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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行:余华作为艺术家之天命

2012-09-28 11:3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廿一行 阅读

  (一)荣格、海德格尔——两种方式论说天命
  
  泰戈尔说:“不是我选择了最好的,而是最好的选择了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艺术家在人类文艺史上的有效作品,本质上只能是天命式的神圣道说(“最好的”选中了你而让你说你才能够说)。事实上,不独艺术家,任何人都不能逃脱或超出各自的天命。这又恰似“诗人之诗人”荷尔德林的道说:“永远有一个尺度适用众生。而每个人也被各各指定,我们每个人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之所。”
  
  荣格和海德格尔是现代西方从理论上用不同的方式肯定天命的大思想家。海德格尔说:“天命本质上是存在的天命,存在本身确实只有以这种方式发生,才与自己相符合;存在只是作为天命而到场,因此也是以天命的形式改变自己。”而存在者必然在语言中存在,因为无论言说与沉默,静处与行动,本质上都是一种抽象却又实在的言说。海德格尔认为凡人只能在他倾听的限度内讲话:“人言的结构,只能是语言之讲亦即差—异之静的轰鸣用差—异的命令拥有常人的方式。……人正是在回应语言的意义上讲话。这回应就是倾听。它听,因为他聆听那寂静的命令(即天命)。”

  言说源自天命的命令,文学创作自然也是一种存在者的言说,当然就也成为一种使命。因此,天命的不同决定了艺术家的不同,艺术家永远只能达到天命允许他达到的高度。不过,在当今科学实证主义畸形膨胀的时代,像诗人和哲学家那样经由信仰或哲学之思而达至的虔诚与顿悟是很容易被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理所当然地拒斥。于是,在这种信仰危机、科学话语雄霸、缺乏本源之思的时代,荣格对神秘事物的实验性考查及哲学心理学式总结就显得尤为意义重大。
  
  荣格的领域并不局限于分析心理学。后期的荣格一直致力于对东西方宗教、神秘术的研究。经由此类研究,荣格发现了大量不合逻辑因果性,却有着重大意义关联性的偶然现象。其实,荣格在研究精神病例时即已发现,当一个人把芦苇杆抛出,并以偶然的形式分开时,六线形便与这个人置身其间的心灵现实建立了某种有意义的联系。而荣格后来在中国的易卦预测实践中,发现易卦的准确性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这种意义的相关性超出了科学因果律的范畴,荣格将其命名为共时律。
  
  在荣格看来,共时性不仅是一种巧合,更是某种有必然合理性的神秘的现象,它既是主体的产物,又是某种客体性质的反映。共时性的存在超出了科学逻辑的解释范围,但荣格认为:既然引起精神现象的非精神的肉体作用存在,那么使事物条理化的早已确定了的精神也应该存在。荣格认为这种精神乃某种至高的不可言说物(似于大道或理),其通过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宇宙无意识的隐秘形式发挥作用。那么,在艺术创作的领域,个体无意识使艺术家独特的心理气质贯穿于作品始终,解释了艺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个人决定因素;真正使命型的艺术家则必然承载集体无意识赋予的重任,能够从艺术家作为一个人的精神和心灵出发,对人类的(和民族的)精神和心灵说话。而越过发生学、最深层、最本质地决定集体无意识乃至更微小之个体无意识的则是宇宙无意识。宇宙无意识乃大道无为之异名也——无为而能无所不为。
  
  (二)余华作为艺术家之天命
  
  现代世界正处于一个无畏的时代,人们喜欢各自用自己的思考度量世界(这样的尺是否太短了?)人们亦醉心于以科学进步的旗号抵毁先圣先贤的智慧,而从来不反思科学自身的盲目性和有限性。少数的思想家已开始反思人类的无根处境,重寻信仰、神秘和超验,以图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之理性虚妄。但是,科学、技术一理性还没有走出其更多发挥积极作用之历史天命,因此,其还尚处于霸权时期,不过,信仰与科学、神秘与理性实现更加合理互补与共存的时代恐怕不会太久远了。
  
  我们且不必太执着地讨论是非与对错,因为人们常常在实践中惊叹于神秘预测的相当准确,却又受科学的思维惯性的主导,从理论、逻辑上近乎媚俗地拒斥神秘。我们只需保持一种平静,暂且存而不论,(譬如对下面将欲进行的对余华文学历程的易学实验性阐释)仅仅视不可自明之神秘现像为一种参考。人永远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也不应该迷信科学。不妨静心细想:圣人之道何以竟传了数千年?而又,古帝王身边之术士一事测不准,即可能遭诛杀,如无很大把握,谁敢担此风险?若简单斥之为骗术,怎可能骗过一个皇帝、两个皇帝、无数的皇帝?或许,只能说是,江湖骗子贪钱无术,败坏了许多高深博大的学问吧。(并非鼓吹预测术,后面将有对其之较中肯评价。)
  
