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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告别学术江湖

2013-01-25 11:22 来源:石剑峰 阅读

邓正来与周国平

  图为邓正来与周国平。邓正来入院后,好友周国平从北京赶到上海,在医院陪了他5天

  2013年1月24日上午6时50分,学者邓正来因胃癌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逝世,享年56岁。邓正来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3年1月30日上午10时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

  谁能想到当年在北京“北漂”住地下室做学问的邓正来,20多年后,在复旦大学光华楼28楼主管着一个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机构。邓正来的学术生涯,体制外打拼18年,进入学院整10年,无论体制内外,不变的是他的学术豪情。除了他的翻译和研究,他在学术江湖上把各路英杰招揽过来,坐在一起讨论、争论。从1990年代以来,他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非常重要的组织者,直到去世前,他还在策划一个大型学术论坛,计划在今年把一群经济学家召集到复旦大学,就中国经济问题做系列讲座。

  学术从翻译起步

  2008年6月,邓正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报到,他即将出任新组建的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早报记者在邓正来还未装修好的公寓里采访了他。当时,他在中国学术界成名已久,但长期在北方工作的他,对上海学术圈并不熟悉。而实际上他却是个上海人,1956年出生在上海,儿时随父母前往四川支援三线建设。用他当时的话说,2008年来到复旦大学工作,“也算是叶落归根,但我现在对上海非常陌生,一个人出去都怕丢了。”

  1978年,高考制度刚刚恢复,邓正来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考取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研究生。 1985年,研究生没有毕业,邓正来便决定离开体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从此他开始没有“户口”的学术生涯,没有收入、没有住房,背着装满书的包睡过同学办公室和地铁,那时他的收入就是靠稿费和在外语学习班教外语。邓正来的学术起步是翻译,他把自己的学术翻译工作称之为“研究型翻译”,“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阅读经典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努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些著作当中,这些大师的思想当中,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提出问题的假设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结论解答的过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大师在文字背后最基本的、对知识的那种热爱。” 1987年,他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接着翻译了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著名的宪政学家亨金所写的《民主、宪政、对外事务》、著名政治学家米勒的《市场社会主义》。他在1990年代翻译的哈耶克作品,现在成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无法绕开的作品。尽管有人不无鄙夷地称他为“邓高翻”,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学术翻译工作的一种肯定,而这些翻译作品持续影响着现在的中国学术界。

  办刊办读书会聚拢学者

  从1990年代开始,还在“北漂”的邓正来,开始围绕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这个问题展开研究。邓正来认为,无论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还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关键之所在,在于它们必须是出自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自觉,它们必须是我们和你们、学者们共同建构的。它不能来自于任何上层和外部的因素。”基于这个认识,邓正来在1992年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为了倡导严肃学术批评,创办并主编了《中国书评》。这两份刊物掀起了市民社会讨论的运动和中国学术规范化、本土化的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和作者群当中,有着当代中国80%以上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

  香港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郑戈要比邓正来小一辈,1993年他还在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在梁治平教授主持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遇到了邓正来。“当时梁老师每周末都会在北大或社科院组织各种讨论会,他是中心里很活跃的一位年轻学者,几乎每次讨论他都会来。跟其他与会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和苏力两个人言语非常锋利,在讨论时经常做一些批判性的评价,也因此得罪了不少知识分子。”

  这个在法学界影响很大的中心一直办到了1996年,那个时候的邓正来在北京是没有户口的人,租在北京郊外六郎庄一栋农民房里,就是在那里,郑戈回忆说,“他把我们召集起来办读书会,主要读一些法律社会学的书。从‘中心’到读书小组,这段时期的邓正来还办了两个重要学术刊物《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当年也是梁治平“法律文化研究中心”、邓正来的读书会的积极分子,那个时候他还在北京读博士,“在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上,大家都进行着一种席明纳式讨论研究方式,那个时候还是很新鲜的学术平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非常密切。到了他办的读书会,那又是另外一种新鲜学术讨论方式。”

  无论是“法律文化研究中心”,还是邓正来的读书会,尽管不处于学院内,甚至没有一个博士头衔,但他已经显示了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建立了广泛的学术网。

  跨界的法学学者

  在组织学术活动同时,1992年他撰写了《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一文,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进行了研究,对此前以国家为本位的各种分析框架进行批判,由此建构出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么一个分析框架。1994年,在创办《中国书评》的时候,他提出了学术规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理论。邓正来强调知识生产领域同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必须明确地区分开来。他说:“知识生产必须根据它自身的逻辑,而不能采用经济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和日常生活的逻辑。”

  从1995年起,邓正来一直在对休谟到哈耶克这么一个自由主义脉络进行清理和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邓正来翻译了大概220万字哈耶克的著作,撰写了大概60万字的论文,发表了《国家与社会》、《研究与反思》、《自由与秩序》以及《规则·秩序·无知》几本论著。学术界在回顾1990年代社会科学三大运动,即1990年代早期的市民社会运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19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运动时,都认为邓正来是肇始先驱。

  所以邓正来自己也承认,“我自己的学术道路,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本人确实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确确实实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是我们所高兴的事。”

  所以很难用学科标签给邓正来归类,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对很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有研究。北大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说:“学科的划分有专业的必要,但对问题的研究,不一定要有严格的学科界限。邓正来的背景是国际法研究,但他对社会理论有很大兴趣,包括政治哲学,他始终没有忘记对法学的关注。他对法学的关注主要在法哲学和法理学,早期翻译了很多这方面的西方著作,后来还写了《中国法学往何处去》等文章,他这些年的研究依然在法理学和法哲学方面。但他的研究和视角又不局限在法学这个领域,是更宽泛意义上的法学。” 郑戈也认为,邓正来这个学者是不能用传统学科来划分和约束的,“他是一种类似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家,而不是某个学科的专家。他在研究时,不会局限于既有的学术概念框架,放弃已有的学术模式成本很高,但他不会考虑这些。所以他是一个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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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25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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