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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官记

2018-10-30 09:02 来源:东方出版社 作者:张宏杰 阅读

鲁迅(前排左一)与蒋抑卮夫妇(中)、许寿裳(前排右一)及医护人员合影

 

1909年初 摄于日本东京。鲁迅(前排左一)与蒋抑卮夫妇(中)、许寿裳(前排右一)及医护人员合影。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鲁迅是二十五岁(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幻灯片事件受到刺激,弃医从文,投入文学事业,发愿要用文学唤醒国人。

而事实上,鲁迅直到三十七岁(1918年),才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

那么,三十七岁以前的鲁迅主要在做什么呢?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做“官”。

辛亥革命是“海归”们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一个关键契机。从日本回国后,鲁迅本来只是师范学校的一个普通化学老师,绍兴一“光复”,他马上被委任为“浙江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

然而上任不过两个月,1912年初,一个更好的机会来了。他的朋友许寿裳从南京给鲁迅来了封信,说他已经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教育部长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请他到南京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

鲁迅毫不犹豫地辞了职,前往南京。

青年鲁迅 约摄于1912年

青年鲁迅 约摄于1912年

1925年,鲁迅回顾当年从政的心情写道: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却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从地方奔赴首都的鲁迅,怀抱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志向。绍兴人天生有从政基因,何况周家本是官宦世家。乡人也都认为鲁迅从此要“阔”了。数年后鲁迅回乡接母亲时,邻居“豆腐西施”就对他说:“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可见此次鲁迅出仕,亲戚邻里们都认为是周家中兴的开始。

民元初创的教育部,机构相当精简,一共三个司:“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每个司下面有两个到三个科,全体人员不过73名。

刚到南京,鲁迅的职务是“普通教育科科员”。数月后,国民政府北迁,鲁迅也随之北上,半年之后即获升迁:官阶被定为“佥事”,实职则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鲁迅的官位,如果从品级看,相当于清代的从四品,也就是现在的副司局级。从职务来看,相当于今天的处长。因此晋升之后的鲁迅在教育部是正儿八经的中层领导,在部中日常事务有人负责给他跑腿。鲁迅认为这个官还是比较“大”的。后来1926年7月的一天,已经久不到部的鲁迅到部里办事。“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鲁迅因此感慨道,“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进入仕途后,先是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时外放做了几年江西金溪县知县,后来回京任从七品内阁中书。综而较之,与鲁迅的这个官位大体相当。

后来鲁迅在与陈西滢等打笔仗的时候,因为陈氏讽刺他是“区区佥事”,鲁迅回击说:

据我想,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钻谋补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

从这些叙述可见,鲁迅对这一职务是相当看重的。

那么,鲁迅这个“较大”的“官”,都主管什么呢?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管辖以下内容:

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

关于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

关于美术馆、美术展览会事项;

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

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

关于通俗教育及讲演会事项;

关于诵俗图书馆及巡行文章事项。

管辖范围颇广。1920年以前,鲁迅对他的工作是相当尽职和努力的。作为民国创始阶段一个中级官员,鲁迅在这个崭新国家的文化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最初都是由他参与首创的。

国家图书馆的设立与管理是鲁迅的职责范围。“社会教育司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筹办一个京师图书馆。”为了筹办京师图书馆总馆和通俗图书馆,鲁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在日记中多有反映。

鲁迅也参与了历史博物馆的筹建。1912年6月25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是为了察看国子监是否适合设立历史博物馆。中华民国的国歌审定也是鲁迅的工作内容。中华民国的国徽更是由鲁迅直接设计的。

此外,鲁迅还受蔡元培所托为北大设计校徽。这一校徽一直沿用至今。

注音字母方案也是鲁迅参与制定的。1913年2月,鲁迅参加“读音统一会”,因为与会人员达不成统一意见,鲁迅作为会议主办方工作人员,努力居间调停,促成了解决方案。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仅仅把公务员工作当作一个饭碗,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在公务员生涯早期,鲁迅这个“官”,做得是很认真的。

袁氏称帝后的洪宪元年二月,鲁迅又得“进第三级俸”的物质奖励。

后来他这样总结自己:

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

鲁迅的勤勉和尽职,背后有两个动力。

第一个是晋升。刚刚进入公务员体系半年,鲁迅就成为中级官员。下一步如果晋升,就会成为司长,数年乃至十数年后成为次长乃至总长,并非不可想象。

不过,鲁迅的仕途虽然起点较高,但是却后劲不足。1915年之后,鲁迅在仕途上就陷入停滞,“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却一直没有再能升官。这一走势与祖父也非常相似。

和祖父一样,鲁迅固然精细、勤勉,愿意尽职,但是他性格中的偏激和苛刻导致他无法很好地处理与上级和同僚的关系。

周建人说:

鲁迅……不大喜欢祖父,然而他的性情,有些地方,还是很像祖父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祖父曾经做官,但……他却常常顶撞上司,与衙役争斗很厉害的。……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时亦与上司争意见,与章士钊就闹得很凶。

