)。

但在自流亡至离世的近20年时间里,茨维塔耶娃在生活方面始终捉襟见肘。

她难以再以诗为生,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国外,她因不愿与俄国侨民界同声讨伐苏联及其文学和文化而备受冷落;回到苏联后,她又因丈夫和女儿的被捕、因被怀疑是西方间谍而遭到孤立。无论国内国外,她都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机会,失去了生活来源。

茨维塔耶娃的同时代人在回忆她时,大多都会提到她“极度的贫困”。女儿也写到了家庭的窘境,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辛酸,她写到茨维塔耶娃“很早就出现了白发”(《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玛丽娜对于时髦服饰看都不看一眼,原因很简单:昂贵,高不可攀……她已经永远脱离了时尚!”(《柏林》)

阿里阿德娜在回忆录中引用了瓦连金·布尔加科夫的文字:“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家里的环境,不是一般的困苦,简直就像贫民窟一样。”她还引用了萨洛梅娅·安德罗尼科娃-加尔佩恩的话:“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像茨维塔耶娃那样贫困。”

但与此同时,女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在逆境中拼尽全力养家糊口的母亲。长期与丈夫分离的茨维塔耶娃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小女儿后来不幸夭折):她会提着口袋去向熟人或邻居乞讨几个土豆;她被迫变卖最后的物品,却因为“不会卖东西,总是受人欺骗,要不她就可怜人家,把想卖的东西白白送人”(《给叶·奥·沃洛申娜的信》);她去旧书摊卖书,却总是卖掉的书少,买回来的书多;她曾给人织毛衣,尽管她其实并不擅长此活……在女儿的记忆中,母亲只做两件事:操持家务和写诗。

女儿记得母亲的双手:“日常生活的操劳使她的双手永远是那么粗糙。”(《萨莫特拉斯胜利女神》)茨维塔耶娃一生无业(如果写诗不算一项“职业”的话),她1918年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的短暂逗留,“是她一生当中唯一供职的单位,或者说是她尝试上班的一次失败经历”(《1919年5月1日》),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她却给疏散至鞑靼共和国的作协机构写下了这样一份申请:

文学基金会理事会:

我请求担任即将开设的文学基金会食堂洗碗工工作。

玛·茨维塔耶娃

1941年8月26日

茨维塔耶娃要求获得这份工作,就是为了养活儿子穆尔(格奥尔基·艾伏隆)。两天后,茨维塔耶娃在叶拉布加小镇自缢身亡,原因之一据说就是没能获得这份“洗碗工工作”!这张字条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后来落到丽季娅·楚科夫斯卡娅手里。这几行文字饱含着辛酸和血泪,散发着时世的残忍,同时也渗透着茨维塔耶娃伟大的母爱。

她的每次恋爱,都转化为真挚的诗篇

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情感生活,很多人也颇有微词。有人说她曾把她同时代的男性诗人“轮流”爱了一遍,有“研究者”津津乐道于她的同性恋私生活。作为女儿的阿里阿德娜自然不便过多涉略这一话题,甚至会刻意回避或掩饰,但是在她的笔下,我们毕竟能看到她关于父母情感生活的真实描述。

茨维塔耶娃比丈夫谢尔盖·艾伏隆大两岁,在女儿眼中,父母的关系更像一场姐弟恋,不仅是年龄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但这份感情是纯真的,恒久的。

女儿写到父母当年的爱情信物“红玛瑙”:在科克捷别里的海滩,两情相悦的玛丽娜和谢尔盖在一起挑选好看的石子,“玛丽娜心中暗想:如果他能找到一块红玛瑙宝石,我就嫁给他!说来也巧,这样的红玛瑙他立刻就找到了,是用手摸索到的,因为他那双灰色眼睛一直凝视着她绿莹莹的明眸,他把挺大的一颗红玛瑙宝石放到她的手心里,粉红色的玛瑙晶莹剔透,她一辈子带在身边,流传至今,堪称神奇……”(《她的丈夫。他的家庭》)

