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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低调翻译家

2012-09-29 01:57 来源:新京报 作者:曹雪萍 金煜 阅读
 在中国,葛浩文接受记者采访时遇到最多的问题不是关于他自己的,而是对于“炮筒”顾彬的评价,这是让他最无奈的,他说:“为什么中国记者都要没完没了地问顾彬,他不会对中国当代文坛说一句好话”。他强调,他不是天天看中国文坛的变化,他说,“我老了,我学乖了,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做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我的精力也有限,我没有一天不在翻译”。

    70多岁高龄的葛浩文曾翻译过巴金、莫言、苏童、冯骥才、贾平凹、阿来、刘恒、张洁、王朔等人的作品,他翻译的时候想得最多的不是作家而是读者,如果他自己读上去喜欢,如果有读者也喜欢,他就翻译。可贵的是,他认为西方读者更青睐那些“揭露中国阴暗面”的作品与汉学家自身的口味脱离不了干系,他说:“在这一点上我要负起责任来,我就是喜欢严肃、悲观的作品。”不过,白胡子的葛浩文也说,这次来中国,碰到好几个美国小伙子说要接他的班,让他很高兴。

    翻译《狼图腾》耗费了他一年的时间。对于“怕狼”甚至“怕‘狼来了’”的他而言,这是一次特殊的翻译经历,他先读了三章后忍住好奇,重头一边读一边译,他希望他以初始的喜悦与悲伤来翻译。

    葛浩文的翻译对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记者 秦斌 摄

    我挑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

    新京报:中国有句古话说“看什么人下什么菜”,“揭露中国阴暗面的作品”更受西方出版界的推崇和汉学家的口味有关系吗?

    葛浩文: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我要挑一个作品,一定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的。我是悲观的人,喜欢严肃的,讽刺的作品,但还有其他很多口味的文学。美国一些书评家认为中国的文学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都是写黑暗的,矛盾的,人与人之间坏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原因是大部分作品都是译者挑选的。这不是一个良好的现状,在这一点上我要负起责任来,可是我不能违背我自己的要求和原则。

    新京报:你挑选的标准和欧美读者对中国文学标准的差异在哪里?

    葛浩文:事实上,美国读者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的作品被翻译过来,他们认为能通过文学来看看中国的现实。

    新京报:有不少国外媒体批评你的翻译,有人甚至说你是“迷失在翻译中”,但同时,听说你也只让你的经纪人给你看表扬你译作的书评,批评的却放在一边,为什么?

    葛浩文:美国方面对我作品的评价,我一律不看。欧美评论家存在两个问题,懂中文的批评家喜欢吹毛求疵,他们的书评我一律不看,我知道他们不会针对作品本身。懂中文的批评家看我的翻译,就看语言,可读性高就好,这和翻译没什么关系。书评有的我看,有的我不看,10篇书评中,看到9篇好的,我没感觉,看到一篇坏的我就非常难受,所以我只让经纪人给我看“表扬”的书评。

    当代中国文坛“存在即合理”

    新京报:哈金、裘小龙这些作家用英文写作,他们和你一样都是中国文化的输出者,和您相比,他们的作品似乎更受欧美市场的欢迎?

    葛浩文:的确有一些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作家获得了国外市场的青睐,比如哈金,他们用英文写中国人的事情很好了,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无法克服。他们已经离开中国很久了,很多人是上世纪80年代出去的,要他们写眼前的中国社会,他们写不出来。比如哈金的新小说写美国的华侨,写得不好,说实话,美国人对华侨不感兴趣,他们并不想知道中国人在唐人街怎么生活。

    新京报: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可也有中国评论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上开出的花,你认为呢?

    葛浩文:中国现代文学深受社会思潮和西方文学的影响,而中国当代文学更丰富,更有独特性。顾彬的说法有点偏激,我认为“存在即合理”。

    新京报:你老说中国文坛好话,中国文坛的种种问题,你是看不见还是不想说?

    葛浩文:我说中国文坛杂乱不见得是坏事情,我觉得中国文坛至少是很健康的。我哪有权力指导中国作家,在美国,我默默无闻。我做翻译很久了,过去我的生活有点不太规矩,喜欢做一些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后来我就乖了,我没有一天不在翻译,只要有一小时就翻一小时,但一年也只能翻两本,所以我看书看得少,这是个大缺点,我想抽时间来看书,但我活在世界上剩下的时间有限,我想还是尽可能多的翻译吧。我现在重点还不是放在30年代,而是当代文学上。

 毕飞宇的作品最难翻译

    新京报:你翻译过王朔、莫言、李锐、苏童、毕飞宇、姜戎等的作品,谁的作品更难翻译?