  荣格认为:创作的过程具有女性的特质,作品产生于无意识的深处,任何个人的创造都必然留下个体无意识的斧凿。而作为人类使命的创造,则必被人类深沉博大的集体无意识所推动。海德格尔说:“存在只是作为天命而到场,因此也是以天命的形式改变自己。”下面对余华文学历程的四柱学阐释仅仅是作为一个例证借以映衬或曰补充荣格和海德格尔的这种天命思想。
  
  《余华文学历程之易学阐释》
  作者:廿一行;张字怀一;号太易先生
  
  O、余华命局,大运行迹
  
  Ⅰ、命主余华,生于公历1960年4月3日午时,农历为一九六零年三月八日。
  一九六零年三月八日午时
  劫枭日才
  八字:庚己辛甲
  子卯酉午
  癸乙辛己丁
  食财比枭杀
  四支旺衰:长绝临病
  
  Ⅱ、命主从0岁6月13天开始行大运,于每一交运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交运。
  劫比伤食才财官杀
  大运:庚辛壬癸甲乙丙丁
  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010203040506070
  
  Ⅲ、命局分析:日柱辛酉逢春,为四废日,但日主辛金坐禄,又在年支得长生,年干庚助,月干得生,而提纲卯木被子,酉夹而刑冲,木力大减,时干甲木又泄身生午火,午火旺却身孤不足制众金,反成月干强根助己帮身。故日主仍为身强,喜财杀。幸有时上甲木透干为耗金生杀用神,取为正财格。但病重药轻,主喜水生木进财泄身,财木又资火杀来锻造,忌金、土。   一、子午卯酉,文学魁首(先天之命)
  
  时柱,胎元共得4天乙贵人,故命中能得贵人扶助,年上文昌,利文途。古有子午卯酉四冲得时为帝王之命,不过余华四冲不得时令而废,而年有文昌转文途,且重见将星,故成当代文学魁首。
  
  二、不能成器,偏于玄异(20周岁前)
  
  此20年得庚辰,辛巳劫、比大运。辰、巳分别与日支酉合成金局为忌神,众比劫争财,杀弱无力制。多杂之金不得锻造,不能成器,财运亦不济,运衰。
  
  前十年,华盖逢墓遇空亡,故偏于玄异,余华自幼爱在停尸房玩耍、睡觉,而惧怕月亮。验矣。
  
  三、贵人相助,一举成名(20-30)
  
  此10年为壬午伤官大运。壬能生木助午火,真金得炼必成宝器。此十年逢天乙贵人,得贵人助而成名。此间余华受人提携终从牙医变成先锋文学主将。
  
  四、鼎盛时期,憾失天时(30-35)
  
  30-35岁为余华最黄金期,因癸水食神生财再资七杀,配合妙当,焉能不显贵?故《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皆写于此五年。憾1983-2003年间国运行兑(金)卦,为余华之忌,因在其成长创作的时代,余华得人和,地利,却失天时,故不能进一步在世界文坛上取得大成。
  
  五、才思受阻,十年无为(35-45)
  
  35-40岁行未运,未与时支午火合而不化绊住,午火用神失力;40-45岁行甲运,与时干甲争合月干己,合而不化用神被绊失力。于是才思受阻,十年无为。
  
  六、盛极而衰,《兄弟》而废(45——50)
  
  此五年行申运,乃为日元辛金之羊刃,身旺逢羊刃,又年支子欲半合申而绊住,此举引动了凶煞羊刃,故必主妄动而性情乖张、不与人同,终岂能不自伤其身?余华十年一《兄弟》,不料竟失笑于天下。故此段为余华之衰落期,《兄弟》诚为废余华之作。
  
  七、江郎才尽,但享前名(50-60)
  
  此10年遇乙酉,乙与年干庚合忌神金,酉为日主之禄,金极多为害。喜用神皆弱,无以炼杂金为器,余华必无回天之力,焉能再战文坛?2000年后二十年国运行艮土卦为余华之忌,以余华为代表的一代作家即将淡出中国文坛。然目前世界运走火,08——20年走木,利于余华,其作品在国外仍能保持一定影响力。
  
