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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偏爱的女版画家:珂勒惠支

2014-08-21 09:28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张闳 阅读

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牺牲》(《战争》组画)

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牺牲》(《战争》组画)

  20世纪以来,现代西洋版画开始进入中国。尤其是因为一代文豪鲁迅的大力推介,木刻(版画)受到了一大批青年艺术家的热爱。1931年,鲁迅等人在上海开办“木刻讲习所”,介绍并出版了包括丢勒、珂勒惠支、麦绥莱勒、蕗谷虹儿、比亚兹莱,以及一些苏俄版画家等在内的西方版画艺术,为青年版画艺术家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样本。其中,凯绥·珂勒惠支—这个名字,始终屹立在中国新兴版画的开端。对于中国版画家而言,她就是版画界的拉斐尔和伦勃朗,是凡·高和毕加索。

  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爱是珂勒惠支的版画的基本主题,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然而,用锋利的刻刀和黑白两色来表达爱的主题,这却是一桩艰难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况且,珂勒惠支刻刀下的线条常常是那样的直接、明快和犀利。一般来看,爱总是柔和的和绚烂多姿的,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代,爱更容易被理解为甜腻和花哨的乐趣。然而,珂勒惠支艺术中的爱的主题是那样的浓厚和惊心动魄。

  对于珂勒惠支来说,她的爱却总是与苦难和牺牲联系在一起。很显然,这与她所处的那个充满贫困、饥饿、战乱和死亡的时代有关,不仅如此,也与她的个人际遇有关。她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及战争期间的困苦和混乱,而且,她那很年轻的大儿子就战死在战场上。

  当然,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艺术,但伟大的艺术常常跟这些人类苦难相关。苦难造就了珂勒惠支的艺术,富于它们震撼人心的表达力。如在《面包!》一幅中,几个饥饿的孩子,目光中充满了恳求和渴望,而一无所有的母亲却只能背向孩子们,她那高耸的肩背,僵硬而又扭曲,透露出深深的绝望和痛苦。鲁迅在论到珂勒惠支的版画时,写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另一方面,珂勒惠支又不只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苦难宣示。在她的作品中,苦难被赋予特别的精神深度。在她作品中,生命的痛苦被引向了深刻的爱,成为苦难救赎的寓言。而其通向爱的途径,则是牺牲。有一幅就直接命名为《牺牲》(《战争》组画)。一个身体有些衰颓但仍坚韧的母亲,伸出瘦削的双臂,托护着一个柔弱的婴儿,仿佛是从母亲的肢体里生长出来的一部分。在大面积的黑白色块的比较中,强与弱、柔软与坚硬、奉献与不忍、爱与牺牲,诸般对立的状态和情绪交织在一起,显示出人的精神世界剧烈震荡的情感冲突和悲悯的宗教情怀。

  凯绥·珂勒惠支进入中国艺术家的视野,算是恰逢其时。1930年代,当鲁迅将珂勒惠支的作品介绍进来时,正是民族经历巨大灾难的前夜。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艺术家的命运与生死存亡和国族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新兴木刻在工具和传播手段方面的优势立即显示出来了。复制性和形制规格较小,这本是木刻艺术的局限所在,但在战争年代,这恰恰成了一种传播上的优势。油画、国画、宣传画等艺术形式虽也可以用于抗战宣传,但单幅绘画传播面有限,印刷传播虽可大量复制,但需要印刷所专门制版印刷,周期长。一把刀,一块板,一瓶墨,几张纸,这些就可以构成一个小型的印刷所。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木刻艺术不仅成本低,而且传播迅捷。

  木刻的表现力也与战争环境相适应。珂勒惠支的那种表现苦难和力量的刀法,很容易引起中国艺术家的共鸣。在战争状态下,公众更需要的是对意志的激发和鼓励,对于力量的赞美,政治和道德立场也相对简单和明晰。

  追求“力感”和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的美学,是在特别环境中珂勒惠支对中国版画家最重要的启示。但这种启示却是片面的。许多人能够有效地习得珂勒惠支式的充满“力感”的刀法和黑白分明的价值立场,但始终无法传承珂勒惠支的那种(尤其是在铜版画和石版画上表现得较为充分的)细腻、柔软的母性,哀伤、忧郁的情怀和深邃、广博而又无私的悲悯与慈爱。久而久之,就难免陷于情感和艺术上的双重粗糙和简陋。

  现在,珂勒惠支再一次来到中国。有了较长的时间距离,我们应该有机会重新打量这位伟大的艺术家,领受来自她的艺术世界的更为丰盛的馈赠。

  (作者系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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