    葛浩文:莫言的我翻译了6本,他会用很多土话,不太难翻译。苏童的也不难翻译,他写得细腻,但译文和原文很不一样。王朔的也不难翻译,他的北京话其实很好翻。毕飞宇的作品最难翻了,薄薄的一本书,里面的都是很微妙、很谨慎的用词。姜戎比较像哲学学者,他的作品也比较好译。

    新京报:很多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到欧美,但叫好不叫座,你认为什么作品能既叫好又叫座?

    葛浩文:《狼图腾》这本在中国畅销的小说在国外也能成为畅销小说。贾平凹的《高兴》可能比较有市场,主人公拾垃圾的生活对于好奇心重的欧美读者或许有吸引力。

    新京报:书名翻译起来是个挑战吧,哪个书名你翻译起来费尽脑筋?

    葛浩文:像《生死疲劳》,中文里面是佛说,中国人都知道它的来源,但美国没这种背景,必须找个有意思的话,后来我想出了“生命和死亡让我精疲力竭”这样的话,生死疲劳就是这个意思,但我故意拉得很长,就显得很有意思了。

    新京报:你很少来中国,你认为你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的痕迹重吗?

    葛浩文:我的中文写作,所谓的文笔风格没有过多受到中文作家的影响,但还是能被中国人看出来是外国人译的东西。在美国和中国人说话的机会少了,口语感觉是有退步的,反而写起来相对好一点。

    【记者手记】

    在中国遇见中国

    和一个满口台湾腔的美国老头说话感觉很奇怪,一个汉学家并不需要表现得和中国人一样,实际上,葛浩文和任何一个美国老头一样,说话直率,喜爱插科打诨,也必须在讲了一段话之后抽一会烟。“我是糟老头子。”他嘲笑自己。他说自己年轻时候不守本分,事实上,即使他现在变“乖”了,对于另一个热门的汉学家顾彬的刻薄言论,对于美国媒体对他的不客气批评,他都会不屑地耸耸肩:“关我什么事”。不管怎么样,这个糟老头子是现在好几个中国当代文人的御用翻译,他的抽屉永远都装满了别人送来希望他翻译的书,所以他不得不抓紧每时每刻地翻译,毕竟,担任这么小一个市场的领头人,责任还是重大的。

    这次采访并不常来中国的葛浩文,是借了《狼图腾》英文版发布,和“书虫”国际图书节的光。“书虫”是北京最著名的英文书店,说是书店,其实它还是图书馆、餐厅、咖啡吧和俱乐部,暗红色的四壁摆满了书,永远都有人在灯光下读书。偶尔会有一些年轻的中国小伙或姑娘进来怯怯地问:“这是‘书虫’吗?”他们多希望能坐在舒服的沙发上读着自己能懂的语言,可惜,“书虫”里的顾客几乎全是黄头发的英语读者。

    在北京的英语圈里,“书虫”热火好几年了。尽管他们一直都有朗诵会、读者见面会等活动,这次的“书虫”国际图书节却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短短两周时间,近40位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作家分别与读者见了面,当然,还包括裘小龙等华裔作家和葛浩文这个在中国当代文学圈如鱼得水的老头。

    两周时间内,每天下午或晚上,俱乐部里都坐满了人,有的时候,读者们甚至都“占领”了地板。Jenny是负责整个活动的具体操作者,她蓝蓝的眼睛总是微笑着,据她说,读者会根据自己感兴趣的作家选择活动,而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无疑还是“中国”。于是,日复一日地,在慢悠悠启动的电扇下,一屋黄发碧眼的读者安静地听着台上作家议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所有的人都想了解这个国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这些读者的好奇代表着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好奇,“异国情调”是给华裔作家或中国文学出口的最大加分之处,中国之外的西方人想了解中国,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阅读,当中国发生了太多的故事,而新闻媒体只能概括其中很小一部分时,书就成了展现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最完整的平台。

    而当阅读还不够满足好奇心时,那最后的王牌就是与作者见面了。如果说每个“公共空间”都有主题,那“书虫”的主题无疑是“中国”。读者愿意花50块到150块钱,听上两个小时的演讲或对话,如饥似渴地吸取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信息。

    这是一个小众社交空间,但参与的人数却绝对是大众。对于国人来说,我们也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也渴望自己能属于一个兴趣圈子,但遗憾的是,类似的现实空间太少了,唯一幸好的是,我们还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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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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