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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的1957年:成作协的头一条“大鲨鱼”

2012-09-28 15:29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丁亚平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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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的油画肖像(1993年) 

  “我一直在等的这个日子终于来了!”1957年的一个晚上,早早上床躺着的萧乾,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

  仿佛一夜之间,他被首当其冲地“端”了出来。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被指认为是他的“反动政治纲领”,是大毒草。他前不久组织发表在《文艺报》上的那些作家、翻译家对文艺、出版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文章,统统被认为是“放毒”,是“点火”,是“偷运毒草”。他在《文艺报》的同事毫不犹豫地和他划清了界限——7月14日,第15期文艺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了该报总编和侯金镜、陈笑雨两位副总编的《我们的自我批评》,率先将副总编萧乾放到作协反右第一枪的位置。

  萧乾成了作协浮出水面的头一条“大鲨鱼”“大毒鱼”。大小批判会、大中小字报、长短文章,一齐朝他开火了。

  在批斗声此起彼落,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之时,萧乾绝望地听着、看着,忽然意识到,现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不就是自己一直在等的那个日子吗?在1949年,他决定回国落户时,就有一种很强的预感了。

  婉拒剑桥盛情 坚持回国定居

  1949年,当时在香港编《大公报》的萧乾有三种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到国外去,三是回大陆。萧乾一向不和国民党人来往,去台湾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可能。所以,摆在他面前的就只有后两个去路。

  恰在这时,萧乾的母校剑桥大学校务委员会,不知怎么得悉萧乾的消息,决定要把萧乾弄回剑桥。于是,剑桥新成立的中文系系主任何伦就向萧乾发出了邀请书,聘他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何伦不但函约,还亲自到香港,劝他接受母校的聘请。何伦给的条件非常有诱惑力,剑桥允诺给萧乾的是终身教职、全家旅费。

  何伦还以老朋友的身份给他许多忠告,劝他为了孩子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何伦给他举了许多例证,还提到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二月革命”后不久,时任外交部部长扬·玛萨里克就由办公室窗口跳楼而亡,死得不明不白。

  然而萧乾想:“我要是到剑桥,生活再好,精神上也不会愉快;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没等何伦再来,就给他留了封短札,婉拒了剑桥的盛情。   绝望的萧乾 坚强的洁若

  1957年那个格外炙烤灼人的夏天,萧乾坐在大楼里,绝望地看着周围的人张牙舞爪,睁眼撒谎,心中就像一片墓地。

  7月份,最早是他曾经短暂工作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领导在全社大会上公开点了萧乾的名,他直截了当的责难和批评经文洁若(萧乾的夫人)回家转述,让萧乾感到十分意外和震惊。接着是民盟关上门没日没夜地开会批他。1957年春,后来被打成“头号大右派”的章伯钧代表民盟请他吃过饭,三番两次地要调萧乾去为他那个民主党派编《争鸣》杂志。这都成了他的罪状。

  批判、揭发萧乾的高潮是在文联大楼开的四次批斗会。四次会的安排还各有侧重和章法,参加者日众,依次由作协、民盟、萧乾以前工作过的大公报及外文出版社的同事、他在30年代的老友等分别上台揭批、发言。

  第一次对萧乾开批斗会的时候,文洁若正平生头一次歇病假。那时她第三次怀孕,本来所怀的那个娃娃在胎里发育得很正常,但在“风暴”中他们忽然发觉胎儿有异,便到隆福医院去检查,果然怎么也听不到胎音。大夫决定再观察一些时间,要她拖到9月底再做引产。

  当时,萧乾的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他绝望了,想到了死,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比较萧乾,文洁若在丈夫挨批挨斗的日子里,显得很镇静。这位文弱女生,每逢开批斗会,都坚持中午赶回家,然后陪萧乾从东总布胡同宿舍步行到王府井大街作家协会会场,去接受批判。

  批斗会上,萧乾低垂着头,坐在前排,默默地拿着一个小本在记笔记。有一次忽然有批判者说他“篡夺文艺报的领导权”,以“偷运毒草”。他忍不住了,就站起来申辩说:“作协书记三次找我谈话,我都谢绝了,以后文艺报的张总编又多次进行说服,我是不得已,是迫于无奈才答应的,后来也是他让我临时负责一下,短时间做个‘执行’副总编的,怎么能说是我‘篡夺文艺报的领导权’呢?”

  “我是引蛇出洞!”萧乾话音刚落,那位文艺报总编就跳将起来,插口大声言道。俨然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

  萧乾愣在那里,迟疑了一下,还想说些什么。这时台下一位戏剧家霍地站起来,带头振臂高呼:“不许右派分子萧乾反扑!”于是群情激昂,台上台下口号连成一片。

  批斗会继续着,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揭批、清算得彻底。

  在那些日子里,文洁若怀着死婴,同萧乾一道经历着会上会下的暴风骤雨。不少人见着她,或交头接耳,或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或远远地躲着她,一时间,就好像她得了麻风病似的。

  几乎已经绝望的萧乾唯一的支撑,就是他的妻子文洁若。面对“暴风雪”的袭击,文洁若不仅没有和他划清界限,而且成了他精神上的坚强支柱。她对他说:“假如你有小偷小摸行为,或者干了叛党叛国的事情,我决不手软,一定亲手把你绑到法院去。现在你是写了不合时宜的文章,吐出了肺腑之言,你有错,但不是罪,更不是阶级敌人。”

  1957年9月29日下午9点,那个足足怀了七八十天的死婴终于分娩了下来。他们给她起名叫“小槿”。把小槿送去火葬时,护士问他们要不要骨灰,他们说不要。他们情愿忘掉一切,忘掉正在过去的噩梦一般的白天和黑夜。

  家,在那样一个政治气氛、那样一种风风雨雨之中,显得格外重要。外面是太冷了,只有在家里,萧乾才能感受到关爱与温暖。

  在外头,他就像得了什么传染病似的,就是熟人见了也“把脸掉过去”。有一位作家曾带他妹妹到萧乾家来过。反右后,萧乾路上见了他随意地问道:“你妹妹好吗?”谁知他绷起脸来瞪了萧乾一眼,说:“我没有妹妹!”有了这样的几次刻骨铭心的遭遇,萧乾简直成了一个囚徒,连房门也不敢迈出来了。

  1957年底,反右逐渐进入尾声,萧乾还在眼巴巴地等着给自己的政治结论或者说处分。就在这时,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各机关又开始大举下放干部,号召到农村去经受锻炼、改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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