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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古史辨》

2012-09-28 23:2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钱婉约 阅读
 1923年5月《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信,这不是一封一般的私人信函,这篇大胆立论、引经据典、情辞恳切、洋洋洒洒而意犹未尽的近5000字的论学书简,就是顾颉刚写给友人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史学界众多学者就相关问题持久的考辨论议,赞成者有钱玄同、胡适、魏建功、容庚、罗根泽、童书业、杨宽等人;反对者是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张荫麟等人;还有王国维、傅斯年、钱穆、冯友兰等人参与讨论,发表意见。以此为标志,引发了中国近代史学上著名的古史辨运动,这篇论学书简堪称“古史辨宣言”。后来,上述这些学者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争论考辨文章,从1926年到1941年的15年间,被陆续编辑成书,编成《古史辨》论丛七大册。其中一、二、三、五册为顾颉刚编著,四、六册由罗根泽编著,七册上中下三编由吕思勉、童书业编著,但也是受到前者的感召和鼓励。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这套论丛,并在顾颉刚建议下增加了历史地理内容的第八册。

  概括起来说,顾颉刚疑古学术的主要思想有以下四点:

  一,关于“禹的演进史”的考证。“禹是一条虫”是反对顾颉刚古史辨学人常常称引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断。其实,顾颉刚是最早对“禹”进行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综合性考辨的人。他指出,禹在《说文》中解释为一种有足的大虫,曾作为强有力的动物被铸刻在商周“九鼎”上,古人把这种大虫作为自己崇仰的神,类似图腾,渐渐演变成“上帝派下来治水的神”、进而演变成“最古的人王”。到战国时的《禹贡》等文献中,终于成了夏朝的开启者“夏后”,并且有了与尧舜的承继关系、治水的传说等等。

  二,关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具体来说,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三皇之上又有庖羲,到汉代时,又从苗族神话中引进盘古,作为开天辟地的祖先。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尊古贱今、托古自重的心理,伪上古史不断地被一步步创造出来。因此,形成历史学上“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徵,知道的古史越多”的现象。这种伪造的上古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顾颉刚用生动的比喻概括和说明了史学上中国上古史的发展模式。(《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

  三,打破四个旧观念,客观认识上古史。为了建立和构造正确的中国上古史,必须纠正自古以来陈陈相因的古史观念,“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

  四,古史辨伪的方法。“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本着“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的原则,用层层考辨、梳理事实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上古史,1924年,胡适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为古史辨讨论作了方法论上的总结和补充。他说,顾颉刚的这一见解,具体而言,可总括为下列方式:“(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一册。)

  自1926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册以来,到今年正好80周年了。最近在济南召开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顾颉刚及其《古史辨》以及与疑古思潮相关联的考古、释古、走出疑古等等命题,进行了集中热烈的讨论和争辩,再次显示了80年后古史辨运动不可忽视的学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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