  八、弃医从文,源于缺木
  
  余华前20年大运皆金,极度缺木,他初中后当医生,又属金,大不利。无意识地强烈向往文途及书本(到牙医店对面文化馆看书,尝试写作)。20周岁后得水、火大运为喜用,又十年天乙贵人,故得一举成名。余华之名中多木可补木火不足,凡人姓名(非后改)中较多的五行,常为其八字喜或缺的五行,此无意识补缺之神妙也。
  
  九、其余琐事,与文学无关,暂不查。   (三)易学象数预测与易理思悟孰轻孰重
  
  现在,我们要澄清如下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只说四柱学预测(及其它)仅仅是一种参考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
  
  古人云:“人算不如天算”。诚然也。最高的法则并非不存在,真实的情况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正如世界本身并不荒谬,只有人才可能认为世界荒谬,只有人才可能陷入虚无。
  
  由于人的有限性,其对外界和自身的认识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精确。包括四柱预测在内的各种术数本质上与科学的方法相似,只是应用的领域不同。它们都是通过力求精密的推演使某种认识趋近明晰化。但是由于作为主体的人不可避免的有限性,使这种认识同样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理(只能在相当的程度内获取成功)。
  
  四柱预测即存在如下的局限,防碍了它的精密性:
  
  (1)推命术本身即有一个不断趋向完善的过程。在唐李虚中时只用年月日三柱,到宋徐子平时才演进为现在的年月日时八字推算。应该说,八字推算在贵贱寿夭祸福等大事推演上已相当准确,但是推命只截止到时辰仍显示了人智的有限性。但如果再考虑分和秒就太过宠大和复杂,无从控制了。更何况时间还可以无限地往细微划分,从自然和天命的角度来讲不可能有两个人完全同时刻出生(仅管用人的度量方法无法测出),所以所有人的命运当皆不相同。而在四柱预测中,经常会遭致“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甚至同分同秒(简称六同)生者命运为何不同”这一问题的质疑。(明显的:为什么六同生者的父母不会同时死呢?而且,他们自己也不会同时死?)这就是一切术数预测的局限:它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测中四柱相同者的相似性,但却不能更进一步界定其中特殊的差异性。于是四柱预测的结果只能首先是一种必要条件(可能充分也可能不充分),而被测者六亲中(一般另须两个四柱)若能再为他提供必要的条件(三个四柱组成牢固的三角形结构),这时,才基本上可以说充分地附合了条件(尤其是对寿夭这样的大事上的预测更当如此)。
  
  (2)术数预测不考虑受测者的主观参与状况(比如:为何僧侣出家之前的事测得准,出家之后就测不准了呢?)荣格在提出共同性时,特别强调主观参与,主客观常交结在一起而发生作用。天命绝非逼迫人的天数,它永远为人留下去选择的自由(也是考验——必须学会死亡和痛苦并非最大的悲哀)。《易经》六十四卦就总在告诫测卦的人当如何选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同时摇卦也需要人的虔诚参与),所以易卦对人生更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人不能因为知晓一切有定数,就放弃自我,怨天尤人。虽然人生大事基本已定,但主观选择将在同样的事件中产生不同的外部效应和心理效果。
  
  (3)人的理解能力有限。人只能在其有限的前理解视域中认识事物。尽管人类的前理解视域有可能不断变大,但对于最高的神圣者(海德格尔语)来说,其终归相当有限。所以即使四柱中(以及其它术数、卦测中)包含的未必完整信息人类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把握参透。所以最成功的预测者也很难万无一失。
  
  那么,我们尝试预测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绝不该是由此换来无知的虚妄自大、沾沾自喜,亦或怨天尤人、投机取巧。人算终究抵不过天算,人不可能凭借自己的智巧对抗天命。相反,人只有顺应天命、倾听天命,才能够成为真正自由的人。预测只是证明了天命的存在,但不可以认为它能使我们摆脱甚至操控命运。相反,它应该使我们产生对天命的畏和对人间苦乐的无所惧怕和拒绝沉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此,体悟易理和圣人之言比测算自己的命运更为重要。古人始终以易理为正统,以术数为附庸。这是非常必要的。同理,现代社会亦应以科学技术为附(工具理性)。而以人文精神、思想文化、宗教沉思为主体,这一点在现今的时代尚远远没能做到。
  
  总之,艺术家和所有凡人都有必要学会倾听天命的声音,抛弃虚妄,追循正道,把顺应天命召唤化成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行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向着人生之天赋使命一往无前,毫不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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