这枚玛瑙后被镶嵌在茨维塔耶娃一直戴着的那枚戒指上。女儿还满怀深情地写到父母当年在莫斯科的戏剧活动(《瓦赫坦戈夫剧院》),两人别离后在柏林车站的动人相拥(《柏林》),全家三口在捷克乡间一起阅读文学作品的温情场景:“让人难忘的还有那些夜晚,有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过晚饭,把桌上的食品和碗碟全都端走,用湿抹布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庄严的煤油灯摆放在中央,透过玻璃罩释放出柔和而明亮的光,圆形的白铁灯罩——就像反光板,我们舒舒服服坐在桌子旁边;谢廖沙给我们大声朗读从布拉格带回来的书籍。”(《搬上阁楼》)

茨维塔耶娃当初出国,是为了追随丈夫,一部俄国作家词典中的“茨维塔耶娃”词条的作者就写道:“她的流亡不是一个政治举动,而是一位爱恋丈夫的女子之行为。”(《俄国作家词典》第2卷第530页)她后来的回国,也同样是为了与丈夫和女儿团聚。

茨维塔耶娃的不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源自她对丈夫和家庭的忠诚。而她的那些情感轶事,则更多是柏拉图式的,至少从初衷和本质上看是柏拉图式的,比如她1926年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间的书信罗曼史。

我们赞同谷羽先生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安娜·萨基扬茨著,谷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的译后记中所说的这样一段话:“茨维塔耶娃每次恋爱,最终都转化为真挚的诗篇,因此可以说她向缪斯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心灵。”(第1099页)

阿里阿德娜认为母亲“天生具有双重性(绝非两面性)”(《搬上阁楼》),她的回忆录就更多地让我们在特立独行的茨维塔耶娃之外又看到一个温良恭俭的女诗人。女儿的视角是独特的,或许是不无偏袒的,但我们无疑更愿意相信女儿眼中的茨维塔耶娃性格的真实性,更愿意接受由阿里阿德娜塑造出的这个温情细腻、忍辱负重的茨维塔耶娃形象。

阿里阿德娜

阿里阿德娜:母亲的文学知音和写作伴侣

《女儿的回忆》一书的扉页上印有茨维塔耶娃的这样四行诗:

在严酷的未来,
你要记住我们的往昔:
我是你的第一个诗人,
你是我最好的诗。

这是茨维塔耶娃当年为年幼的女儿阿里阿德娜写下的诗句。这里的“第一个诗人”和“最好的诗”固然是诗的隐喻,可它们同时也是写实的,是茨维塔耶娃母女一生关系的真实写照。换句话说,茨维塔耶娃始终像写诗一样养育孩子,或者说,她始终像养育孩子一样写诗。

阿德娜是茨维塔耶娃的长女,茨维塔耶娃在20岁时生下她这第一个孩子,母女俩出生在同一个月,即9月(而茨维塔耶娃与丈夫艾伏隆则出生在同月同天,即俄历9月26日)。茨维塔耶娃给孩子取名“阿里阿德娜”,这个名字取自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阿里阿德涅(因此,“阿里阿德娜”其实应该译为“阿里阿德涅”)。

阿里阿德涅是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女儿,她帮助雅典英雄忒修斯杀死半人半牛怪(忒修斯用阿里阿德涅给的线团边走边“放线”,后沿此线原路返回,成功逃出迷宫),之后却被忒修斯遗弃;她后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爱情也无果而终。母亲在给女儿取名时,大约没料到她也会把这个名字的“悲剧性”带给女儿。

阿里阿德娜一生不幸,四五岁时便遭遇革命和内战,后又随母亲流亡,漂泊异乡;1937年返回苏联后不久,她便因“间谍罪”被捕,先后两次被流放,直到1955年才获自由。

自出生起直到返回苏联,除了在捷克上寄宿学校的短暂数月,阿里阿德娜与母亲几乎形影不离,她分担着母亲的重负,与母亲相依为命,搀扶着母亲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942年,身在集中营的阿莉娅在茨维塔耶娃离世一年后才得知母亲死讯,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内疚地写道:“如果我跟妈妈在一起,可能她就死不了。我们一起生活,她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我能跟她分担,苦难再深重,也不至于压垮她……”

