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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玫:追求写意知性的人生

2012-09-29 02:29 来源:淑媛ELEGANCE 阅读

  对于赵玫来说,优雅是从青春时代开始就已经迷恋的东西。在这里,天津现代的中西混杂交错的历史给了她不可缺少的滋养,而她生活经验中对于粗俗的反感,对于唯美和浪漫的精神的情有独钟,其实都是优雅品位的展现。

  “THE ONE”这简单的两个单词的组合,却蕴含着人类最终极的榜样的品质—它代表着唯一,不可复制;“THE ONE”代表着杰出,它是巅峰的代名词;“THE ONE”还是领袖,一个时代的引领者。如同HIERSUN·THE ONE克拉美钻是钻石中的极品,而每个时代都有一批如同HIERSUN·THE ONE钻石般发出耀眼光辉的女性,她们有着特立独行的美丽、晶莹璀璨的慈善之心、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开启一个时代的STYLE—每个“THE ONE”女人都有着无可替代的榜样力量,她们的品质组合在一起就叫做高贵完美!

   Every one时代的The one女人

  玩美古今

  女人天生就爱所有美的事物,珠宝的璀璨光芒更是令女人们爱不释手。但除去魅惑人心的光彩外衣,那些真正能够历久弥新的却是一份内在的优良品质,一如钻石的坚固久远,也正像赵玫笔下那些充满智慧的女子们。

  剧本小说是赵玫近期最新的尝试,已经完成了《蝴蝶》,而《阮玲玉》则正在创作中。这两部小说是准备拍成电视剧的,赵玫说:“可能他们是读了我的‘唐宫三部曲’,认为我适合这项工作。胡蝶和阮玲玉都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为她们写传记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如果不是那个偶然的契机,赵玫也许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创作她的各类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1993年的时候,张艺谋为了给巩俐设计一个女皇的角色,请来赵玫、苏童、北村一起写一部关于武则天的电影。赵玫说:“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写历史小说,也许是因为我对女性心理把握的比较多,所以选择了我。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于是欣然接受。”由于在此之前从未涉足过历史题材,她没有把握自己能很好地完成。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她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翻阅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等,以及不同版本的关于武则天的文稿。她发现国内有很多人都曾写过这位女皇,包括郭沫若也创作过相关的话剧,甚至国外也有作家涉猎过这个题材,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全部都是男性,此前从来没有一位女性作家写过“武则天”。这时,赵玫觉得完全可以用现代的方式、从女性的视角来解构武则天。这对她来说是一次挑战。然而她恰恰是对挑战充满兴趣的。只是她没想到,这样一个偶然的契机,让她付出了10年精力。

  张艺谋策划的那部电影仅仅只剩个虚幻的泡影,但赵玫到底写出了她的第一部历史小说《武则天》。10年的时间里,她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对唐宫的浓厚兴趣,使她接下来又顺利地创作了小说《高阳公主》。“那是一个震撼着我的故事,写完这个,出版社对我说,既然这样,不如你再写本《上官婉儿》……于是就有了大家现在看到的‘唐宫三部曲’。”对于赵玫来说,创作历史小说是个既辛苦又令人兴奋的事。“历史只是给了你框架,史料中常常是只用短短几个字便说明一个事件,但你又因此可以展开无限的想像空间。”写作是件很辛苦的工作,创作之前你需要积累足够多的资料,了解那个年代的人,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服饰和文化等等。而在真正下笔时却往往更多地是需要一种灵感,一种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你所收获和感悟的灵感。赵玫说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一度找不到感觉,她专程到洛阳、西安走了一圈。虽然和唐朝已经不同,但是山水和人文地理的景观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洛阳的白马寺还在,西安的法门寺以及盛唐的建筑还在。那年夏天特别热,但是赵玫在走了一圈后,突然发现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脑子里活了,一个即将上演历史大戏的舞台就这么应运而生。

  女人天生就爱所有美的事物,珠宝的璀璨光芒更是令女人们爱不释手。但除去魅惑人心的光彩外衣,那些真正能够历久弥新的却是一份内在的优良品质,一如钻石的坚固久远,也正像赵玫笔下那些充满智慧的女子们。“唐宫三部曲”如一项工程,赵玫完成得很艰难,但是充实快乐,并且为历史小说提供了一种“另类”的范本。后来,三部曲全部被台湾的出版商买走版权。

  我对电脑缺乏热情

  赵玫在新浪有一个自己的博客,但至今为止她只在上面更新过一篇文章。“我只能用笔和纸来写作,面对电脑我缺乏热情,无法畅快表达。”

  赵玫是满族人,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天津。同生长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在最美好的青葱岁月里都遭遇了“文革”。但热爱文学的赵玫并没有轻易地放弃自己。70年代末她重新回到校园学习,参加高考,终于如愿进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赵玫被分配到杂志社当编辑,开始陆续发表一些文学评论。但写短评依旧无法满足她想要抒发情感和表达观点的愿望,于是赵玫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

  有评论说赵玫的小说多具浪漫主义色彩,梦幻、诗意,追求人性的思考。而她的散文意境优美,行文流畅,让人回味无穷。在她的作品中,总是自然流露着一种高雅又略带忧伤的气质。那种忧伤,不是对自我对生活或是对人生的感怀,往往却是她为自己所恪守的“美的精神”受到损害而流露出的伤悼。而她又实在是个多产的作家,从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我们家族的女人》、《朗园》、《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秋天死于冬季》等长篇小说16部,《太阳峡谷》、《岁月如歌》、《我的灵魂不起舞》等中短篇小说集6部,《一本打开的书》、《欲望旅程》、《左岸左岸》等散文随笔集18部,《赵玫文集》、《赵玫作品集》8部,共计七百余万字。凭借散文集《以爱心以沉静》和《一本打开的书》,赵玫连续两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1993年,她又以文学创作整体成就获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学奖;1994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赵玫赴美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1998年,她的散文作品集《从这里到永恒》荣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2001年,中国出版协会颁给她的长篇小说《上官婉儿》年度优秀畅销书称号…… 

