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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嵇康集》

2018-01-12 09:0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近几年国学逐渐地有些发起热来,在这个热流中,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发出的貌似国学的热浪实在不可太小觑。虽然那些教授们所治所讲的其实谈不上什么国学,但是他们对于推动大众对国学的热爱、从而去阅读去研究,那作用是不能否定的。尽管国学的发荣滋长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在里面。

伴着这个热,再加上热心的人们的倡议与组织,举办一些大众化的活动是很自然的事儿。比如通过网络投票选举国学大师即是一例。在那次选举中,鲁迅先生榜上有名,这本身即体现了大众的认可。跟干任何事情一样,不同的声音总是会有的。其实早在15年前的1992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就出版了一套《国学大师丛书》,第一辑第三种就是《鲁迅评传》。国为它是第一部专题谈论鲁迅的国学成就的专著,从今天来看,就不免有些不完不备,稍微浅些,但是由此可见,把鲁迅视作国学大师不是现在人的突发异想的创举,而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了。

鲁迅在国学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功勋也是卓著的,虽然鲁迅反对青年读中国书,但是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政治气候来看,一点儿也不是怪论。在写小说方面,鲁迅以他的短篇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局面,是一个成绩斐然的小说家。在杂文写作方面,鲁迅不但首先运用了这一文体,并且在他手中又使这种文体创作达到一个巅峰,这不但可以见出他是一个伟大的文体家,其中还彰显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民主斗士的品格。他的散文、散文诗、旧体诗也非常可观,自成一家。而在校勘整理古籍方面,他却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衣钵,纯然一个严谨的老儒。

这当然首先得益于他所受的良好的传统教育,使得他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一个整体的接触与认识,也使他对于文言文写作有一个很好的把握。鲁迅早年的译著都是文言文。新文化运动以后,他虽然与甲寅派顽固地使用古文写作者进行斗争,但是他也不时地使用文言,例如那许多旧体诗、《姿淑的信序》以及他在校勘辑录各种古籍时所写的序跋等。

其次是鲁迅对于辑录和校勘古籍几乎有着一种天然地爱好,他自小就喜欢抄书,从日本留学回来后,直到在教育部任职的初期,他把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辑录校勘古籍上。这自然跟他当时的心境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这对他后来校勘《嵇康集》是有益训练。

鲁迅还曾师从古文学大师章太炎,学过一个时期的古文字学。虽然鲁迅后来说他已经把所学的东西忘了、全部还给了先生等等,并且后来还跟章太炎失去了直接联系,但是其实章太炎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刻的。抛去早期译著中的爱用怪字不说,鲁迅的情系魏晋,就跟章太炎很有关系,如吴俊先生所说:“鲁迅之追踪魏晋,始于章太炎的引导和影响,而归于‘非汤武而薄周孔’、‘师心以遣论,使气以命诗’的嵇康和阮籍。其中,既有时势、环境的激发,更有古今心灵的相通、相合的激动,非徒单纯或肤浅的崇古之情也。……正是在嵇康的诗文中,鲁迅才顿有知音、知己和大获吾心之感动,使他长达十几年并历十数校而浸淫于这位命运艰厄、心灵卓绝的古代贤哲的精神世界中。这真是雅琴独奏,古今同调,冥思幽人,寄心知己之谓了。所以我觉得,鲁迅之师事于太炎先生,并因此而追踪嵇康,仿佛是由于一种生命的神秘机缘。由于这种生命的机缘而激发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氛围,以后便于便逐渐弥漫、充塞于鲁迅的心灵空间,直到鲁迅生命的消失。”

除此之外,鲁迅的喜读嵇康并且二十余年持之以恒地校勘《嵇康集》,我觉得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因素。鲁迅是素来重视乡谊乡情和乡邦文献的,他的许多老朋友,包括同学、荐拔他的人和他奖掖的人都是绍兴人。鲁迅还曾花费很多精力辑录古代有关会稽史地的佚文,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他的诸多短篇小说的背景也都是绍兴。嵇康虽然已经称不上是绍兴了,但是据史传说,嵇康祖籍会稽,其先人因避仇而迁于谯之嵇山下,因变姓为嵇氏。鲁迅大约多少会认为嵇康骨子里流着会稽的血而有些认同感吧。