阿里阿德娜无疑继承了母亲的天赋,甚至可以说,阿莉娅的才气并不亚于母亲,她自幼聪明过人,4岁识字,5岁便开始“写作”,即写诗写日记。

爱伦堡在其著名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写到,他去茨维塔耶娃家做客,却见“一个十分瘦削而苍白的小姑娘走到我面前,信任地紧靠着我低声地说:‘多么苍白的衣服!多么奇异的宁静!怀中抱着百合花,而你正在漫无目的地瞧着……’我吓得浑身冰凉: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莉娅当时才5岁,可她却朗诵起勃洛克的诗来了。”(《寒冰的篝火》,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等著,苏杭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阿里阿德娜曾说茨维塔耶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写诗,都必须写诗,因为对于母亲来说,“写诗是难以更改的习惯(黑体为原文所有。——引者按)”(《柏林》),母亲显然也把这个习惯遗传给了女儿,或者说,她让女儿也养成了这个习惯,甚至可以说,她把这个习惯强加给了女儿。《女儿的回忆》收录了阿里阿德娜幼时的一些笔记,这是6岁的她写下的两段文字:

我的母亲完全不像母亲。母亲总是欣赏自己的孩子,通常也喜欢别人家的孩子,可是玛丽娜不喜欢小孩子。……她常常发愁,动作敏捷,爱好诗歌和音乐。她写诗。她能忍耐,往往忍耐到极限。她也爱生气。她总是匆匆忙忙出门去什么地方。她心胸博大。声音温柔。走路步子很快。玛丽娜的手一直戴着戒指。玛丽娜夜晚读书。她的眼睛几乎总有一种嘲笑的眼神儿。(《我的母亲》)

我们沿着一条灰暗的小路走向一座山丘。山顶上有座大教堂,在蓝天和白云衬托下,教堂显得很美。走到教堂跟前,我们才发现,教堂上了锁。我们朝教堂画了十字,然后坐在台阶上。玛丽娜说,我们俩就像坐在台阶上的乞丐。……四周很辽阔,但是远处的景物看不清楚,因为有一层雾。我想跟玛丽娜说说话,可是她说,希望我不要打扰她,我就走到一边去玩了。(《四叶草》)

这些笔记所体现出的观察力和文字表达力让人惊叹,这种能力的养成自然要部分地归功于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可以构成旁证的是,茨维塔耶娃十分看重女儿的“创作”,曾精心抄录这些笔记,甚至设法将它们发表出来。

茨维塔耶娃1923年在柏林出版诗集《暜叙赫》时,曾收入7岁女儿所写的20首诗;她还将女儿少时的笔记与自己的散文编在一起,组成文集《尘世特征》。也就是说,从很早的时候起,茨维塔耶娃就把女儿当成了自己的文学知音和写作伴侣。

《女儿的回忆》记录下了茨维塔耶娃与年幼女儿的这样一段对话,茨维塔耶娃当时试图对7岁的女儿解释什么叫做“化身”:

“爱是概念,爱神就是化身。概念是一般化的,概括性的;化身是有锋芒的,尖锐的,具体的!把所有东西汇聚到一点。你明白吗?”

“哦,玛丽娜,我听明白了!”

“既然听明白了,你就给我举个例子。”

“我怕说不准。两个词都很难理解。”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吧。说得不准确,我就告诉你。”

“音乐是概念,声音就是化身。玛丽娜,多么奇妙啊!功勋是概念,英雄就是化身。”

相互塑造:女儿是母亲的又一件艺术品

《女儿的回忆》一书的序者将这对母女形容为“两个势均力敌的交谈者”,她还这样再现了茨维塔耶娃母女捷克流亡时期的“日常生活”:“她们母女俩的日常作息时间是铁定不变、雷打不动的。

阿莉娅跟妈妈一样,很早就起床,她知道,她该做什么事。母亲做早饭的时候,阿莉娅要收拾房间,拿‘房东的扫帚’扫院子,打水,取牛奶。吃完早饭,她要刷锅洗碗。做午饭之前一段时间,母亲坐下来写作。‘我也写自己的日记,哪怕只写几行也好……’母亲打开她的‘捷克’草稿本,阿莉娅翻开属于她的日记本。”