 安静地生活是一种幸福

  赵玫说,安静的生活让她有一种幸福感,文学需要寂寞和孤独,但是能忍受寂寞和孤独的人却不多。她平时不常看报纸,也对任何小道消息没有兴趣。她希望能看更多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样的生活低调但是有品质。

  像大多数热爱文字的人一样,赵玫也热爱一种相对“寂寞”的生活。写作成为她生活的一种习惯,一种很私人化的过程。“你要面对的是纸笔或电脑,你也需要一个独立和安静的环境。我经常拒绝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那些浪费了时间的活动还常常夹带某些功利性的因素,我不愿意让自己陷入整天思考这些问题的浮躁中,可以安静地读书写作,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赵玫笑称自己得了一种交往综合症,即在社交场合中常常会感到紧张和局促不安。“文学已经快被边缘化了,不如让作家也边缘化吧,这样清净些。”

  赵玫说,安静的生活让她有一种幸福感,文学需要寂寞和孤独,但是能忍受寂寞和孤独的人却不多。她平时不常看报纸,也对任何小道消息没有兴趣。她希望能看更多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样的生活低调但是有品质。

  《淑媛》对话赵玫

  《淑媛》: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赵玫: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能当个作家,后来读了中文系,但中国的大学中文教育从来都不是培养作家的,大学中文系出来的人多半成了批评家,以前我从事的工作也是这样,写写评论文章什么的。但我内心渴望能够更自由地表达,所以慢慢地我开始了小说创作。

  《淑媛》:有评论把您称为“先锋派”作家,并说您是早期少数采用“女性主义”思想进行创作的作家之一,对此您怎么看?

  赵玫:我一直很欣赏英国的一位女作家伍尔芙,她认为女性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性别才能在各种领域里做到尽善尽美。你必须站在女性角度去思维,这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前提。至于“先锋派”这个称谓,我想可能是由于我所创作的历史小说并没有遵循一贯的章回体模式,并且我将很多现代的理念融汇到故事的叙述中,有种现代主义的风格,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古典的。

  《淑媛》:您偏爱哪些类型的作品,哪几位作家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赵玫:其实上大学那会儿什么作品都读,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但就个人喜好而言,我更偏爱外国文学。我喜欢杜拉斯,喜欢福克纳,喜欢伍尔芙,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已经在我的心里烂熟,甚至成为一种文化流进我的血液里。

  《淑媛》:如果要您为女性朋友们推荐几部经典作品,您会推荐哪些?

  赵玫:我觉得波伏娃的《第二性》和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都是不能错过的经典,她们的理性,她们的智慧,她们剖析事物的角度和方式都很值得女性朋友们学习和借鉴。但波伏娃和伍尔芙的作品相较于一般大众作品而言还是显得晦涩,这同她们过于理性的思维方式有关。所以,如果是普及性的读物,我建议女性朋友们多读读杜拉斯的作品,尤其是那本《琴声如诉》。

  《淑媛》:您平时的爱好呢?

  赵玫:平时就爱看看书,也爱逛逛书店买些新书,家里的书很多,但除了看书,电影是我另一个爱好,尤其是欧洲的电影。我女儿在美国学的也是电影,我们因此有了很多新话题。新浪潮时期的戈达尔和特吕弗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欢。这两年东欧的电影也很不错,去年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罗马尼亚影片《四月三周两天》,是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精良电影,建议大家有空都去看看。

  The one时代的The one女人

  在画家雷·诺阿的眼里,世间最美的事物莫过于女人青春的气质,但女人的美又绝不只是这样的简单。岁月的磨砺虽然会令曾经的容颜不再,然而超越了物质的精致灵魂却经由另一些载体而得以保留,正如杜拉斯和她经久不衰的作品。

  有关杜拉斯的思想,阅读她的作品便可了然,无需多言。但可注意的却是她关于写作、写法的一种独到见解。她说:“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其他我没有思考什么。”

  因为电影而成就一个作家的事,总是屡见不鲜的。《情人》与杜拉斯就是这样。杜拉斯从十几岁开始写作,但直到她70岁的时候,《情人》的出版,不,是《情人》拍成电影后,她才广为人知。《情人》出版于1984年,当年就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这使得杜拉斯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法语作家。1991年,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成功地把这部名噪一时的自传体小说搬上银幕后,又使得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女作家之一。也正是《情人》这部电影,才使得中国读者熟悉她。

  191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生于交趾支那(现为越南南部)嘉定市。她父亲是数学教师,母亲是当地小学的教师。7岁那年,父亲过世,而她母亲在波雷诺(柬埔寨)买了一块不能耕种的土地。少年时期的艰难生活锻炼了杜拉斯透彻的观察力,她的语言对历史具有俯瞰式的洞察力,对回忆的积压表现得富有张力、深邃、沉痛,从而使文章中充满了悲绝的意味,读后让人唏嘘不已而又回味无穷。杜拉斯是一位极端唯美的实验型作家,平庸与通俗为她所不屑,她是那种把风格与先锋视为至高目标的作家,也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对语言的挑剔使得她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冲击力与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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