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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诗歌翻译家董继平素描

2012-09-30 00:0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波佩 阅读

  我从未尝试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个季节,把一个人的真实影像用一种毫发不剩的方法,聚拢到人们的面前——而如果能观察或发现他的一部分,并把这仅有的部分指给大家,说,这才是他的全部!那将是我的荣幸。就像眼下的节气,如果我不简要说出“三月”,如果我说出它的全部,往往并不能领会这究竟是个什么季节,因为虚幻的生气尤其是不完整和不真实的(你难保在其他季节里人们不会产生同样的错觉);那时间,有人开始忘记往事,不打开窗子而说亮话,得意之情油然而生。他们搬弄季节的是非,他们公开宣布热爱春天,有一些是虚妄的、固执的、表面湿润的、内心焦灼的,他们把看似好心情的混乱情绪带给所剩不多的阅读者(就像避开细节、个案和特质谈论庸俗的春天),让人从人为的、见惯不惊的“春天”的肤浅里读出深意来,这部分人大抵就成为了诗人。

  那时我看见了另外一个人,洋洋自得的、具体的季节开始抛弃他,这使他有了一个亲近更为广博的世界和四季的机会。他放弃了获得某一个季节亲睐的直接机会,在遥远的、过往的异域文字里寻找适合自己的气味——有些暧昧——不是单纯的暧昧,是复杂的潮汐、气候和各种人影与脚步,奇怪的是他有勇气放弃自身由来已久的气味,而去找寻适合自己的气味——谁知道呢,一些由ABC聚拢的气味会使这样一个人用去二十年的光阴,在这些由分秒组成的光阴里,他发现了具体的,而不是虚拟的诗歌。

  怎么看他也不像人们传说和认识的董继平。

  陌生人的事业

  把全部的生平让给履历表去填写罢。我要说的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陌生人。

  他如果开始想起往事,履历就暂停了。排除掉一个人是自己的陌生人的意思,现实中的董继平,是大多数人的陌生人。人们要公布他,也是基于这一点。

  八十年代,瑰丽的诗歌现实抛弃了他,其实是混乱的现实,我猜想一个本性并非沉静的年轻人真的有否如此的意思,他获得了抛弃,就获得了站在远处观察中国诗歌的绝好机会。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呼唤它们的觉悟,带动他们的观察。首先,他想到了自己——这也是我的猜想——就像一个老中医在自己的胳膊上扎下试验的针头。

  一个陌生人有了陌生的武器,我猜想,早先的他一定是圜于把自己的创作从某个局限中开拓出来的意思,这样,就避免了人们在此时通常会犯下的一个错误——以为一个人的高尚是从开始就会有的产物。因此,我可以在幻想的履历表上为一个人的最初写下同样真实的经历:小学生。

  如今,诗歌也成为了陌生的事物,有些微妙,如果一个人有现实的一面,也不微妙。那么,董继平的工作和为此付出的努力尤其陌生了。一个诗歌翻译家的日常生活不是人们陌生的理由,他们没有更多的理由,你知道这个道理。

  事实上,他在为一些陌生的人做一些陌生的事。中国新诗大抵已经或正在成为本国民族性格中的一部分,排除掉“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你真的被世界接纳了么?没有比较,姑且妄言,但是心底是知道新诗之“泊来”的由来的,知道新诗在发展,知道新旧两种诗体毕竟大不一样。你的情怀、语感、文化,那不由说是自己的,但是样式、方法和技术呢,那么真正的独创呢,它们应当怎样获得,尤其是,诗性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呢?

  比较,当是比较才有认真的鉴别,才有新诗的改良,才有世界性的提升,才有融入整个人类先进文化的可能。最为直接和现实的一点是,让别国文化了解和接受,让他们的同时进来。诗歌,再不封建。

  董继平的陌生还在于中途遗弃了自己的心爱——他停止了写作具体的诗歌。翻译起先的目的,大抵是供自己更好地用母语的感觉进行阅读;他不高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为了中国新诗发展投身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但是,后来的事实改变了初衷,影响在年轻一代诗人中产生了。人们熟悉的是董继平翻译诗歌,而并不是诗人董继平。因此,董继平一直并还将是人们继续陌生下去的对象;这下他的损失够大——世界上从此没有了“董继平诗歌”,而只会在这几个汉字中间加上“翻译”二字。