《嵇康集》历来散佚颇多,久已非其原本。因为还有残本流传,并且不少佚文被收入各种总集、类书,因此后人多有辑录成书的,但是除了不全不备、各有乖舛之外,有的本子还多有臆改,尽失原来面目。鉴于此,鲁迅认为应该有一个更为接近原来面目的稍为完善的本子,就开始了他的辑录校勘工作。

1913年10月1日的《日记》记载:“借《嵇康集》一册,是明吴匏庵丛书堂写本。”吴匏庵,即吴宽,是明代学者和藏书家,他的丛书堂抄校本是流传下来的《嵇康集》各种版本中较有名的一种。鲁迅于是迅速动手抄了一部,抄的过程中即参校了一些本子和《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类书。10月15日,“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到10月20日,历时20天完成了第一次抄校。这一天晚上,鲁迅写下一篇跋语:

“右《嵇康集》十卷,从明吴宽丛书堂钞本写出,原钞颇多讹敚,经二三旧校,已可籀读。校者一用墨笔,补阙及改字最多。然删易任心,每每涂去佳字。旧跋谓出吴匏庵手,殆不然矣。二以朱校,一校新,颇谨慎不苟。第所是正,反据俗本。今于原字较佳及义得两通者,仍依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从校人,可惋惜也。细审此本,似与黄省曾所刻同出一祖。惟黄刻帅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胜之。然经朱墨校后,则又渐近黄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遗佳字尚复不少。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树人灯下记。”

这跋语不但说明了其所据旧钞校本的基本情况和自己的校勘凡例,也说明了吴钞本与黄刻本的关系。“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一句带过无数甘苦。但作者并没有满足,没有止步不前,这仅仅是个开头。

1915年7月5日和7月15日,鲁迅分别收到蒋抑卮寄来的黄省曾刻本的抄本和另一明刻《嵇中散集》一卷。7月15日《日记》:“下午得蒋抑卮信并明刻《嵇中散集》一卷,由蒋孟蘋令人持来,便校一过。”并在校本上写了一段儿题跋性文字。蒋抑卮是鲁迅的好朋友、同学,曾经出资助刊过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现在又两次替鲁迅搜集《嵇康集》的不同本子。

1916年2月,鲁迅又用程荣刻本与黄省曾刻本的抄本对校一过。1921年3月2日至8日,用“明闽漳张燮绍和纂第六卷本”与黄刻本抄本校勘一过。3月20日,又以赵味沧校本与其所抄的吴宽丛书堂本相校一过。1922年2月16日至17日,又以石印南星精舍本与汪士贤本对勘一过。1922年8月用张溥《百三家集》本校黄刻本一过。1924年6月,又用四部丛刊影印南星精舍本与吴宽丛书堂本校勘一过。在这次校勘过程中,又参校了黄本、汪本、程本、张溥本、张燮本,还参考了其它资料。这一工作大概于6月11日结束,这一天他写了一篇《序》,综合评定了各版本的优劣得失,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与分卷情况。《嵇康集》的校勘工作可以说大体搞定。

之后的几年,鲁迅辗转于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没有再继续他的《嵇康集》的校勘工作。1931年,鲁迅有将《嵇康集》出版的计划,于是年11月,又用涵芬楼影印宋本《六臣注文选》校对了一遍。这一校遂成为《嵇康集》鲁迅辑校本的定本。1935年9月17日,鲁迅收到台静农所寄的戴荔生校本的过录本,经过与他的辑校本比勘之后,20日给台静农写了回信:

“此书佳处,在旧钞;旧校却劣,往往据刻本抹杀旧钞,而不知刻本实误。戴君今校,亦常为旧校所蔽,弃原钞佳字不录,然则我的校本,固仍当校印耳。”

这以后,《嵇康集》似乎就从鲁迅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一定没有从鲁迅的心灵深处消失,正如赵英先生所说:

“鲁迅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陆续校勘《嵇康集》长达二十三年,校勘十余次,抄本三种,亲笔校勘本五种,另有《嵇康集》校文十二页,即以《全三国文》摘出的佳字。还有《嵇康集考》、《嵇中散集考》、《嵇康集逸文》等手稿。在鲁迅整理的众多古籍中,《嵇康集》可算校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花费尽力最大的一种。然而鲁迅生前却未能亲手将它奉献于世,最终赍志而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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