鲁迅对“高等做官教科书”不是读不懂,而是做不到。他表面上言语不多,内心中却相当倨傲,几乎所有上司都不入他的法眼。他有时甚至还会犯官场之大忌,顶撞上司。

他与大部分同事的关系也并不算好。他对部中同事大都有些看不起,认为他们观念落后,不学无术。

相似的个性,导致祖孙两人的公务员生涯走势大致同步。鲁迅和祖父一样,整整做了十四年京官,到离职那一天,级别仍然是一个“处级”,没有得到任何升迁。

虽然得不到升迁,鲁迅仍然愿意继续在部中效力,因为这里还有第二个吸引他的因素,那就是丰厚的薪水。

1912年8月,鲁迅成为五等佥事后,月工资定为240元。1914年8月,鲁迅从五等晋升为四等,工资也由240元上涨为280元,与当时的大学一级教授的薪俸相同。1921年,鲁迅又获得了佥事的最高薪俸360元之“年功加俸”。

这样的薪俸购买力如何呢?陈志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中说:“北京1911年至1920年大米每斤3分钱,猪肉每斤1角至1角1分……植物油每斤7分钱。”当时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口之家,每个月的伙食费是12元。鲁迅所雇的女佣,每月工资是2元至3元。因此鲁迅的收入是普通市民的数十甚至上百倍,堪称巨款。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高的收入,1919年,鲁迅、周作人兄弟才能以自己近3000银元的积蓄,加上卖掉绍兴故宅所得的1000余银元,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湾一套四合院。八道湾11号是北京典型的“三进”大型四合院。这在当时已是颇为阔气的住宅,今天更是价值起码过亿。

也正是有了这笔薪俸,鲁迅在北京才能过上比较优裕的生活。他在北京时期,嗜好下馆子、看戏、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这都是有钱有闲阶级才能做的事。他平时上下班常坐黄包车。钱稻孙回忆有一段时间鲁迅曾“包了一个铁轮的洋车,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车,包的时间不长。不包车时,也总是雇车,走路的时候很少。因为当时道路很不好走。……教育部门口车有的是,雇车好雇”。

因此,1913年底,教育部宣布要裁员,并且说佥事、主事要裁去一半时,部中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鲁迅也非常提心吊胆。好在最终鲁迅的职务没有受到影响。

1913年12月25日鲁迅日记:

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部令减去佥事、主事几半,相识者大抵未动,惟无齐寿山,下午闻改为视学云。

26日日记:

晚又有部令,予与协和、稻孙均仍旧职,齐寿山为视学,而胡孟乐则竟免官。庄生所谓不胥时而落者,是矣。

鲁迅自己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但是对于那些落职的同事颇感同情,因为他深知这个饭碗的重要性。

1920年起,也就是从政八年之后,鲁迅对公务员生涯终于开始感觉厌倦。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迟迟得不到升迁,而且也已经明白自己不太可能升迁了,因此生活重心已经从恪尽官守转向文学创作;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从1920年起,由于政局动荡,教育部开始欠薪,经常几个月不开支。

因此他在教育部工作的两大动力至此都已经近乎熄火。

民以食为天,欠薪直接影响到鲁迅的日常生活。此时他肩负着包括母亲和两个弟弟在内的整个大家庭的养家重任,不得不另想他法。1920年8月,他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每周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18元。从那之后,他又陆续接受高等师范学校、世界语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甚至黎明高中等校的邀请,频繁奔波于各处,靠积少成多的讲课费来维持高水准的生活。

这其实也是教育部很多同事的共同选择。鲁迅后来曾向郁达夫描述他亦官亦教的生活道:“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又非得扮官不可。”

在大学兼职讲课的时候,鲁迅开始经常公开讽刺官员的做派。

夏丏尊1937年说:

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门头已常听到。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这种半官半学的生活持续了五年多。到了1925年,有几个因素促使鲁迅决定告别公务员生涯。一个是这一年,一名叫许广平的女学生闯入了他的生活。由于他的结发妻子和老母亲都生活在北京,这一著名的师生恋在当时并不为主流舆论所接受,要想继续这份感情,他需要离开北京。

另一个是正好在这一年,因为文学创作已经文名大著的鲁迅经好友林语堂介绍,收到当时创办不久的厦门大学抛出的橄榄枝。厦门大学邀请他担任研究教授,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月薪400元。

因此1925年底,鲁迅决定离开北京。作为告别官场的第一步,鲁迅开始积极讨薪。

1926年7月21日,鲁迅公开发表《记“发薪”》一文,将政府内幕公布于众,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9240银元。然而这一曝光行动没有什么效果,据钱稻孙回忆,教育部所欠的薪金后来都没有还清,只用一张八行书写了张欠条就算完事了。

1926年8月26日,鲁迅在收到厦门大学提供的差旅费100元和月薪400元后离开北京,结束了十多年的公务员生活。

本文摘自张宏杰《历史的局外人》一书,原标题《鲁迅的公务员生涯》。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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