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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天:王弼玄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

2012-09-28 10:2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苏东天 阅读

  王弼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确立,是民族哲学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历史现实的产物,它标志着民族哲学思维的一次巨大飞跃和进步,这是王弼为我国哲学史写下的一页值得骄傲的光辉篇章。

  王弼玄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充分地反映在他的《老子指略》、《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中,这是他研究《周易》、老子《道德经》、孔子《论语》三部典籍提炼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古代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也是他借以注释这三部典籍来研究时代现实,提出的如何解决时代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原则与原理。正如董仲舒借《公羊春秋》以建构他的新“儒术”一样。王弼的立足点与出发点不在研究古文献的微言大义,而是针对历史现实发展的要求,将三部古文献作为楔子,以建构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如果把他的全部著作命名为“玄学”,那么他“玄学”的特质就是认识论与方法论,而不是什么“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哲学。何晏、王弼提出“以无为本”为老子《道德经》道学的特质和本体论哲学之最高命题和范畴,无疑是正确的。就老子“道学”而言,“以无为本”就是“以道为本”,但老子“道”的概念。经战国、两汉的哲学发展,始终未能摆脱宇宙生成论、构成论的束缚,虽然包涵有本体论原理的意义,但毕竟未能确立起作为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指导作用和意义。何晏、王弼能明确提出“以无为本”为时代哲学发展的最高命题和范畴,说明其已不局限于道家,而是超然于诸子哲学之上的,具有民族哲学体系开始走向本体论的意义。然而,何晏仅仅是提出了这一命题,并未对建构本体论哲学作出更多的贡献。而王弼也未立足于“以无为本”去建构本体论哲学体系,而是一方面作为概括老子“道学”所包涵的本体论哲学的特点,一方面作为他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原则。所以他并未化更多的笔墨去论证“以无为本”,仅仅在老子《道德经》四十章注释“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及这一哲学命题,其云:“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这句话的意义是属于宇宙万物生成论,而王弼的注释不仅有生成论的意义,而且赋予了本体论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包涵了“守母存子”、“崇本举末”(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离开了生成论哲学,本体论哲学就失去了基础,而没有本体论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的确立,本体论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就很难建构起来。在魏正始年间,“以无为本”作为本体论哲学的根本命题,即为时人所接受而确立起来,所以要建构起本体论哲学体系,关键是要建立起相应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原理。王弼凭借他卓越的才华,担负并完成了这一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盖是由于时势的剧变和不幸夭逝,使他未能为民族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作出更多的努力。

  王弼“玄学”之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十分简括而明确:崇本息末、崇本举末、以本统末。这是具有辩证特质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我们古代哲学史上乃是一种史无前例而后无来者的创造。因为《周易》、老子《道德经》、孔子《论语》中虽包涵这种认识论与方法论思想,却并未能明确这种原理,它是王弼总结出来,并自觉、明确地建构起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既经确立以后,又未能被而后的哲学史所自觉地认识和把握。崇本息末、崇本举末和以本统末思想,在王弼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史中,也时被运用,但都是作为政治方略与方针。如在经济上,以农业为本、以商为末;在政治上,以民为本、君为末;以德治(王道)为本、法治(霸道)为末。如东汉末年王符云:“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故明君莅国,必崇本抑末,以遏乱危之萌。此诚治乱之渐,不可不察也。”(《潜夫论·务本》)如徐干云:“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其近物而暗于远图。……道有本末,事有轻重,圣人之异乎人者无他焉,盖如此而已矣。”(《中论·务本》)如司马芝给魏明帝上疏云:“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又如高堂隆针对名法之治给魏明帝上书云:“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犹棼丝,非政理也。”而夏侯玄在给司马懿上疏中云:“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踪上古,将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于上,则化行于众矣。”(均见《三国志》本传)这种崇本抑末的政治方略思想,几乎是东汉末至魏正始年间政治思想家们共同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乃是先秦两汉以来基本确定的政治思想原则。然而,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都未能将“本”、“末”作为一对哲学范畴予以研究,更未能认识到将其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原理。所以他们所谈的本末问题,实际上是在舍本攻末,认识论与方法论始终未能摆脱经验论的范畴。因此,尽管当时大家都在唱同一高调,也努力于政治上调整与改革,但成效甚微,难有什么作为。而只有王弼才将“本”、“末’’确立为一对哲学范畴,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来研究现实政治问题,才使传统认识论与方法论产生质变与飞跃。所以在王弼运用崇本息末这—原理去论述政治时,表面上似乎差不多,而实质上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如他云:“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政)治国,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浅,民无所及,故必至于以奇用兵也。”(《老子注》五十七章)王弼是把崇本息末视作治国之“道”,即治国之规律和原理,也就是如何治国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如果立足在“以正治国”,即以政为本,也就是以政治制度为治国之本,就犯了立辟以攻末的错误。光立足于研究制定各种政治方针政策和刑法来治国,王弼认为这是舍本攻末,会越弄越糟。

  因为王弼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是借《周易》、老子《道德经》、孔子《论语》三部文献典籍建立起来的,所以他在论述自己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原理时就不能脱离三部文献各自不同的特点;在运用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去剖析现实问题时,也同样是充分利用和发挥各书的不同优势和原理。比如《老子注》他重点是在论述“崇本息末”、“守母存子”与“崇本举末”的原理,并以此原理来剖析《道德经》和现实有关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王弼认为老子道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主要特点是“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其子”,而“崇本举末”则不是主要的,他只是在《老子·三十八章》注中予以强调。这样,王弼不仅揭示了老子“道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特点,也完善了自己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原理。《论语释疑》是主论“以本统末”原理,这的确揭示了孔子“儒学”体系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特点,就儒学本身而论,孔子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应该说是“中庸”之道,然而就孔子建构儒学体系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而论,则应是“以本统末”。他是把“仁”作为“仁道”来统摄和建构“人道”儒学的。“中庸”之道乃是他分析处理一切社会问题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和原理。《周易注》乃是王弼运用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结合易经基本理论来剖析现实各种问题,以建构起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体系。《周易》的特点是在“究天人之际”的一切问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六十四”种认识、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方法规则和理论。王弼一方面给予全面的系统的揭示与贯通,一方面结合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予以全面深刻地暴露与分析。若从王弼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逻辑思维而论,在某种意义上讲,《老子注》与《论语释疑》是由具体到抽象,《周易注》是由抽象到具体。但是王弼的抽象、具体,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思维方法是有本质不同的,但也不能否定王弼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特质,这是一种天才的自发,而不是一种科学的自觉;是靠借前人的哲学成果(主要是三部文献典籍)的启发,靠时代历史发展要求的推动,使王弼的天才得以放出异彩。所以王弼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确立,是民族哲学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历史现实的产物,它标志着民族哲学思维的一次巨大飞跃和进步,这是王弼为我国哲学史写下的一页值得骄傲的光辉篇章。

  摘选自苏东天著《易老子与王弼注辨义》(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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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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