想当年,在革命后饥寒交迫的莫斯科,母女俩就曾身披毛毯坐在屋里“写作”,茨维塔耶娃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精神生活有进展,我写诗,写剧本。阿莉娅写她的笔记。”

巴里蒙特因此感叹说:“这母女俩,更像是两姐妹,生就的诗人心灵,力图摆脱平庸的现实,在幻想之中自有生活。”写作,成了茨维塔耶娃母女在艰难时世的主要生活内容,也是她俩最佳的精神交流方式。

正是就这一意义而言,阿里阿德娜在回忆录中写道:“是的,我是妈妈的心灵之子,是她精神的寄托,当爸爸不在家的岁月,我代替了谢廖沙(即阿里阿德娜的父亲。——引者按),是她真正的支柱。在各种各样的天分当中,我被赋予了最为罕见的一种,妈妈需要什么样的爱,我就能用那样的方式爱她。我从一出生就知道应该懂得的那些知识,不用教,光凭听,就知道草怎么样生长,星星怎样在夜空中成熟,能猜出妈妈的痛苦以及最初的源泉。”(《搬上阁楼》)

可以说,女儿阿里阿德娜就是母亲茨维塔耶娃的某种自我投射或自我复制,是茨维塔耶娃创作出的又一部艺术作品。茨维塔耶娃当初教女儿识字背诗,让女儿写诗记日记,或许未必一准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将女儿培养成一位大诗人,但她无疑是在千方百计地让女儿成为一个懂诗、爱诗的人,更有可能的是,茨维塔耶娃完全是在凭借她诗人的本能教育孩子,塑造女儿,把自己强大的诗人情感和艺术个性投射给阿里阿德娜,从而让女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茨维塔耶娃二世”,茨维塔耶娃诗歌精神的继承人。

阿里阿德娜在捷克上寄宿学校时所写的一篇作文曾令校长万分感动,校长一把抱起她来,大声喊道:“我不知道妈妈写得怎么样,女儿——简直就是普希金!”(《搬上阁楼》)

茨维塔耶娃把女儿塑造成一首诗,塑造成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即对文学和文化拥有挚爱和忠诚的人。

阿里阿德娜成人后,也曾一度想摆脱母亲的巨大阴影,这其中既有同样具有天赋的名人之后往往会有的那种难以充分显露自我的无形压力,也有茨维塔耶娃强大个性给始终任劳任怨的女儿造成的束缚,阿里阿德娜当初不顾母亲反对毅然返回苏联,其中一定有着谋求自己物质和精神独立的内在心理动机。但在集中营里度过十几年岁月而终获得真正的自由之后,女儿却把自己的所有时光和精力都献给了母亲和母亲的诗歌。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在阿里阿德娜返回苏联之前的25年间始终在不懈地按照她自己的方式塑造诗意、诗性的阿里阿德娜,那么,在1955年获释后直到去世的1975年,阿里阿德娜却始终在顽强不屈地为复活她的诗人母亲而奋斗。

她广泛搜集母亲留下的一切文字以及与母亲相关的所有资料,她与母亲生前的友人通信,撰写关于母亲的回忆录,编辑母亲的作品集,为出版母亲的作品四处奔波,《女儿的回忆》一书的序者在谈到阿里阿德娜时公正地指出:“实际上,她是向苏联读者介绍茨维塔耶娃诗歌的第一人。”(第34页)

正是由于女儿的努力,母亲的诗歌遗产得以重见天日。通过对诗人母亲的捍卫和宣传,阿里阿德娜·艾伏隆这位诗人的女儿也对包括茨维塔耶娃创作在内的整个白银时代诗歌的复兴做出了自己宝贵的贡献。

茨维塔耶娃称阿里阿德娜为她“最好的诗”,阿里阿德娜则在回忆录中写道:“玛丽娜不写诗的时候,年幼的我会说:‘诗累了。’”(《帕斯捷尔纳克》)这对诗人母女,作为诗的“化身”的母女,在因为诗歌而遭受的厄运和磨难中相依为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相互塑造,最终构成了20世纪俄语诗史中一座不朽的双人纪念碑。

《新京报》,2015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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