  路上的痴情者

  一种陌生的事业,必定有陌生的痴人去做,而痴人竟是那么的少。董继平是这样一个痴人,少见的痴人。正如我见到的情形。那时人很多,他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周遭里偶有沉默的凳子供他来坐。他逢人就把刀削的脸露给人家,然后侧身掩藏,身旁的公文包装不下一部国际32开本企鹅版的英语诗集,于是就露出一角来,我知道扉页上有一行简单的题赠“Foy my friend Dong jiping”。那时间就有人说到他的面孔有些欧化,并由此谈到文学沙龙里经常议论的诗歌话题。他把话题接过来,一串陌生的名字在茶香四溢的楼座里飘散,人们开始哑口、静听,终至合拍;认真的神情,映衬了他们的发现:一个沉默人的健谈使四周安静了。而静听是一个诗歌消费者要去获得消化的一个条件。

  他原本想真的安静下去,就像从每天下午三点开始,直到午夜三点的工作时光。

  那时也有安静的人,他们的安静似乎更彻底——在董继平这里,安静从未真正有过。

  从前,他是一个外在激情的人,奇思幻想从分行文字的间隙淌过,彻夜不眠;而今,他把激情放进了另外一个场合里,那时他并不是独处的一个人,书房里不时有异域的人向他靠近——他为他们而不是为自己激动着。

  这些人写着陌生的字,带来陌生的意象及境界,以诱惑董继平不能自拔。当然,有一些是见过的朋友,想到其中一个人的名字时,董继平会陷入回忆的努力之中。

  1993年,他带着这样的心情赴邀美国依阿华大学交流讲学,那时他多年轻,帕斯、布洛克、哥尔、里索斯、勃莱、特拉克尔……一长串国际诗人的作品经过这样一双手,传遍了整个汉语诗歌版图;与此同时,董继平还在《西西里文学评论》、《巴特逊文学评论》、《国际季刊》和《世界散文诗坛》等国际学术杂志上,主持译介中国当代诗歌,让中国现代诗进入国际视界。由此他获得了世界诗歌交流领域的关注,获得了1991年国际加拿大研究奖,1993年被列入新版《剑桥国际名人录》;直至今日,数十部国外20世纪优秀诗人个人翻译专集已经陆续出版,作为年轻一代的诗歌翻译家,仅如此庞大的数量就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出于人们对诗歌的陌生,他依然还是一个陌生人。有时,人们在阅读董继平翻译诗歌的时候,也能够感觉他的存在,那是一种细腻的存在——如果一个读者有起码的细腻,那他就会明白个中的道理:一个人直接阅读外国诗歌,与通过董继平翻译阅读到的诗歌,是不一样的心情。在董继平这里,人们获得了舒服,那是转达为阅读者母语语感之后的舒服;并不是说董继平译诗改变了原创作者的“意思”,相反,他通过汉语的方式,让读者感受到不易在原著当中领会到的一个诗人的“特质”部分——他通过汉语这层媒介,让一个世界诗人在中国首先具备了“国际”含义。我相信,这是一个痴情人乐此不疲的一个道理。就像董继平用重庆方言道出的那样:真正大师的作品会“搞倒”一个人。其实,“搞倒”某个读者并不是本意,如果人们愿意去下细理解这句话,那他即刻就会明白另一个道理:外国诗歌经由汉语的通道,让中国当下诗人有了方位感,而一个在创作状态中的诗人往往是迷失的,但是翻译诗歌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坐标点——他模糊地知道,只有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坐标架上,才有继续走下去的前提和勇气。

  然而道路也是陌生的。尤其是,有一大批的前辈翻译者在道路上印下了“规则”。这个规则使八十年代的董继平发现了翻译的误会:有人决意把国外诗歌翻成“准抒情”,以应和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语感;后来,又有人刻意把它们翻成“晦涩”的梦话。他们大抵会把这些分行文字当成一件产品说明书,还没有形成原创和译者心律的对等和协调,就动笔尝试。在董继平这里,翻译成为了另一种“固执”的行为:他会用大量的、甚至多于翻译本身的时间,来不断阅读一个用不同语言写作诗歌的诗人作品,有时,这样的境况会给他带来莫言的障碍——那时,放弃成为他解决这些困难的唯一方法。直到后来,反复阅读原创竟成为了董继平翻译诗歌最重要的、也是获取准确的主要途径。

  由此,我看到了董继平的执著和痴情,是执著和痴情使他成为了一个令人陌生的诗歌翻译家。

  两条轨道平行延伸

  按照“惯例”,人们在谈论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出于某种需要,会挑拣他的生活细节以描绘他的日常图景,他们的目的大多是企图找到这个人的某种“精神”,以观察和验证作品的由来。事实上,我也经常这样干,但那时的我并不真正了解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同样,在熟悉的董继平这里,他的生活以及由此带给我的感受也是最初深刻的;但是,作为他的一个诗友,我发现这些已经开始变旧。不能否定,他的生活至少在两条轨道上前行,然而事实上,在所有人那里,谁的道路不是这样。

  有人提议让我写写他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你要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他的内心生活,有时他的“精神”就住在这些生活里。

  毋庸置疑,董继平对诗歌翻译的“固执”(有人喜欢用另一个词“执著”),的确令人感动;但是我要说的是,真正感动我的,不是他的“精神”,而是这样的翻译作品。

  我知道这个小标题会让人产生误会,有人先入为主地判断了我要表达董继平“精神”的目的,事实上,那是一场庸俗的找寻和表达。正如我认为的董继平在翻译的过程中所要完成的目的那样:翻译需要呈现,被翻译的诗歌同样需要呈现,而不是去寻找文本背后的东西。尤其是,一个陌生人的背景。

  弗罗斯特临终前曾抛下一句话:诗歌是唯一不能翻译的文学样式。我说这个的目的是,观察和领会董继平诗歌翻译可以从这里开始,同时也表明了这个小标题的意思,“两条轨道平行延伸”。诗歌翻译不仅是一项陌生的工作,同时也是暧昧的工作——有诸如弗罗斯特一样的前人设置了某种“绝对”的注脚,把这个工作的难度事先摆放了出来——如果人们不去下细分析他的话,就会步入另外的误区。

  这个时候,年轻的董继平站出来说话:“应当是两条轨道的平行延伸”。

  细品董继平译著,并留心观察他对诗歌翻译的言行,我们会发现他严肃而独特的翻译语言,体现了一个翻译家对自身修养的注重。董继平曾说到在他的翻译中的两个原则,其实就是两条轨道的延伸:第一个是忠实于原著,第二个同时也是一个比方——在诗歌的翻译语言中,原作语言与翻译语言好比两条平行前进的轨道,它们既不能脱离,也不能重叠,否则就有脱轨和越位的危险。那时,就有了我们的对话:

  “你是怎样把握这两个原则的呢?”

  “拿到一个外国诗人的作品,我并不是马上就进入翻译,而是会腾出许多时间反复阅读、品味,我得在这些原作中找到通向汉语诗歌语感的感觉。而一首诗的内部语感和深意在我看来是尤其难于把握的。”

  “打个比方,是不是说得像唱歌一样首先定好调子?”

  “是的。为了一首诗的完整传达,起始的定调相当重要,它是一首翻译诗歌的关键。

  “能否有一个更通俗的比喻?”

  “好吧。原作的不能传达译作,就好比烹调师心目中的广味甜点被做成了一份重庆怪味胡豆——虽然,也许有人更喜食怪味的点心,但是作为译者却因违背了原作者的本意而破坏、甚至遮蔽了原作。这就是翻译的误区。”

  由此我有了陈词:从根本上来讲,西方现代诗歌是中国现代诗歌发端和缘起的一个因素,因此,中国诗歌的发展必然不能脱离世界诗歌现场,对异域文学营养的吸取,也依然是中国现代诗歌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董继平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有意识地做着这项工作。他放下自己的创作,译介了大量外国诗歌新成果,数十部外国诗人诗选见证了他的努力。这让我想起了古代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盗火者柏洛美索士,这个人间凡人是一个敢为人先的并不平凡的人,我会把他从天堂盗回的火种,看成是从异域取回的生活经验。而回到诗歌现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诗歌的高下之分,只有相互经验的吸取和融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了否定“平行延伸”之说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通过董继平们在翻译中的“平行延伸”,中国新诗有了比较和参照,在诗歌这门艺术的发展中,中国当下诗人应当、也必然会与世界诗歌平行,交叉,分道,然后看到汇合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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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3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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